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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在这里多开展一些集体活动。
“赵姐，我想起来了，我们这里的人，很喜欢足球运动，我们干脆在公司组织一只业余足球队，你看咋样？”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就按你的意见，尽管成立一只工人业余足球队。同时，还要广泛地联系妇女职工，我想在你们公司开办一个工人夜校识字班，这样就可以吸纳女工参加了。”
“赵姐，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今后就能跟着你读书识字了。好的，我就回去发动工友，按你的指示办，抓紧落实，组织足球队、动员大家参加识字班。”
“好！我等你的消息。”
随后，在大英烟草公司，组织成立工了工人业余足球队，经常开展活动，以强身体，培养工人团结协作的精神；同时，工人识字班很快也开课了。工人识字班，则是通过扫盲教育，启迪民智，打开工人的眼界。
当初，赵一曼是工人识字班的唯一老师。后来，厂里有文化的人，也主动加入，担任夜校的老师，在识字班教课。
通过这些有效的组织活动、集中参与的形式。赵一曼加强了与工人的接触和交流，发现了工人中的骨干分子；再经过培养教育，发展为工会会员，吸收了部分思想先进的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赵一曼在奉天，组织开展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为反满抗日救国运动，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有生力量……
1933年初，根据反满抗日救国的需要，党组织又派老曹同赵一曼转战到哈尔滨，组织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是因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迁到了黑龙江省的重要城市哈尔滨。
赵一曼他们也就随中共满洲省委来到了哈尔滨。赵被安排在省委领导下的省工会，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
当下的哈尔滨，日寇早已实行了“联保制”、“良民登记制”。
老曹和赵一曼刚到哈尔滨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他们“担保”租房。因此，他们就不好租到房子。
我党在哈尔滨的联络员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向时任满洲省委领导的冯仲云报告了情况。冯就安排联络员积极想办法，为老曹和赵一曼解决好住房等问题。
当时，这位联络员也不便贸然直接联系，就以普通商贩的身份，恰到好处地为老曹和赵一曼介绍一处不用担保，就可租用的住房。
联络员就带着赵一曼，来到南岗区的一家俄国侨民家。这家女主人就向她介绍说：“我们这里可以随便租屋，住户不必向日伪警察报户口，只要交足房租，什么时候来住都行，进出时没人过问的。”
赵一曼经过实地观察，觉得这里隐蔽，利用俄国侨民的住房，开展工作、进出方便，只是房租很贵。但这里是他们最适合的居住点，当即就定了下来。
赵一曼就同老曹搬进了俄国侨民的房子。
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哈尔滨这座优雅美丽的城市里，高大的俄罗斯式的房屋，欧式建筑是很多的，几乎随处可见。整齐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新鲜。
而在这座城市里，侨居着几十个国家的人。据统计，这里的侨民多达30多个国家、10多万人。这些众多国家的侨居者，在这座城市里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做各种各样职业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也能见到。更多的是日本人。大多数日本侨民，不等同于日本关东军及随军家属。前者是民，后者是侵略者。
在那时，哈尔滨又是一个黑色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无情地侵占了这里，实行法西斯统治，蹂躏中国人民。日寇、伪军警察横行于市，白色恐怖笼罩的哈尔滨，像是一座大冰城，时刻让人感到寒冷。
赵一曼做地下工作十分谨慎。这时，她已经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作风泼辣的职业革命活动家。
他们来到这里居住后，在邻居眼里，这是一对普通的华人夫妇。白天，赵一曼以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身份，上街买菜、在家煮饭、洗衣服、操持家务活，样样在行。
有空时，赵一曼就坐在家门口，做起针线活、缝补衣服，机警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为“丈夫”等人的开展工作当好“守门神”。
每当晚上，他们就经常加班加点、起草文稿、油印文件和宣传品，往往忙到夜深人静。
当时，老曹担任满洲省总工会书记。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加之他曾被敌人捕去，受过酷刑，因而致残。特别是他的腿严重残疾，走路颠簸，行动不方便。
因而，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老曹开展对敌斗争中，往往是坐镇指挥，由他策划斗争方案，派赵一曼外出开展活动，执行任务。
在哈尔滨期间，赵一曼每天都是在日伪敌特、宪兵军警的眼皮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组织活动。
为了工作开展更加顺利，赵一曼就把在奉天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孙大明调来哈尔滨，仍然协助她的工作。
这年夏天。赵一曼组织几个同志，乘船到太阳岛一个同志家里开会。
这是一个靠近松花江边，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草房，屋里虽然很闷热，但同志们仍然紧闭门窗，一边装着打麻将，一边开会。
不料房东的小孩不懂事，把外面的门打开了就跑出去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