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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下山之后，胡西里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这帮山匪，都是不务正业之徒，遣散他们回家种地，没一个乐意的。二是还有三个姑娘，该如何安置，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一行人大摇大摆地来到东湖药行，谢过黄世奎帮忙喂马。黄世奎很是诧异，问道：“见到你们上山时，只有三个人，怎么回来时这么多人？”
胡西里说：“一言难尽啊，上到山顶，偶遇这些山贼，还抢了几个姑娘。”
“我的天啊，幸好我们没有爬到山顶，假若上去了，说不定成了这帮山贼的刀下鬼了。”黄世奎说。
“这帮山贼还不算太坏，并不是杀人越货之徒，只是聚在一起不务正业，府衙要是追问，还望不要说漏了嘴，以免惹祸上身。”胡西里告诫说。
黄世奎说：“我没这么嘴贱，自己的药行都忙不过来，哪有闲余的工夫，去嚼舌根子啊？”
胡西里又问：“东湖可有大户需要帮工，这一帮山贼，被我拿下之后，如果没有安身之处，又会聚在一起，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黄世奎说：“前些日子，成立了宜昌河米行，要雇请搬运工，据说到处找人，因活儿太重，许多年轻人，去了一天，顶不住就打道回府了。”
刘义光说：“这倒是个去处，总比聚众为匪要好。能不能带我们前去，探个究竟、问个明白？”
黄世奎用手朝东一指，说：“沿着河坎往前走，不过一二里地，就是河米行的地界儿了，你们自己去探访探访吧。”
胡西里一想，也行。于是要周巴癞子带着他的人，沿着河坎而去。
宜昌河米行，位于北左门的东头，出门往东走百余米，就是米行。房子有两排，百余米长，两排房子门对门开着，通透效果极佳。房子的四面就地取材，是用码头边裸露的石头砌成的，为了防潮，地面用杉木板隔开，空的。背一袋米走在木板上，每走一步就发出“咯吱咯吱”地响声。米行工人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码头边卸船或装船，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如果遇见忙运季节，工作时间更长，码头工人这活儿，特别消耗体力，身体底子薄的人，根本无法坚持下来。
一行人来到米行，见过主事，说明来意。主事说：“我这米行，卸船装船，均需人力，吃不得苦，也混不到饭吃。薪资很厚，一月五块光洋，管吃管住。”
周巴癞子一听，不用胡西里开口，直接应承下来了。
话说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淮盐上行受阻，川盐大量下运，宜昌码头运量陡增。一时在宜昌倒载、换装、揽货、休整的船只数以千计，船民船工达万人以上。以致舟船从上河街（板桥）一直排到大南门、二马路河坡一带，江面连樯接舳、桅杆林立。
由于川盐大量下运，并在宜昌转口，带来了宜昌码头文化的短暂繁荣。川江盐运的繁荣，也促进了宜昌城镇商业贸易的发展。从鄂西北山区陆运来的山杂、毛皮、油脂、大米、煤、盐、糖、烟叶、烟土、水果等，除在宜昌销售外，多数在此转口运往下游。而由下游船只运来的日用百货、瓷铁器、大米、布匹，除在宜昌集散由陆路运销各县镇外，绝大部分由此换船运往上游。就这样，沿江河街成了商行货栈的交易市场，人流客流每年都在增长。
每逢枯水季节，小摊小贩还在沿江沙坝经营“河肆”。当时，宜昌城内的鼓楼街、锁堂街一带成为商贸中心。于是，宜昌被冠以“过载码头”的头衔。
胡西里心想，如果这帮小喽罗身体吃不消，说不准又要落草为寇，先把他们安置在米行，然后再把他们改造成码头上的棒棒军，成为在宜昌城内自主拉客运货的挑担子，或许更适合他们。
这桩事儿算是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三个姑娘又往何处安身呢？刘义光说：“三个姑娘，模样儿还行，身高长相，都比山里妹子有看头。只要梳洗干净，换上得体的衣裳，准是人见人爱的婆娘。要不，一人一个带回家去做自己的婆娘，你看她们的身板，与拖溪女人相比，要硬朗得多哎。”
周耀祖也说：“你这主意，真是不错。不过未经父母允许，自带姑娘家进屋，就怕大人干涉，把事情搞黄了。”
“黄了，大不了认做干妹妹，一人一个，看看她们是否愿意？”胡西里说。
三个男人把想法直接告诉三个女人之后，乌伦珠日格挽住胡西里的胳膊，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就跟定你了，不管你的父母同不同意，我就是你的女人了，心甘情愿为你生儿育女、相夫教子。”
格根塔娜也挽住刘义光的胳膊，说出了同样的话。还有一个叫阿如温查斯的姑娘，挽着周耀祖的胳膊，没有说话，低着头含情脉脉……周耀祖说：“我也没得选了，这就是天意。”
胡西里把乌伦珠日格带回家后，胡不归看了看姑娘的模样，又绕到身后，围着姑娘转了一圈，对胡西里说：“好小子，弄回来一个人高马大的大脚姑娘，真是老天有眼啊，你看这姑娘的屁股，咱老胡家以后准是人丁兴旺、大富大贵啊。”
胡西里不知老爹是啥意思，只是嘿嘿一笑，说：“这么说，老爹你同意了？”
“臭小子，你把人家姑娘都带回家了，我能不同意吗？姑娘叫啥名儿啊？”
乌伦珠日格见胡西里答不上来，忙答道：“老人家，我叫乌伦珠日格。”
“什么珠、什么格？这名儿太长了，不好叫，以后就叫珠日格。”胡西里说。
“叫什么不打紧，只要叫顺口就行了。你把姑娘带到你妈房间里去，她虽然是个哑巴，耳朵还是听得见的，以后她们婆媳相处，时间长着呢。”胡不归说。
珠日格见过胡可人，这个哑巴婆婆端详着眼前的儿媳妇，左看右看，像在欣赏一件宝物一样，不忍松手。胡西里笑了，拉着哑巴母亲说：“妈，没您这么看人的，做饭吧，我们已经很饿了。”
胡不归是个外乡人，在拖溪几十年了，虽说与乡亲们的关系混得不错，苦恼的是，举目无亲。所以，儿媳妇进门就只请了几个徒弟和村长郑书里，自己做了两桌家宴，算是对外官宣胡西里的婚事了。
正如胡西里所料，十多个山匪，在米行勉强混了一周，累倒趴下了。在走投无路之际，胡西里成立了“棒子社”，把这十几个山匪组织起来，任命周巴癞子为社长，一个人一副扁担，开始在码头上拉客送货。
再说胡西里对外官宣结婚的那天晚上，就搂着珠日格睡到了自己的床上了。那一夜，胡不归在儿子的门外“听响儿”，儿媳妇那奇怪的叫声一声接一声，声声入耳，与床板咯吆咯吆的响声混合在一起，胡不归心里默念着——
我的那个神啊，
摇得床板嘎嘎响。
菩萨那个送来哟，
香火袅绕万年长。
这世界，家家汉子有婆娘，
这人间，户户人丁都兴旺！
正如胡不归所愿，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九月初九，胡西里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胡德万。胡德万满月那天，棒子社所有的弟兄们在周巴癞子的带领下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