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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潮起浪涌，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了恽代英的担忧。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曾经的“容忍政策”，导致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发生。如火如荼的北伐战争，让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窃取了党政军大权。此时的蒋羽翼未丰，还不敢公开背叛革命，并在革命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但是，他一定很快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果不其然，蒋的“忍耐”很快就结束了。事实给出的答案是，对蒋介石心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将铸成流血的后果。
湖北地区工农运动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春潮高涨，党权、政权、军权也都控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手里，蒋介石早就感觉到了威胁的存在。尤其是迁都，对他带来了更大的不利。此时内有右派鼓噪，外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身居宝座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动势力的总代表蒋介石，自然就磨刀霍霍了。
蒋介石私下对幕僚暗示玄机：时不我待，我更待何时！
他迅速动作，采取快马三刀：一是放出风要对共产党施行“制裁的权力”，运用舆论为工具，反对工农运动，为自己不轨图谋造势；二是他在南昌截留由广东去汉口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部分委员，擅自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对在武汉定都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进行实质性的牵制；三是自定会期，提出要于1927年3月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造成凌驾党国之上的既成事实，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眼色。
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万人在武汉集会，喊出了“反对军事独裁”“提高党权”“打倒新军阀”的口号。恽代英与国民党总政治部起草并发表了宣传大纲等文件，提出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反对蒋介石破坏工农运动、坚持革命的三大政策。
3月10日，在汉口南洋大楼三楼举行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二十多项重要决议和对全体党员训令、对全国民众宣言，旨在恢复和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会议免去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仍由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毛泽东、宋庆龄等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工人运动的决议。
蒋介石惶恐不可终日。在其阻挠会议在汉口召开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和号令国民党右派拒绝参加会议之后，便指使在武汉分校的爪牙以“维护校长威信”的名义挑起事端，制造反革命事件，不择手段地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参加工人运动的工人。
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军校向全国发出宣言，同时电告蒋介石，要求他速到武昌向民众做出解释，表明态度。同时在校园展开整顿，严肃处理了一批学生当事者，撤销了同蒋介石来往密切的军校教育长、武昌学兵团团长张治中的职务，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的军校政治训练处处长周佛海见势不妙，则慌忙躲避起来，逃到外号黄玫瑰的姘妇住宅，以窥风声。
武汉军校已经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国民党左派力量和共产党在武汉政权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但因为没有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权，他一直掌握军事权力，为以后的革命事业留下了严重隐患。
蒋介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洪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一些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有“共同奋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此时，蒋介石已背地里与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互相勾结，利用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诿罪于工人纠察队，并在社会上散布诽谤工人纠察队的种种谣言。为防患于未然，上海总工会在上海各报刊登紧急启事，提醒工人和市民警惕流氓的阴谋，并通知全体工人和纠察队员要严守纪律，严防敌人滋事；上海总工会第二次执委会，做出“如发生解除工人武装的事情，则决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的决议；发表敬告上海市民书，揭露反动派造谣中伤、挑拨捣乱的阴谋，希望市民协助制止。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要扑灭革命之火，为了打击真正的革命者，竟无耻地勾结大流氓杜月笙密谋除掉工运领导人汪寿华。1927年4月11日，汪寿华即被凶残的敌人打昏后装入麻袋，运至枫林桥活埋。汪寿华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遇害，成为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背信弃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反动军队按照蒋介石的屠杀密令，埋伏在游行队伍必经的地方，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枪声大作，反动军队数挺机枪同时开火，罪恶的子弹射向徒手工人群众。霎时间，大街上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残酷杀害。
当天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有120余人遭屠杀，180人受伤。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全部交给蒋介石的军警。大地阴风森森，黑云压城，笼罩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
1927年4月12日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在武汉引起极大的震荡。一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蠢蠢欲动。他们摆贺宴写贺幛，制作锦旗，以备送给他们“敬爱”的蒋公及黄金荣、杜月笙等黑社会巨头，并赞扬他们是“精英和富人”的总代表，对待“穷棒子”“泥腿子”毫不心慈手软的屠杀是一次“壮举”。
武汉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迫不及待地解散中央独立师。指派数名走狗把反共的魔爪伸入军校。他们暗中带枪示威，恐吓学员，放风说“帮穷人搞共产，杀无赦”“背叛蒋校长必定前途堪忧”，并且以封官许愿等手段，拉拢一些意志薄弱者，竭尽一切手段，极力孤立和打击革命力量。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为了加强军校党的领导，周恩来派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协助恽代英开展工作。武汉军校在周恩来、恽代英、陈毅的领导下，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努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做好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