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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凯南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说起来还跟奚先生有关，文艺学会最近要召开一个纪念老舍逝世十六周年的研讨会；所以，奚先生一接到通知，就里里外外忙碌开来。他平日很少在办公室露面，可最近，总是抱着一大摞一大摞的油印纸、通知单，往他们这里跑，嘴里还不停张罗：
“小钟，这个餐劵，你给盖上图戳，然后一条条撕开。”
“小伙子，又有事做了，《北京文艺学会章程》这儿缺一个‘市’字，你帮个忙给添上。”
“小子，这是学会学员名单，我已经按各单位分类整理好，你再核对一下。”
奚博文一着急，就爱将“小伙子”中间那个‘伙’字省略掉，把钟凯南叫成“小子”。当他再一次用这种随便得有些让人受不了的称谓时，钟凯南还半开玩笑地指出，他也赶紧做很认真的解释；可事后，他说话的习惯终究没有一丝更改。于是，钟凯南暗底下只好用“国无贲将，遂使竖（小）子成名”这句话，来聊以自慰。
“奚先生，你这几天怎么这么忙啊？刚才我下楼梯见你，连个招呼都顾不上打。”
朱老太太抱着一摞报纸、刊物、信件，走进办公室，钟凯南急忙接过去，放到桌面上给它们分类。
“我这还不是在跑老舍的事，脚脖子都快酸了，谁都不愿意作这个报告。哎，真要命，眼看通知的日期就要到了，可这会儿，还连一个人都没请到呢。”
“怎么了，是找不到人，还是人家不愿意来？”
“人家不愿意来呗。不是这个有病，就是那个太老，而且这些都是大人物，咱也请不动呀。你像人大的吴玉章，北大的教授冯牧、傅钟，这些人身体好时都不愿意来，就更甭说不好的时候了。”
“那怎么办？”
“我跟老舍的秘书商量了一下，昨天晚上在那儿呆了足有两个钟头。我们倒还能谈得来。不行，我现在还得出去跑去。”
“这都快吃中午饭了，还去？”
“我不去不行啊，这些教授、研究员也就中午才有时间休息，平时的日子你上哪儿抓去，根本抓不到。”
没等说完，一甩衣袖，又风风火火跑出办公室。
干秘书这一行，的确非常辛苦，他们要面对的都是大量繁杂琐碎的事务。尽管各个学会的副会长不少，学会的理事更多，但真正干具体事的人却一个也指不上。所以，像平时组织开会，联系名人，寄发通知，预定好会场的具体地点，甚至连定餐盒，往主席台上挂大红横幅字条这样的活计，都要靠学会秘书，凭一己之力承担。
隔过一日，朱老太太坐在对面，正开始对如今小青年继续大发感慨，奚博先累得就像摊成一堆泥，脚步踉跄着出现在门口。钟凯南见了，急忙用自己缸子接了温开水，递给他，他也不问这缸子是谁的，端起来“咕咚咕咚”一口喝个干净。
“我跟你们说啊，这几天简直给我累死了。从中关村跑到人大，又从师范学院跑到宣武饭店，连找人带联系会场，好家伙，昨天整整跑了一天。我可真服他们啦。”
然后，他往靠背椅上一躺，让两条腿很舒适地伸开，后脑勺依着椅背，嘴里很不均匀地喘着粗气；那情景像极了好不容易从海里爬上岸，将雪白肚皮翻过来晾晒、口吐白沫的一只螃蟹。
“哎,现在各个学会，人家都是会长、副会长一块儿找报告人，讲座人，再让秘书筹备具体的工作，哪有一个像我们的，好家伙，这------我都五十岁的老头子去给他们找。回来依然休息不了，还得给他们打电话汇报。”
奚博文摘下话筒，开始耐心地一个个拨号，直到在话机圆盘上画了无数条弧，传来“嘀、嘀——”很长的声响，他才住了手，把身子一靠，取一个能保持长久一些的姿势，举着话筒，大声叫道：“喂，是人大吗？麻烦您转一下430，找一下语言文学系的何洛教授。”接着，满屋子都响起他洪亮而急促的声音。他大概说了足有半个钟头，才撂下电话；临走，又回身对朱老太太说：
“对了，我差点忘记，这次会议很重要，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我已经跟‘陆大帅’打过招呼，要借小钟过去帮几天忙。
第二天刚上班，奚博文就派车把钟凯南接了过去。车上除了钟凯南与奚先生，还有奚先生找来的另一个帮手，据说是人大何教授派来的在读研究生，和自己单位的女会计小于。
到了宣武饭店门口，他们就忙碌开来。奚先生带小于忙着联系住宿，钟凯南与那个在读生，负责往饭店搬东西，那都是些印刷品，内部刊物，以及会员登记表和日程表。然后，就是到大会场摆放鲜花，主席台拉挂横幅，摆放桌椅、茶杯、各种资料。等一切准备妥当，已经到了吃中午饭的点儿；稍微填一点肚子，他们又在会场门口搁了两张桌子、两把椅子，钟凯南与女会计小于一人坐一张桌子后面，给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发放餐劵：小于负责收费，钟凯南负责往餐劵上盖章。
来参加这次纪念会的人很多，有北京文艺学会的会员，有外地特意赶来的作家、评论家，还有不少媒体记者，足有二三百人。他们排成很长一个队伍，看得出，他们都是怀着对老舍先生的敬意来与会的。
天很快黑了下来，奚先生已经安排好一间两张床位的客房，研究生到学校住，小于回自己家，只有钟凯南被留了下来。
这天晚上，奚先生跟钟凯南聊了很久。
从奚先生嘴里，钟凯南才知道，尽管奚先生非常有才华，又很能干，可却一生坎坷，饱受命运不公的待遇，在文革前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进行思想改造；后来调到学校，才稍微好一点，当上中学校长。但紧接着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把他打入冷宫。而且，他的家境，也是社联这几个学会秘书中最寒酸的。他有一个在下放农村时娶的老婆，没城市户口，一直没工作，直到最近才找了份临时工，但也属于干两天休三天的活儿，收入微薄。他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早早嫁人；二女儿分配到化工厂干了没几天，就因为吸了有毒气体病倒了，至今瘫痪在床，需要照顾；三女儿还在上中学，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一家五口都需要奚先生一个人养活，这让一个月仅挣五十多块钱的他，感觉到生活压力巨大。
清凉的月光从窗玻璃钻进来，把黑漆漆的客房照得似明似暗，氲氤得宛如处在虚幻中。借着光线，钟凯南隐约看到奚先生蜷缩在被窝里，面朝着他，眼睛一闪一闪的，似乎有泪水在涌动。
“我已经这样了，能熬到现在这个位置很不容易，不可能再有什么奔头；可你们就不一样，刚刚大学毕业，赶上了改革开放，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候。”
“整天在办公室呆着，喝茶，看报纸，能有什么机会。”
“也不能这么说。确实办公室平时没什么事，你正好可以用来多学点东西呀，我看你不是经常看书吗？”
“这倒也是。”
“那你都在看什么书？”
“我看的书比较杂。”
“噢，那你读过遇罗锦的东西吗？”
“遇罗锦？是不是现在报纸上正挨批判的哪个？”
“什么批判，还不是因为她说出了真话。她写的就是自己下放农村吃过的那些苦，有机会你可以找她的文章好好看看。”
“我知道。她还写过《一个春天的童话》，本来登在今年《花城》的第一期，却被上边扣了下来，听说还要把所有这期的杂志没收以后，全部销毁。而且，我看现在的报刊、电台、出版社，都在对这篇文章进行讨伐，说它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
“哼。”
黑暗中奚先生冷冷地嘲笑一声。
“抹黑？她不过是表达自己对爱情，对生活的真实看法，正像她说的：‘爱，就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不爱，就应当解除婚约去另找所爱，这才是光明正大的君子作风。’这说的有什么错？”
“没有。”
“而且，你若是见过她本人就知道，她不仅文章写得好，人也非常好，并不像外界传的全凭他哥哥的缘故。”
“您见过她本人？”
“何止见过，她就在咱们大院《学习与研究》编辑部上班，家就在办公楼的四层。你知道，我从平房搬出，也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也在四层，只不过她住在紧东头，靠近盥洗室；我住在楼层正中间，每天去盥洗室刷牙、洗脸、打水，都要从她家门口经过。虽然没聊过几句，但觉得她人很不错，前一阵子，我还动员她加入我们文艺学会呢。”
钟凯南惊愕地再也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支撑起耳朵，生怕漏听一个字。
现实就是如此：别看报纸刊物上那些油墨点子，写得天花乱坠，鼓噪人心，但知情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足以让那些费尽心力搭建起来的海市蜃楼，一下子土崩瓦解；就像海滩上孩子们用沙子堆砌起的城堡。
钟凯南对奚先生的崇拜更进了一层。
“昨天，他们《北京晚报》的一名记者，还找到我，问遇罗锦是不是另觅到新欢了，才跟他现任丈夫打官司，我说我不清楚。我心里说，这是人家隐私，你们管的着吗！”
“这也够可恶的。”
本来，钟凯南还想就自己的想法跟奚先生聊聊，可一转眼，对面已传来均匀而响亮的鼾声。
第二天的会议异常紧凑，上午是老舍生平与成就研讨会，与会的专家，都带来了分量不轻的研究论文，因为要发言的太多，只能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作者。中午，拿着事先发好的餐劵，到宾馆大堂吃饭，又接着开老舍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的纪念会，主席台上主要请老舍的秘书讲了讲话，他讲的时间到不长；其次，是由老舍的儿子舒乙作报告，他讲了自己所知道的父亲的一些珍贵经历，大概讲了一个小时。最后是文艺节目，一个是金乃千朗诵老舍写的散文，一个是某话剧团表演《茶馆》的片段，可谓一个比一个精彩。底下的观众不断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把双手都拍红了。
回到社联办公室，奚博文见到朱老太太还兴奋难耐地直嚷：
“昨天你没去看老舍的文艺演出，太可惜了。金乃千朗诵的真叫棒，那才叫感情充沛，一泻千里。”奚先生的眉梢、眼角、嘴唇都在往上翘，脸上无一处不露出灿烂的笑容，原来因繁忙笼罩在他额头的那团乌云，早已一扫而空。“对了，还多亏小钟帮忙，他也辛苦了。”
“开的成功就好，开的成功就好。”
朱老太太同样也是笑呵呵的，但明显是一幅敷衍的表情，似乎背后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话。
但仅隔了几天，钟凯南就知道她为什么这样了。
这天，他去收拾专门放期刊、报纸、信件的期刊盒，意外发现盒里扔着两封给遇罗锦的信，一封是《百花文艺》编辑部寄来的，一封是某电影制片厂寄来的，看看邮戳上的日期，都是十天前的。
“咦，这不是给遇罗锦的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钟凯南诧异道。
“这还用说，是收发室给分错了呗，本来是给《学习与研究》的，结果分到咱们这儿了。”
朱老太太悠悠咽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着。
“那为什么不跟传达室说一声？或者交给奚先生，他不是与遇罗锦住一层楼吗，让他转交一下不就行了？”
朱老太太却讪笑一声，放下茶缸，又拿起一张报纸举到跟前，完全没把它当作一回事。
“着什么急，先在这里放几天，让她也着着急。她的丈夫，本来挺老实的一个电工，在最困难的时候娶了她，帮了她，现在她待遇好了，在外面另结新欢了，就要把人家给踹了，人家不答应，她还闹到法院，这样一个作风败坏的女人，还要脸不要脸呀。”
听了这位老革命慷慨激昂，又义正辞严的辩白，钟凯南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