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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军阀旅长张英已经被学潮搞得焦头烂额，他清楚地知道，事态正朝不可收拾的方面发展，便丢卒保车，撤换掉了罗毓华，免去其临时校长之职。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因而，下令开除了100多名进步学生，并通知各校不得接收被开除的进步学生。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事实再次印证了这一千古不变的真理。
学生们愤慨地聚集在一起，决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他们集会、演讲，在社会上公开揭露张英与罗毓华勾结的种种不端行为，把川南师范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告知社会，使得他们的丑行大白于天下。
川南师范学生们的正义之举，获得了四面八方的支持。泸县城镇所有的学校一致声援川南师范学校进步学生的正当要求，四川各地的学校也纷纷群起响应，规模空前的学潮席卷全省。与其同时，众多学生家长出动，有工人也有农民，他们云集道署门前，为子弟讨说法。
张英彻底泄气了，无奈中只得请川南师范的吴子俊先生出面斡旋。
吴子俊先生原是一位人物，泸州会文乡奇桠树人，比恽代英长10岁，1885年生。吴先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考入四川省师范学校，1913年毕业后一直在川南师范学堂执教。此公为饱学之士且足智多谋，为人一身正气，做事从不含糊，所以，在泸县远近百里提起他，无人不晓，无人不对其景仰钦佩之至。吴子俊回泸，众人喜出望外，争相延聘。他不为金钱所诱，主动降薪以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引起同仁的自卑感，欣然兼任泸县中学、泸县女子师范学校的理化课，每日往返各校，不知疲倦，尽心尽责。恽代英辞退那些不称职教师时，十分钦佩吴子俊的才德，不仅延聘，且与之推诚相见，凡事多有交流，可谓心有灵犀，志同道合。
张英以永宁道尹身份请出吴，并请吴出任代校长，目的是为缓和矛盾，一日接连派出三拨人马与吴子俊先生联系。吴先生见火候达到，便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是要我担任代校长，必须先释放恽代英；二是对被开除的学生废除开除令，走留随便；三是校务民主。此三项不答应断不敢应允受职。
吴先生的执着令张英无奈，只得同意吴先生具结担保，将恽代英释放出狱。
漫天的乌云，阴沉沉的笼罩着大地，在远方的云缝里露出几道淡淡的阳光。
一位狱警把恽代英送出监狱的大门，低声地说：“先生走好。我知道你是好人，我读过几天川南师范，听过你的演讲，懂得你是一个有正气的人。因家境贫寒我不得不辍学，来这里谋一份差事，养家糊口。如果哪天好转了，我会再去上学的，聆听你的教诲。”
恽代英朝狱警微微一笑，然后面对着凛冽的寒风，用手梳理了一下头上的长发。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刮掉脸上的胡须了，看上去似乎不像一个文化人，一个教书先生，一所名校的校长，而更像一个行者，一个似乎走万里路的行者，一个仿佛从枪林弹雨中奔袭的勇士。
“你好恽先生！”吴子俊出现在身边。
“恽校长，我们大家又见到您了！”这是一个学生的声音。
一群学生蜂拥而至，他们一起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恽代英朝前方走去。
回到了相别数日的川南师范学校，吴子俊先生提出继续由恽代英担当校长之职，自己决定辞去代校长职务。吴先生说：“教理化课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是我多年一直喜欢的专业。管理学校担当校长，你更有经验，更能胜任这个职务。”
学生们纷纷请求恽代英继续担任校长，主持校务。学生代表历数了恽代英到师范任职后发生的所有变化，并呈上一些家长对校改工作给予的感谢信。大家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请恽代英校长留下来，继续留在川南师范。
恽代英还是决定离开泸州，辞去校长一职。
恽代英告诉大家，吴子俊先生有德有才有能力有魄力，同样能做好川南师范的事情，而自己已经应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和教务长王右木先生的聘请，准备到成都师范学校任教，相信大家以后还会相逢共处的。
1923年3月，恽代英告别泸县，去成都与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吴玉章、王右木二位先生相见。
吴玉章，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人，素性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清末，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奉令购运军火。起义失败，返川领导保路运动。9月到荣县，助龙鸣剑、王天杰组织民军北上会攻成都，亲自训练民团，筹措粮饷，支援前线。民军挥师回荣，吴玉章不失时机，与赵艺西、龙鸣剑等人积极配合，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又赴内江，联络鄂军中党人处死清廷大臣端方，11月26日领导内江独立。后乘夜赴渝，清除内乱，巩固了蜀军政府。1917年在北京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选送了留法学生包括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等近两千人。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举行报告会、演讲会，组织和引导积极分子声援湖南第一纱厂罢工事件，支援开滦工人罢工斗争。而今他的好友恽代英已经到来的消息，无疑是激奋人心的事情，立刻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师生中引起轰动。
恽代英带着他的学生张霁帆、余泽鸿到达成都，与王右木共同在西南工学主持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大会。恽代英在会上做了关于马克思的学说和生平事迹讲演，受到与会师生的热情欢迎，会后要求参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活动的达到近百人之众。恽代英又多次在校堂讲解革命理论，吴恽王三人所在的成都师范学校，很快成了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他们组织进步学生深入到工厂、丝织作坊和教会学校工友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工会、发动罢工，还深入到近郊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许多青年，正是在恽代英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也向恽代英倾诉了自己的一些困惑，恽代英以聚会和书信往来的方式，一一作出答复。
有人主张学生政治运动要不染党派色彩。恽代英指出，一些自命无党派无色彩的人，对中国亦全无办法，只能袖着手批评别人。“人要完全没有色彩，只好永远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做些不着边际的事”。
针对一些人“不党”而营政治生活的想法，他诚恳地指出：“一个人孤立的力量，不协同人家，不提携人家，你能做什么事呢？我们必须靠团体才有力量，必须靠会社，靠党，不然，我们将永远屈服于黑暗势力之下。”他极力主张造党救国，指出，“我们必须为中国造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党，除了这没有法子救中国。”
有人说，“即使要救国，亦不必加入任何政党”。针对这种观点，恽代英指出：“我们并不说不入政党的人便不爱国，只是虽爱国而以孤立而散漫，无法打倒一般狐群狗党，所以爱国亦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有人以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学生课业繁重为由，叫学生不必与闻政治，不必入党。恽代英认为，一个人无论是哲学家或数学家，他永远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是政治的生物，因而无法脱离政治。他还认为，党员不是不学无术的政客，读书与入党并不矛盾，“以为入政党便可不读书，这只怪他根本不知政党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加入政党就会受人指挥，处于被动，丧失独立自由和主动的精神。对此，恽代英分析道：一方面，加入一个政党，首先是认同了政党的主义，这是主动和自由的表现。“我们服从于与我们同一主张的党纲与党魁，便只是服从自由，岂有减杀独立自由精神的事？”另一方面，加入政党后，必须要受纪律的约束，才能形成一个有力量的作战团体。“倘若必须要一个群众的政党，想事事不带一点被动性质，可断言无此事理。”恽代英把主义与纪律视为革命政党必须具备的两种要素。他不仅要求党员服从主义和纪律，还要求党员必须同时督促主义的实行和纪律的执行。
还有一些来信反映出许多青年学生对于当时中国政党状况的悲观心理，特别是因一些革命党员个人行为的不当而怀疑，而不信赖革命党，甚至不信赖革命。
还有的人因为革命党内有假革命分子、腐败分子和变节堕落的分子而对党失望。
对此，恽代英指出，不可否认，这些人的存在会对党的信用造成伤害，然而我们的问题不在某个革命党员的堕落，这是他个人的事，我们的问题是怎样造成一个强固的民众运动和一个强固的革命党，使党的主义能得以贯彻始终，使党的纪律能得以坚决执行。“我们要在不痛快的环境中，努力宣传奋斗，使真革命的分子态度越明显，假革命分子自然受淘汰”。
这年6月，恽代英接到邓中夏的来函，由于形势的需要，希望他到沪担任上海大学的教职，于是恽代英乘船告别四川成都，与吴玉章先生挥泪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