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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鸣是接到团部命令，奉命押解疑犯到清宁县团部驻地待命。
吴老汉带着陈玉兰、吴小秀、吴小运以及吴家两兄弟已经守候在村公所外边了。不知怎么搞得，南华公司的高秘书也带了两个人匆匆赶来了。
当看见钟武跟随刘一鸣走出村公所时，既没有捆绑，也没有带手铐，高秘书就跑上前去问：
“刘连长，你不怕他跑了吗？”
“跑了？他腿上有伤，跑得了吗？”刘一鸣不屑一顾地牵过马来说：“高秘书，回去告诉你们高总，管好自己的事，少操别人的心。通讯员，准备担架，走不动时轮换抬走。”
高秘书自讨不快，退到一边。
钟武一出来，吴小秀就第一个扑上去，抱着他哭了起来。
“钟武哥，我害了你，我不该给你说他们被扣押的事。”吴小秀泪流满面地说：“是我这张嘴巴讨厌，害了我钟武哥。”
“没你的事，别哭。大哥、二哥、三哥，再见了。”钟武向他们招手说，他走向陈玉兰，陈玉兰此刻心情复杂，反而没有流泪。他伸手抱住妻子说：“玉兰，别难过，等我回来。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看你和孩子。”
“你还回得来吗？”陈玉兰望着他说。
陈玉兰不敢相信，她怕从此阴阳两隔，她更怕从此一个人更加孤单，她还怕肚子里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变成了孤儿。但她又希望他说的话是真的，上回当兵走时说要回来去提亲，结果回来了，亲没去提，反倒是自己跪到这儿来与他结婚。而这一次呢，还会有如此幸运吗？还会回来一家三口团聚吗？如果那样，那真是太幸运了。她不敢相信，瞬时间，泪如泉涌一般。
“回得来，一定回得来。一鸣、侯校长都在为我的事想办法，为我的事张罗，侯校长都跑到省城去了。一定回得来。如果我这次回来了，我要重新娶你，隆重地把全村人都请来，大办一回。”
钟武尽力说得轻松，尽力宽慰妻子，鼓励她坚强，使她看到点曙光，看到点希望。尽管他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希望，但他还是要这么对妻子说。他真不愿意今天又是一场生离死别。
“我等你，我一定等你。”陈玉兰说完泪水夺目而出。
“我们的儿子什么时候生下来？”他一边伸手抹妻子的眼泪一边问。
“快了，等你回来才生。”陈玉兰深情地望着他说。
“兄弟，把它穿上，天凉了。”吴老汉拿来了他们结婚时送他的那套新衣，还穿着他过了次春节。
钟武没有推辞，他明白这是大哥的情谊，他穿了这套新衣，再次拥抱了妻子，就跟在刘一鸣那排士兵中间，微笑着挥手走了。那一刻，送行的人都哭了，都哭得泪水长流。在那队士兵中间，他的身影是那样的孤单，身后传来一阵哭泣声，哭得厉害的还是吴小秀，还有一大群赶来的村民，簇拥着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头的石拱桥上，望着他们渐渐走远，还久久站在那儿张望。那些被放出来的人开始忏悔了，开始流泪了，押走的人是为了他们呀，也许这个人再也回不到梨溪了。他们也都跪到了桥上，望着离开的队伍方向叩头拜谢。
从那以后，陈玉兰总是神情恍惚似的下课后往村头的石拱桥上走，上桥后，立在那儿望着丈夫被带走的方向，不言不语地痴呆地望着远方。一开始还有村民上前跟她说几句话，时间长了，村民也只是心疼地远远地瞧瞧她，默默在心里替她祈祷。有时天已经很黑了，她还站在那儿，如果不是吴小秀来劝她，她还不肯回去，立在那儿像座雕像一样。
“姐，回去吧，天都黑了，我肚子也饿了。”吴小秀每次都拉住她的手说。
有时就是吴小秀来拉她，她依然不肯离开那儿，依旧立在那儿翘首凝望，常常如此，令人心疼不已。而且时间才过不久，陈玉兰就显得憔悴不已，仿佛衰老了一般。
“走了多久了，小秀？”有一天陈玉兰问。
“很久了，有两个月了。姐，我们回去吧，你身子要紧。”吴小秀焦急地说：“你天天这样，肯定受不了，爸他们都替你着急。”
“都两个月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他说过要回来，他说过要回来的呀。”陈玉兰自言自语地说。
吴小秀搀扶着她这才慢慢地往学堂走。
清晨天还没亮，陈玉兰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赶紧起了床，没有惊动还在熟睡的吴小秀，一个人又走到石桥上，仍然是望着那个方向。周围很静，偶尔有农户开门做事，生火做饭，烟囱冒出了青烟。
吴小秀醒来时不见陈玉兰，屋里屋外没找到，就赶紧往村口跑，远远地就看到在寒风中站在桥上的陈玉兰孤独的身影。她不忍心打扰她，直到身边有学生跑过，朝学堂跑去，到了该上课的时候，她才走到陈玉兰身边说：
“姐，该回去上课了。”
学堂教室里坐着几十上百个孩子，已经过了上第一节课的时间，才看见吴小秀搀扶着陈老师挺着肚子，步履艰难地缓慢地迈进教室。孩子们都望着她和吴小秀，坐得端端正正，吴小秀也回到自己的座位。
“上课”陈玉兰突然说。
“老师好！”学生们齐整地站了起来说。
“坐下，唱歌”陈玉兰说。
“老师，第一节是语文课呀。”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待大家都坐下后举手说。她感到惊诧，老师这是怎么了，忘记了课程安排吗？
“今天只上唱歌课。”陈玉兰说。
吴小秀惊讶地看着她，又不敢发问。
“唱什么歌？老师。”还是那个女孩举手问。
“送别，新歌。”陈玉兰说：“你带头唱。”
“我不会呀，老师。”女孩说。
“啊，不会。我不知道你们不会唱，我教大家，没写歌谱，我唱一句，你们跟一句。这首歌词是李叔同先生送别朋友写的。”陈玉兰简单介绍说：“跟我唱第一句：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孩子们齐声唱了起来。
唱了一遍，孩子们居然学会了，陈玉兰格外惊奇，就叫那个稍大点的女孩领唱。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老师，还唱吗？”唱完第一遍，那领唱的女孩举手问。
“唱，一直唱，今天上午就唱这首歌。”陈玉兰说。
歌声又唱了起来，陈玉兰靠在讲台上，听着听着不由自主地流起了泪来。
委婉悠长，情真意切，凄凉伤感的歌声，从学堂传出来，引得路过的村里许多人都停下来，望着学堂，听着美妙和动人的歌声。虽然很多人听不懂歌词的含义，但它那平稳催人撕心裂肺的旋律，使好多人眼里都饱含泪水，一直到歌声结束才伤感地离去。
从此梨溪村里就有儿童时不时地哼唱这首“离别”的曲子。
刘一鸣刚到清宁县驻防地安顿下来，就被营长余丁叫了去问了几句话，就直接被弄到团部见团长洪晃，营长余丁和团长洪晃都是他在战场有过生死交往的上级长官。几次危急关头都是他掩护营部和团部撤退，他掩护打到最后的关头才和弟兄们撤下阵地，死里逃生。
“好你个刘一鸣，为啥敢抗命？”团长洪晃一见刘一鸣进来就朝他吼道。
“团长，抗啥命？人家梨溪没有暴乱，我镇压个啥？莫非要我滥杀无辜吗？战场上杀人我不眨眼，杀老百姓我不干。”刘一鸣回答说。
“一鸣，你给团长说清楚嘛。”营长余丁在一旁说。
“那你还押个人回来干啥？你知道师长那儿接了几个电话，都是说我放纵属下不执行政府命令。师长都生你的气了，冒你火了。要不是我说刘一鸣这小子有板眼，有名堂，肯定把你这连长撤了。”洪晃笑了说：“说吧，什么原因不就地毙了，还带回来。纵火通缉犯、暴乱头子。”
“团长，你猜这人是谁？”余丁说。
“谁？”洪晃问。
“刘一鸣这小子的同学，牛师长的兵。烧死的是牛师长他外甥的那家伙。”余丁回答。
“他妈的原来是那牛杂种的兵，我们在前方打仗，他妈的在后方抢地盘，贩鸦片。师座和军座早就不满了，正想找机会算账呢。”洪晃说。
“这人烧的就是鸦片，他那外甥是碰上了找死。团长，这人可以，是条汉子。”余丁说：“跟一鸣一样，是个不怕死的种。”
“一鸣，你打算怎么蒙骗过去呢？是弄个死囚顶包还是怎样？差总是要交的嘛。”洪晃问他。
“团长”一直没有说话的刘一鸣这才说：“顶什么包，侯校长已经知道了，他正在四处奔走，争取公开审理。”
“哪个侯校长？”洪晃问。
“侯朝闻，侯校长。”刘一鸣说。
“侯老先生，可以。老资格，名声大，面子也大，他出面可以。”洪晃点头说，但一想到又问：“为什么要争取公开审理？”
“通过公开审理，把牛师长他们部队的丑揭出来。团长，师长那怎么交待？”刘一鸣问。
“师长那儿我去说，不用交待了。他知道了肯定高兴，说不准还升你个半级一级。一鸣，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人给我看好了，一直到判决后才没事，才交人。如果审判完没事，你把你这个同学弄到我部队来，今天不请你们喝酒了。”洪晃说。
“是，团座。”余丁和刘一鸣敬礼告退。
刘一鸣与营长余丁离开团部，就跳上马，勒紧缰绳，又告别营长策马直奔沙溪镇，到了沙溪镇又直奔“沙溪堂”，跳下马，把喘着粗气的马交给守门的校工，直接进大门朝侯朝闻的办公室兼卧室走去。
“校长。”刘一鸣进门就喊。
“一鸣，辛苦了。我也是昨天才从省城回来。”侯朝闻一边为他斟茶一边说：“我已经联系好了几家进步的报社主编和跑了几个部门，他们已发表了通讯，要求调查、审理梨溪煤矿爆炸案和暴动案，向社会公布真相。有几所学校团体也组织了请愿活动，省政府压力很大。”
“公开审理、审判的可能性大不大？”刘一鸣问。
“应该很大。”侯朝闻说。
“但钟武纵火涉及的是军队，牛师长那儿会放过吗？”刘一鸣担心地问，“我怕这边司法审判完毕，人又让军事法庭弄走，钟武还是个死。”
“这点我想到了，找过你们军长，他当年在我手下干过，他已经给省军政处打过招呼了，说钟武是烧鸦片，属民事案件，由地方法院一并审理，估计问题不大。另外我还找了熊长官，也是要求公开审理。”
“如果是这样就好。”刘一鸣说：“我替钟武谢谢老校长。”
“谢什么，我已经加入民盟了，早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划清了界线。你们的事都是我的事，我想只有利用这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才有可能使钟武活下来，这也是我现在的工作。”侯朝闻说。
“我们团长也是这个意思，由他向师长报告。”
“这样好，我们都作工作，玉兰情况怎么样？”侯朝闻问。
“搬回了学堂，还在继续上课，估计也是担心死了。”刘一鸣说。
“玉兰是个弱女子，遇上这样的事，肯定难受。不知道她能不能挺过这一关。”侯朝闻感叹说。
“老师放心，我在梨溪还有两个排的兵力，南华公司和高昌庆他不敢欺负他。”刘一鸣说。
“一鸣，你先回去，等高院那边决定下来，我请的律师就会赶过来，我们汇合一块找钟武再谈谈详细情况。不管是在省城审还是在这边审，我们都提前作准备诉讼工作。”侯朝闻说：“不过，我还得再跑一趟省城，把公开审理的事坐实，再商议一下营救的工作。”
“老师，我先告辞了，回去陪钟武。”刘一鸣起身说。
“不吃饭啦，一鸣？”侯朝闻说。
“不吃了，先谢谢老师了。我骑马快，回营房和钟武一道吃饭，喝酒去了。”
侯朝闻笑着把他一直送到校门口，见他骑上马，扬鞭而去才回到房间。
刘一鸣骑马回到军营的时候，钟武正躺在行军床上蒙头大睡。刘一鸣走去揭开被子，坐到一旁，拿过水壶，揭了盖，仰头喝了起来。
“起来，你还有心睡大觉，想想往后咋办吧。”刘一鸣抹着嘴边的水说。
钟武翻身坐起，瞪了刘一鸣一眼没有说话，落到现在这种靠别人帮助而苟且偷生，自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知道，刘一鸣、侯校长，还有很多知道消息的人都在为自己呼喊，奔走相告，声援自己。除了刘一鸣、侯校长，那些与自己素不相识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暂时能短时间地活下来？如果是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人生的信念就是靠自己活下来，父亲病死的时候，他还很小，只有五六岁。父亲在时他们家光景尚好，父亲常年在外贩运家乡的农副产品到城里销售，一趟往往是六七天的时间。到母亲生下他时，已经积攒了钱，在离老屋不远的一条小溪边建了个三合院。父亲病死后，家里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但母亲还是送他到乡里读了小学，母亲告诉他，只有读书，才不会像父亲那么辛苦，起早贪黑地在乡下收购粮食和蔬菜，贩卖到城里去，累病了，治疗不及时。他听懂了母亲的话，除了读书，还跟母亲下地下田干活种菜，插秧、担粪施肥。母亲做饭，他生火。他希望自己长得比父亲强，至少不要母亲含辛茹苦的为自己操劳。他的学习成绩果然很好，是全年级的第一名，校长和老师都推荐他去读省国立中学。读省国立中学当然是很多农村学生巴望和羡慕的事情。据说读过省国立中学的几乎都能考进大学，进不了大学也能谋到好的差事。当他看见已经花白了头发，脸上平添了许多皱纹，整天愁眉不展的母亲时，他对母亲说他不去读省国立中学了。母亲不依他，说不去读书就没出息，就是对不起死去了的父亲。从那以后，他就看见母亲四处奔波，筹钱借款，一连几日一无所获。没过几天，母亲就带着他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些纸钱，上了香，哭着告诉父亲说把他置下的家业败了。他当时还有些搞不明白，母亲说这话的意思，当母亲请了几个乡邻帮忙把家里的一些东西搬回老屋，那座泥巴土墙，稻草屋顶的房子时，他才知道母亲为他能去继续读书，把院子典当了，那晚他陪着母亲哭了。
也就是那时候起，他就立志要读好书，不光为自己，也要为母亲把典当出去的院子赎回来，这是他许下的第一个愿望。
书读得好好的，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阴差阳错，卷进学潮；当兵又进了糟糕的部队，押运鸦片；逃到梨溪，又连累妻子和众多村民，死了那么多人。是自己的命运不济还是自己天生就是个灾星？他问自己无数次，找不到答案。
“钟武，你整天发什么呆？也不说话。”刘一鸣见他沉默不语问。
“说什么呢？你们有你们的事，我除了吃饭睡觉，不发呆干什么？还不如把我送进监牢，给你们省好多事。”钟武只好说。
“想进监牢？没出息，你是个服输的人吗？”刘一鸣问。
“不服有怎么样，这种世道就是这样。一鸣，你说我为啥这么倒霉，作啥事都一败涂地？”钟武说。
“别乱想，我叫伙房作了红烧肉，待会我们营长也要来，陪你喝酒。”刘一鸣说。
通讯员进来拿空的弹药箱拼成了桌子，又出去端了一脸盆的红烧肉，香喷喷的，往几只碗里倒满酒。营长余丁和张连副就钻了进来，各自拖了个弹药箱当凳子坐了下来。
“钟先生，久闻大名。”刘一鸣正要介绍，被余丁伸手挡住说：“你伤口好了吧？”
“营长，你咋问人家伤口呢？别的不问？”刘一鸣问他。
“那是你干的好事啊，连老同学都敢开枪。”余丁笑着说。
“营长，你这是夸我呢，还是笑我倒霉臭了？”钟武也笑了说：“刘一鸣那家伙的兵臭，一枪打不死我，又让我待在这儿活受罪。”
“钟先生，我余丁跟你和一鸣一样，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知道是非好歹，喝酒。”余丁端起缸子说。
“你们先喝，我是馋了，我先吃几块肉。”钟武伸出筷子，一连往嘴里塞进几块红烧肉，满嘴是油的说：“真香，好吃，死了都满足。你们今天是来送行的吗？”
“差不多吧。”刘一鸣笑了说。
“送个鬼行。”余丁说：“我是敬仰你钟先生才叫一鸣弄的红烧肉。”
“还敬仰我？”钟武笑了说：“营长，你们至少打了回日本兵，算是保家卫国了。我呢，成了阶下囚，等死，没用的人了。”
“钟先生，话不能这么说，你做的每件事，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口服心服。”余丁说。
“不解恨，打得正在兴头上，军事委员会一道命令，借口补充兵源整休，就把我们撤了下来。把防线留给人家八路军，不知道人家后来要战死多少人，明明就是保存实力嘛。”刘一鸣愤愤不平地说。
“一鸣，军令就是军令，大家都身不由己。”余丁端起缸说。
“营长，连长，干脆把钟先生放了弄走。”张连副突然说：“反正可以糊弄上边。”
“放了？你问问钟武是怎么想的？他走吗？”刘一鸣问张连副说：“他还想当回英雄，他想走，老子早就派一个班，护送出省了。”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钟先生咋不想走？”张连副一头雾水。
“走了，村里十几条人命谁去伸冤？那些贪官污吏的罪行谁去揭露？”余丁对张连副说：“凭这一点，我就佩服，是英雄好汉干的事。弄个人走，凭你我轻而易举，懂吗？团长都喊把钟武先生弄过去。弄去团里了，谁敢去动？”
“懂了，钟先生，我们干。”张连副一口干尽。
钟武也感动了，至少还有这批血气方刚的军人朋友善解人意，明白他的苦心，不管往后多难，他也要趟急流险滩，哪怕是赴死，彼此肝胆相照，不枉人生二十多年。
钟武在军营中等候煎熬中，最难的就是不知道妻子的消息和儿子是何时出生，是否平安？这种牵挂使他又常常伤感和苦楚，又觉得孤独难熬。
其实钟武并不孤独，因为他不知道外界为了梨溪的爆炸案，梨溪发生的血案，已经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已经有多少人在为他奔走呼号。梨溪这个原始、落后、偏僻的小村庄再次成为舆论的漩涡中心，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的焦点。钟武这个人的名字也同样引人注目，他的命运同样牵动了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只是现在还没拉开戏剧的大幕，是非曲折还各说其事，贬低的、歪曲的、赞美的、称颂的各自因立场和代表的阶级利益而各不相同。他想在只有苦苦地等待，在煎熬中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