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这时，正好有一个特务暗探在周围巡察，一下子就闯进屋里来了，特务掏出了手枪，凶神恶煞地一步步向桌子靠近，情况十分危急。
桌上的文件都没来得及收拾，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赵一曼急中生智，环顾了一下周围，看见窗边主人刚煮好，放在窗台上那盆滚烫的稀粥时。她镇定自如、若无其事地边摇动手中的扇子，边靠近窗边。
当特务举起手枪对准一位同志时，赵一曼伸手把这盆稀粥扣到特务的头上。特务发出狼嚎般的惨叫声，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感觉头脑像火烧一样，使他失去了反抗之力。
趁此时机，孙大明等同志，迅猛地围扑上去，把特务捆绑起来，塞到床下。到了晚上，赵一曼等人就将这个特务，秘密地扔到松花江里喂鱼了。
这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在同志们间传为了美谈。看似平常的一盆稀粥，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却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和《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方记者，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话又从头讲起——
方记者是一个刚刚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青年人，党性和思想觉悟还不是很高，在采编副刊稿件的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因此，老曹就安排赵一曼去做方记者的辅导老师，帮助他提高觉悟，提升思想，以求采编的文稿，更有利于激发民众、唤醒民众、吸引民众、团结民众投身到反满抗日的大潮中来。
一天，同方记者单线联系的同志，给方传递了党的指示，要他很好地利用报纸副刊这个窗口，来作为我党宣传革命、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
方记者那时刚参加党内工作，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肤浅。
当时选用来稿和方记者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编审，完全由他决定。
有一次，赵一曼读了方记者写的一篇文稿，认为文笔可以，但在思想性上存在问题。她就请联络员联系方，叫他到滨河公园接头。
联络员立即到《国际协报》编辑部，通知了方记者，叫他去滨河公园，找一位赵大姐联系。
方记者按联络的时间，准时来到了滨河公园。他就看见在一个棵大树下的一石条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上身穿着时髦的红毛衣，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高跟鞋。坐在哪里很是亮眼。
那个美丽的女人，正若无其事地照着镜子，用手梳理着头发，不时用眼睛的余光，向身边四处扫描。
方记者慢慢地走近了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时，她合上了小镜子，慢慢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方记者：来者手里拿着一份《国际协报》。
对上了接头联络暗号。那位女人才从石条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请问你是朱先生？”
方记者立即按接头暗语回答：“大姐，你咋把我的姓忘了，我不姓朱，我姓方。”
“对了，是姓方。”对上接头暗语之后，她就请方记者坐下聊：“你就是《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方记者？”
“是！”方记者向她点头。
“我姓赵，你以后就叫我赵大姐吧。”
方记者这才确认了接头的人就是她：“赵大姐，你是四川人？”他听出了赵讲的四川口音。
“我老家是四川的。”
赵一曼同方记者都是文化人，而且又是同志。两位一结识，就感觉相识恨晚。从此，他们就成了好同志、好朋友、好战友。
方记者住在《国际协报》社的一幢二层楼单人宿舍。赵一曼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约好来到了方的住处，两人就在一起聊天，谈形势、谈思想、摆家常、聊工作。
当然，赵一曼记得自己的任务，帮助方记者提高写稿编稿的水平。于是，赵就给方讲授一些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赵一曼讲课时，像一名老师一样认真。在听到赵大姐讲的这些新鲜“课程”内容时，方记者开始不太听得懂，偶尔会出现精力不集中，有走神的空白。
赵一曼就充分调动老师讲课的做法，不时抽问学生新课“内容”。
当方记者被抽问，不能完全准确地回答问题时，他就更加专心听课了。
当时，方记者正在学习俄语，赵一曼就给他纠正俄语发音，教俄语语法。
方记者懂日语。赵一曼就说：“方记者，我教你俄语，请你教我日语，我们互不交学费了。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学习日语，有很多地方用得着的，行动也更加方便一些。”
于是，他们就互为老师，相互做学生。比学赶教，有时还比试谁进步快。
讲课的间隙，赵一曼就请方记者谈谈学习心得体会。当方的体会谈得不太深刻时，赵大姐就向方讲述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共产党的理论知识。
赵一曼说：1927年9月，党组织派我们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1月我因怀孕，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回国，只在苏联留学了1年多的时间。
那时，学校国共两党学生，斗争尚未结束，“斯托”（大林、洛茨基）两派学生斗争也很激烈。我们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刻苦学习俄语。所以在革命理论方面，我也没有能集中精力学习，所知道的还是不多，可以说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也快要向你道完了，我的腹中也就空空了。
方记者听了赵一曼的讲述说：“你自以为是沧海之一粟，而我却感到要学好党的理论，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望顶莫及啊。”
“我学的革命理论，好多都是在苏联学的，你将来如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回来后，我们如能在一起工作，那你站在我的面前时，才真正成了一座珠穆朗玛峰！”
听了赵大姐讲在苏联求学经历后，方记者就开始注意苏联了。于是，他经过多日寻找，四处借书，终于在一位党内同志家里，借到一本译成中文的《列宁主义初步》的书，贪婪地看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