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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萍给他领到一个开敞式的办公室，大概有三百多平方米，每个工作台用矮挡板分隔。他环顾了四周，空间很开阔，房间的左边有一张设计图纸的画版和一个座位。幸萍不断地在看自己的手表，似乎手上工作很忙。幸萍告诉他吃饭的地方，就管自己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坐到自己座位上，这个坐位可能坐过许多人，可以属于他自己的吗。他迅速打扫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终于安定下来。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终于在位置上喘一口气。
他望着图纸出神，那三个维度就好像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每条线都是自己的细胞在跳跃，可以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还有那形成立体式的框架，不就是自己理念的延伸吗？
他在网站上又查阅了一些资料，突出工艺、材质方面的调整，他又一次拿起画笔，相信生命本质的塑造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天晚上杨进回到家里，隐约看见妻子还躺在床上。“药吃了没有呀？”暗淡的光线衬托着妻子苍白的脸色，“没有药了，”妻子似乎没有力气说话。
春节的鞭炮声音，将妻子微弱的声音盖住了。他看了看桌子上的药瓶，用手摇晃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人，但又忍住了。“大过年的，你去哪里了呀？”妻子微弱的声音从房间那头传来，他没有回答。自己走到厨房，盛碗了粥，胡乱吞下。
然后他走到床前，给妻子盖好被子说，“你自己身体不好，早点休息吧。”
然后他走到了自己破旧的写字台前，打开自己的电脑。左边叠加了厚重的一排书，看样子是中国年鉴，在这上面架上一块板，形成了非常平稳的梯形设计台，他在设计台上仔细地修改自己的图纸。
第二天，杨进非常从容地递上自己的图纸，和善的眼光中透露着一种自信。然而耳边又响起那种耗子在水中滑溜的声音，“这与工艺条件相差太远了嘛，”他的神经又一次紧张起来，陶建就在主轴图纸上划上一道又一道粗犷的红线，就像在他的心中划下无数条的痕迹。
这让他非常气馁，他不能界定设计的语言对陶建的影响力，但他能够理解道德的语言；他怜惜的不是这张图纸，而是他昨晚的心血，一些创造性思维可能就此消失。他不知道陶建究竟需要什么。
他又回到了自己座位上，他摆弄着水笔，心里已经开始烦躁起来，他觉得自己脑子空荡荡的，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少渺小。他认为陶建太挑剔了，不仅是对陶建的行为，而且对陶建的韧性特别反感。
他又一次开动机床，模型在手中跳跃着。太阳的光辉照在车床上，他勇猛地挥舞锉刀，仿佛要把一个生命融合在主轴中那样，他轻快地、不间断地转动着模型，肩膀上椭圆形的、坚硬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杠杆一般——这些是机床工的标志。
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是完美的，但每个人的认识总是以不同于别人的向度、深度、速度、规模展开。他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方案，一股伤感的心情从心中浮起，表面平静的脸像一层不泛的湖水。
当他再次走进陶建的办公室。陶建正好在打电话，陶建看也不看图纸，对他说，“你先将方案与图纸复印下给我。”
这次方案大概可以达到统一的了吧。杨进站在复印机的前面自信地想着。他的眼睛充满了强烈的期待。
哪知陶建看见他又大声宣扬，“你设计的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拿去再修改。”整个开敞式的办公室都能听见陶建的声音，陶建又将方案“啪”地一声扔给他的桌子上。他的心一下子又降至冰点。
中午吃饭的时候，杨进耷拉着脑袋走进食堂，一个人坐在位置上发呆，他已经有点累了。他抬起头来，远远看见幸萍与陶建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两个人的手在桌子上比划着，讨论得很兴奋。
幸萍高傲的脸还不时地瞟了杨进，嘴上一边咀嚼着饭菜，她在观察着杨进的表情。杨进仿佛也看见幸萍的眼神在传神，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感觉心里面痒痒的。这时候他太需要一个知己了，就像一个在森林中饥饿了好久的老虎，迫切需要在短期内打开通向生命的链接。
他立即穿过喧嚣的人群，从容地走了过去。当杨进走到幸萍的前面坐下，陶建却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拿着饭碗笑哈哈地走掉了。杨进的眼睛一直停留在幸萍的脸上，但是幸萍一直在回避杨进的眼光，面无表情地收拾着饭碗。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幸萍，幸萍也缓慢地站了起来，优雅地离开了饭桌。
他将期望的眼光收了回来，木然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幸萍回头看他一眼，还咧着嘴笑了笑。他望着幸萍的背影，看到了幸萍不一样的色彩，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