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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曹和赵一曼安顿好后，满洲省委立即派人与他们接洽联系，研究部署如何开展工作，并宣布老曹担任满洲省总工会书记职务，赵一曼主要协助老曹的工作。
为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更利于掩护身份，应付敌人的盘查，老曹和赵一曼在奉天城，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
赵一曼这晚梦见了自己的大姐夫郑佑之。梦境里郑被一伙军人追捕。他一边跑一边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快跑啊——快跑！”
郑佑之的“快跑”声音，把赵一曼从黑夜的梦中惊醒了：“大姐夫，你如今在哪儿啊？我今晚咋做这样的梦啊？难道你遇到了危险……我们从宜宾一别，就再以没有了联系，后来听郑焕如她们简要地讲了你的情况。但如今你又在哪儿？我想你们啊。大姐夫、二姐，我现在到了东北……”
梦境往往是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郑佑之此时此刻，正如赵一曼的梦境一样，遭遇不幸，被敌人逮捕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1年8月，党组织决定撤消川东特委，成立江巴中心县委，领导重庆周围十县市的党组织。郑佑之出任中心县委秘书长。
郑佑之在重庆工作期间，正是党犯“左”倾错误的极盛时期。那时党一再强调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搞工人运动，把大批党员骨干调来城市，用集会、讲演、散发传单这种方式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郑对党在城市的这种工作方法持反对意见，曾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
郑佑之以切身的经验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大城市，党的组织累遭破坏，党的领导人，一个个被捕杀害。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组织，一下子就给破坏了。他极不赞成在大城市执行那种蛮干的作法，并提出愿意去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支持，反而被扣上“保守主义”、“右倾思想”、“农民意识”、“逃跑主义”等帽子。
由于敌人采用残酷镇压和收买叛徒两种手法，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大多数领导人相继牺牲。郑佑之认为再这样下去，在重庆的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吃掉的危险，即决心回农村再创根据地，以保存势力。
为此，郑佑之写信给弟弟郑瑞符，要他筹集银元从速寄来重庆。款到后，他花了200多元大洋，在刘湘军械库里搞到当时最好的10支德国快慢机手枪，并派人秘密运回宜宾。
刘湘得知枪枝被共产党弄走的消息后，立即在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人，寻找枪枝。郑佑之也因此身份暴露，刘湘不惜重金四处悬赏缉拿他，组织决定立即把他调离重庆。
郑佑之在调离重庆时，当他办毕交接手续，去桂花街五世同堂院内交通联络站取信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郑被投入巴县监狱，敌人百般威胁利诱，而他铁骨铮铮、坚贞不屈。
1931年12月30日，郑佑之慷慨就义于重庆罗家湾，时年40岁。
当然，郑佑之牺牲的消息，赵一曼是不知道的。尽管这晚她做了一个不祥之梦，但她从小就听说过：梦是相反的！因此，她就在心中默默地为大姐夫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