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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儿在夜里呼啸，使人不由得浑身猛地一颤。老树枝桠上布满了生机正被风儿拨弄着，悠悠地摇曳着。偶有几片翠青的叶儿被刮下，在小院里打着旋儿。脚跟处，一株株茁壮的树苗仰着头，正与风儿热烈相拥。
“天凉了。”
一位少年起身自里屋拿来一件古朴大衣，走近前来，目光中满是崇敬，而后极为尊敬地弯下腰身，小心翼翼地展开大衣，细心又轻柔地为他披上。
“先生。您披件衣裳。”
“先生。您与束毅先生讲到‘德’，并讲到人性和欲望。我便想到，‘德’也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比如我国正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在发展进程中，有极个别人员受到不良思想侵蚀而表现出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还有极个别人员的不当行为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压榨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和价值。先生，您对此如何论断？”
“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选择。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努力。对于极个别受到不良思想侵蚀的情况，与教师失德之核心大体一致，皆是源于自我的失衡。继而思想偏离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轨道，陷入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误区，成了眼中尽是寻找欲望目的达成条件的人。一旦开了口子，往往这个时候，不说为人民服务，亦不说为党忠诚，更妄论清正廉洁了。人民看得到的地方惺惺作态，人民看不到的地方偷奸耍滑，张口闭口满嘴的仁义道德，入心出心满怀的为利是从。不仅忘记了初心、党心，更是忘记了人民。不听人民的声音，是该被时代唾弃的。不吃人民的米粒，是不懂人民的。不看人民的糟粕，是要被人民淘汰的。不走人民的路，是终究见不到真青天的。只有心底想着、念着人民，那才是人民所爱戴的。出现问题不敢讲真话、不敢直面向群众自检错误，只会遮遮掩掩，搞一些莫须有的把戏来愚弄群众，是不得取的，这样只会激化和群众的矛盾，是看不到出路的。这些极个别现象不能代表全体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数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声，助力乡村振兴、完善城市服务。在抗洪救灾中，他们更是不顾安危守护人民。党和国家重视不良现象，加强思想教育、完善监督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不良行为将被摒弃，时代和人民正撑眼瞧着呢。”
“先生。其根本为何？”
“根本。从哲学根源论断，其根本为：存在与本质的背离、意识与实践的脱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实践是符合这一本质的，他们通过为人民服务的行动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但个别人员受不良思想侵蚀后，只关注个人欲望，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指导实践，多数干部将其转化为实践行为，但个别人员意识与实践脱节，言行不一，错误理解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从社会层面论断，根本是为：阶级立场的演变和扭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其阶级立场体现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极个别受到不良思想侵蚀的人员，其阶级立场发生了演变和扭曲。他们受到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影响，开始从个人利益或者小团体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这种立场的扭曲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背离。以世界历史为例，无产阶级一旦有产，便称作有产阶级，自立足于有产阶级，便会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扩大且产业升级、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巩固，渐渐演变成了资产阶级。这一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伴随着人民的痛苦、社会的动荡、国家的萧条。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与自我纠错机制。当这种不良的演变趋势初露端倪时，国家不会坐视不管。这当然，也需要道德准则的规范和根本上溯源的必要。一拖而拖，恐会久病成疾。这一条路，本明晃晃。却晃得一些人睁不开眼，迷蒙中摸索着，摸到资本，摸到官僚，唯独摸不到初心了。一次恍然，回头看去，都丢在无产阶级里了。”
“先生。我明白了。”
“先生。想来束毅先生在经过这一番关于‘德’的论述之后，看见了可实践的可能性。于之后的教学生活中，更能深入关于‘德’的传授？”
“唉。”
“先生。您为何叹气？”
“束先生，一直被苦痛折磨着。在电话普及之前，束先生有一次来信，却是最后一次来信。这是束先生的原稿，你们看看罢。”
他说着自怀里拿出几张皱巴巴有些泛黄的信纸，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一张地展开，轻轻地递给了少年们。
只见信上写道：
“尊敬的林先生：
我拔出脚了，大胆走着。却，快看不到光了。
一九八五年，谷雨。
这是我的自白。
在这所大学的讲台上，我已站立多年，见证了太多年轻学子的成长之路。自与您相见，三年时光悠悠而过，师德于我而言，那分量越发沉甸甸的，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我时常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与痛苦的纠葛之中。我深知教育的本质远不止于知识的简单传递，它更是塑造灵魂、培育品德的过程。在校园里，我目睹一些急功近利的教育乱象如野草般蔓延开来，每见此景，我的心就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揪住。我看到有些年轻教师，为了追逐那科研成果的荣耀与职称的晋升，在课堂上敷衍塞责，对学生的困惑与迷茫视若无睹。而我，虽深知这样的行为不应被纵容，却常常深感自己力量的渺小，无力去扭转这股不良的风气。每当夜深人静，我批改完学生的论文，便会对着窗外那寂静的夜怔怔发呆，似是看到了那一天的灯塔，不停地拷问自己是否真正尽到了为人师者的责任，这种自我的叩问如影随形，仿若一场无尽的风暴，在我心底肆虐。压力也如潮水般向我涌来，让我几近窒息。在学术研讨会上，当我提出要回归教育的本真，重视师德的培养时，有些同仁却对此嗤之以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他们认为科研产出和项目经费才是衡量一个教师价值的关键所在，而师德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空谈罢了。他们那不屑的言论，就像雨点，无情地打在我对师德坚守的热忱之上。而学校的行政部门，有时候也过于看重那些量化的指标，比如论文发表的数量、课题申报成功的次数等等，对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品德的引导与关爱却甚少关注。他们甚至在会议上暗示，那些把过多精力放在学生思想教育上的老师，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可能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我当然知道，这只是在说我。面对学生家长，我也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恼。有些家长只关心孩子能否拿到奖学金、能否顺利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对于孩子在大学期间品德和价值观的塑造则漠不关心。他们会找到我，希望我在成绩评定上给予孩子一些特殊照顾，完全不顾及其中的公平原则。每当他们离开，我便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一方面我不想违背自己的师德底线，另一方面又担心因此而得罪这些家长，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时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师生，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在教育战场上孤立无援的士兵。那些不良的教育风气、同行的不理解、行政的压力以及家长的不合理要求，都如同一座座沉重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头。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沉重的叹息。
我有时候甚至会萌生出逃避的念头，不明白这么看不到尽头的坚持是否值当？可当我看到孩子们脸上绽放的光芒，也会再次打消了念头。这般伟大的抱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肩负起来的。校长说得没错，师德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良的，总是需要漫长的岁月去沉淀和打磨的。如此渺小的我，是该本本分分做一个思想精神的传承者的，也许后来人会做得更好，从而福泽天下。
林先生，祝您安康。
——束毅
（一个渺小的传承者，写于1985年谷雨。）”
“先生。束毅先生实在令我敬佩，却又令我无法呼吸，悲怆，使我悲怆。我看到漫天尘沙迷蒙了天下，烈风呼啸着，束毅先生独自在其中徘徊，前后左右一片光景，看不清方向，仅剩心中亮着的一团志向和抱负的光，却不免蒙上了一层尘沙，铺了满面，沾满了心怀。”
“先生。束毅先生何以走得如此艰难？这可堪称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之事。这样的壮举，他人又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令人费解的是，竟然有人对其进行打压和讽刺，如今看来，这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当我又细细回想时，似乎可以理解，在那个国家刚刚热烈起步的年代，有着诸多紧要之事亟待解决，经济建设被作为主线，每个人的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去思考、去拼搏奋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确实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
“我且慢慢说来。”
他话声微顿，轻声道：“在我收到束先生这封信不久后。1985年小满，顾炜带着万青、杜辉回来南屿了，七年未见，顾炜苍老了些，但相较于十年前初见时的模样，整个人显得更沉稳了些。那一天午后，客栈屋门被敲响，我打开门望清来人，面上止不住的喜悦，紧紧握住了手，撑眼向后瞧去，是两个面生的人。后来在交谈中，方才明白万青是顾炜的学长，也是1977年顾炜去县城了解周丽第一次高考情况所见得人，换言之，万青在精神鼓励层面亦是帮衬过周丽的。杜辉则是她和顾炜在大学研讨会上接触到的人，是一位经济学家。当我问道她时，我很敏锐地发觉到他们神色中的不自然，以我对她的了解，得了空闲定然是会回来南屿一趟的。我便在心底划出了结论，他们有事情在瞒着我，我也不好当面说，只好听听他们的措辞。顾炜语重心长地说：‘立初，她的母亲得了疾，在我们助学助教计划期间，她总是两头跑，也终于在计划顺利完成后，她才得空全心全意回家去照料母亲去了。莫文，不用担心，立初很好的。’
万青是一位看起来很是面善的人，言辞间总是布满了周到，想来应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原因，万青说：‘林先生，常常听顾炜念叨您，今个儿可算见着面了。无论是您对周丽的教导，还是和顾炜曾一起进行的探讨，在后来我听说过之后，心生敬意。也因如此，方才推动了此次助学助教计划的顺利完成，这与您对教育的见解密不可分，若是没有您和顾炜的探讨，想来顾炜主张此次计划并圆满成功将遥遥无期，将会有太多学生和家长见不到教育的曙光了。立初同志，值得我们骄傲，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心向大我，又不失小我，总是惹人敬佩。’
杜辉具备着身为一位经济学家的严谨和理性，总是从根本上进行逻辑分析，杜辉说：‘林先生。我是初次来南屿，但对于南屿土地改革的精彩往事如今看去仍然历历在目。仍记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1979年一次关于经济和教育的研讨会上，我识得了许立初同志和顾炜同志，在那时收到了一封信，便是关于小岗村的土地改革，也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南屿。这也为提出个体经营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发展的基石，更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实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今天我们一路走来，看到了一片生机盎然，这实在值得骄傲。又一回想，许立初同志和顾炜同志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教育过，不由得心中为这片土地赋于上了光彩和信念。同时，心中不免想到，此次助学助教的圆满成功，并非无迹可寻，是存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发展之必要的。也如万青同志所言，若是许立初同志和顾炜同志未曾在这片土地上任教，那么此次助学助教计划的圆满成功将会遥遥无期。实践是真理最好的老师，社会和政策上的一次伟大是实践发展最好的证明，我始终坚信。林先生，这与您的参与，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我得到消息，国家对于这次助学助教的圆满成功表示认可，表示将会以此为基石，发展和拓展更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预测到这将是一次席卷全国的伟大革命。许立初同志实在是牵挂家，以待安稳了家，方得将更大的胸怀敞开给天下、敞开给革命、敞开给国家，这实在令人心生敬佩。’
这一次简短的会面之后，我们一起走街探户，慰问了南屿。顾炜将助学助教产生的一些鼓励金发放给了南屿各家各户，万青则是承诺将派遣更多优质的教师入驻南屿，杜辉表示将会把南屿列为下一项助学助教的重点之一。皆为实在为民生而考虑，我很庆幸她和顾炜可以遇到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使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之后有给她书信过几封，没有回应。1986年，万青同志派遣来了三位大学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是那样的朝气蓬勃，恍惚间就像看到了11年前的自己和他们两个。杜辉同志同样没有食言，助学助教项目顺利在南屿展开了，那一阵子，南屿十分热闹。似是许久没有的烟火气，又回来了，只是换了人间。一茬生，一茬落，一茬又生，一茬又落，往复生生不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常常思念。”
“先生。想来顾炜先生也走上了一条新的教育道路。”
“顾炜。秉承着这一份教育的初心，在经济和政策的双协调下，步步高升，成为了一名教育经济学家。在教育上，主张切实学生根本，以根本之理念，树立学生个人品德，以经济之理念，加持学生个人发展。认为教育之投资，能够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依据是：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往往会考虑太多成本问题，顾炜所主张的便是尽可能降低教育成本，好以更大的拓宽教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对于制定教育政策、分析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评估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先生。同为教育出发，我不免想到束毅先生的苦痛，那之后束毅先生如何去面对和解决的呢？”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人。”
“周丽。”
“先生。周院士？”
“1986年，周丽留学归来。正逢中国‘863计划’的开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制定高技术发展战略计划。例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日本的‘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等。在此背景下，为了迎接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竞争的挑战，我国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了加速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四位科学家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同月，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启动该计划。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987年3月，该计划正式实施。该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最初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15个主题作为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希望通过15年的努力，在几个最重要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并为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后，随着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变化，科技部适时地对‘863计划’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和扩充。‘863计划’对我国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不再受制于人，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它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为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周丽。这四年里在国外知名高校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投身实践参与了一部分科研项目。在与国内的同行专家、学者保持联系中，了解到这一国情，便申请回国，并申请了中科院职位，好以顺利参与‘863计划’。在历经中科院简历筛选、面试、学术报告种种环节之后，顺利成为了中科院的一位工程师。也在这时，束毅和周丽一次似是偶然，又是必然的接触，酿成了悲剧，这悲剧浑然天成，是偶然，也是必然。”
“先生。偶然之必然的悲剧？”
“一九八六年，白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