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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自于屈原的《离骚》，表达了为追寻真理，不惧路途艰险，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的心境。恽代英此时的心情，同样如此。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与风雨，办过书社、教育团、互助团，组织过同学与反动势力斗争，搞学潮、闹罢工，但行进的线路图总是蜿蜒迂回，每次的成功后面都会面临新的挫折和反弹，社会的恶势力像野草一样，被正义的火焰焚烧之后，总是顽固地复生，只不过是改头换面，重新换了一拨人马，换了一张面孔而已。因此，大好河山依然被糟蹋，官府依然腐败，国家依然乱七八糟。官员与富豪们声色犬马、醉生梦死、荒淫无耻，日尽一日地消耗国家的元气。百姓则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他自问，为什么现实与自己所追求和期望的相差如此之远，到底根源和结症在哪里？彷徨忧思，辗转反侧，他写了一首题为《一刹那的感想》的新诗，发表在1921年6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上：
昨天蓦然地想起来，
这魂魄不曾有个地方安放。
这漂零的生活，
令心中每觉怅惘。
我待要不努力，
眼看见许多天使样的少年，
一个个像我样的堕入劫障。
我待要努力，
这罪孽深重的人类啊！
又处处的打消了我的力量。
是我对不住人类么？
人类对不住我么？
我愉快的灵魂，
亦似乎感觉痛苦了。
这似乎是我听见了我的灵魂哀唱。
我知道我应该努力，
但我应该有更合宜的努力地方。
长铗归来乎！
何处是我的家乡？
令我这一颗柔软的心儿，
永远的这样系思怀想！
这首诗真实地表达了这一阶段恽代英苦闷和抑郁的心情，可是他没有悲观，更没有失望，追求真理的火焰在心中越烧越旺。他要用劈天斩地的长剑，去除尽世间的毒邪和恶魔，要亲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他带着相随的学生笠帽跣足，进入皖南乡村，途径泾县、旌德、太平等地，一路上宿街亭、吃干粮，喝井水，不辞劳苦地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
恽代英了解了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民的疾苦，懂得了千年来压迫剥削的根深蒂固，和对农民产生的精神禁锢。
农民生活环境闭塞，因此对于社会的变迁表现出冷漠，懵然无知于社会潮流的走向，形成了愚昧守旧、胆小怕事的惰性，迷失了求强之心思变之欲。在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中固守残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吃糠咽菜中煎熬，甘愿逆来顺受。由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势单力薄，耕种技术落后，小农经济对抗自然灾祸的能力微乎其微，只好靠天吃饭，苟延求生。多少年来，大量农民家败人亡，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最后不得不把一点可怜的耕地也卖掉。
失去了生产资料，就等于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只能转而寄人篱下租耕地主土豪的土地。而土豪劣绅为富不仁，官、黑、富相互勾结。他们以血腥暴力图财害命。只要觊觎了谁的田产，必然夺之。如果稍有不从，就勾来黑社会混混，于夜间放火焚烧房屋财产，把人活活打死烧死。
当时报端有文记载：“天昏地暗，世道无德，饿殍载途，白骨盈野。”
乡野坊间流传的一首歌谣，则更是入木三分：“十担米，九抵租，苛捐杂税又来督。养儿女，靠秕谷，野菜和泪娃娃哭。百姓死，谁来管，问天问地无人怜。”
农民在苦海中拼死挣扎，他们一直认为穷人固穷，富人命好，人生一切都是上天的赐予，恪守命运是永恒不变的天道。
看风水，信阴阳，猜八字，建庙堂，到处乌烟瘴气。封建迷信，牛鬼蛇神，大行其道。它们把精神枷锁牢固地套在农民身上，让农民甘愿被奴役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
恽代英认为“真正了解农民生活的人，才会同情农民，才能为农民所信任。”他认识到“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应该是有志青年的责任，尤其是师范学校的青年人，应该到农村去，到田间去，了解农民的痛苦，帮助他们找寻摆脱痛苦的方法，鼓励他们去为解除痛苦而奋斗。”
恽代英也曾编织过类似托马斯•莫尔式的乌托邦之梦，对“新村主义”怀有一种梦幻般的向往，他赞同新村所提倡的协力共同生活，这种协力，可以发展共同的精神，也可以发展自由的精神，他梦想开辟一块实现“未来之梦”的新天地，走出一条美妙之径。然而这种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想，犹如空中楼阁，描绘的前景动人，但无实际意义。
对此，陈独秀先生发文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及时对他空想社会主义的“未来之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恽代英的触动非常大，也使书社的成员受到了极大震动。
陈独秀指出，在社会的一种旧的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没有被推翻前，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绝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亨利•孚岱（法国无政府主义党人，曾在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处试办“鹰山共产村”）所建立的新村运动，是否真的痴人说梦？
曾是利群书社成员的刘仁静，也在北京写来了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天国”的幻想，指出中国革命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走苏俄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恽代英的朋友沈泽民、林育南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教育救国论”和他的“未来之梦”，赞成用阶级斗争解决社会问题。诚恳地指出，教育救国，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理想是对的，但必须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否则终究不过是个“理想”，终究不过是个“梦”！
在革命实践中屡遭挫折的恽代英，通过讨论和朋友们的批评帮助，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回沈泽民的信中，完全同意沈有关教育的论点，赞扬沈看问题深刻透彻。他写道，反动统治阶级控制下的教育，只是为学生“造了个刮地皮、杀人的资格”。“真觉这种多少有些饭碗主义的形式教育，是没有希望的。”他愤慨地说：“我决不容与迷信旧教育的魔鬼一同办旧学校了。”他逐渐地抛弃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恽代英在给朋友们的回信中，剖析了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压迫”，他不无感慨地说道：“利群书社的一年，真是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
恽代英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避免革命的手段推翻剥削统治阶级，以工读主义的“共同生活”的扩张和用经济来压服资产阶级，从而改良社会使人世间变成“社会主义天国”，永远只是幻想。他终于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彻底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1921年7月，恽代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办的年会。在这里精英荟萃。会上，以邓中夏、高君宇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右翼知识分子，就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还是改良主义道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针锋相对的争论，进一步触动并教育了恽代英，使他认识到大有为学会树立一面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
恽代英回到武昌，和林育南决定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类似于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过组织发动，在黄冈回龙山区一个学校内创办了由24人组成的“共存社”，确立的宗旨是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
这一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成立了，10月份，恽代英找“共存社”会员黄负生，交给这位“共存社”经济干事一笔会费时，黄负生问恽代英对入党的看法。恽代英郑重地说：“建党之事，武汉党的负责人也曾和我谈过，我对他们中的个别人和事保留我的看法。参加共产党的事，我准备直接和上海联系解决。”与黄负生谈话后，恽代英就向中共上海党组织发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接到上海党组织接受他入党的来信。从此，恽代英等人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