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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要说陈立柱这个人，还真是有命又有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刚得到消息就先为他报上名，然后才通知了他。不论考得好不好，至少要去考，否则我两年来的辅导就白费了。
先为他报名主要还是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如今，人们讲起“恢复高考”往往会提1978年，其实应该是1977年。很多年后，我才从杂志上了解到当时的情况：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并邀请了30余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明确支持他们提出“恢复高考”的呼声；同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受到很大阻力，又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最终做出恢复高考的决议；10月12日，国务院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可是，到国内各大媒体正式公布时，已经是10月21日，并称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不可能准备全国的统一试卷，而是各省自行出题。因此，考试科目不一样，甚至考试日期也没有统一，基本是在1977年12月之内。同样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有些考生没有复习时间，甚至没有衡量自己的实力就报名参加，所以交白卷的情况屡见不鲜。当然，自1966年以来已经停止高考10届了，也不可能有衡量实力的标准。据说，某省的高考理科第一名，也就是高考状元的实际文凭是初中。若是放到现在，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考生，不论多么刻苦努力，别说高考状元，只要能考上个“三本”就算是天大的奇迹了。这也反映出“十年动乱”对中国教育造成的创伤有多大。
去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我还在为陈立柱复习功课一直到很晚。12月的北方已经是数九隆冬，他早就不能住在那个窝棚里了，前几天下的小雪又让道路非常泥泞湿滑，所以只能留宿在学校。原本他想去办公室睡，可是为了节约煤，办公室平时很少烧炉子，除非有上级来视察的时候，所以只能住在我的宿舍。
我的宿舍虽然有取暖的炉子，不过烧的是最便宜的大煤块，放进炉子之前需要用锤子砸成小块，常常会砸出一些不耐烧的煤矸石，而且这间加盖起来的土坯房又四面透风，所以坐在炉子旁才能感受到热气，所以……他只能和我同盖一床被子，还能彼此取暖。
高考考点设在临清县第一中学，从野村寨要西行30多华里，为了让陈立柱省一些力气，一路上都是我骑车他坐车。应该是因为昨晚的事我们都还有些尴尬吧，所以彼此没有像以往似的说笑，一路无语。不过，我没有像以往似的骑一段就要歇一会儿，那天的双腿好像特别有力，沿着古运河的堤岸一路就骑到了考点大门口。
目送陈立柱进入考点后，我正转身准备找地方休息，却意外看见李建华骑着自行车飞快赶来。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曾主动要求参加我在课外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还时常请我给他的学习体会提意见。有一次，在我家参加小组学习后，他“不慎”将日记本落下了。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要求交换日记是最大胆的求爱方式之一，而且要以“互相学习”为名。一个女生或男生看了别人的日记，除了另有目的外，就等于是接受了对方的感情表达。
其实，“遗落”日记本有时是因为粗心，有时则是在含蓄地试探。李建华肯定属于后者，我并不反感这种方式，因为在那个年代很正常。我反感的是他做什么事都要有精密的计划，而且谨小慎微，甚至在学习小组讨论时都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好像总是蒙着一层纱让人看不透。第二天，我大大方方地在同学们面前把日记本还给他，为了不让他太没面子，没有说是日记本，而是说把学习笔记还给他。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那个日记本。毕业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听说他比我早两年下乡插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李建华看见我也很意外，连忙捏闸下了自行车，诧异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也是来参加高考的？怎么不进去？”我说是送人来参加高考的。他看了看我的四周，又看向考场，嘴中“哦哦”地应道，然后笑着说：“老同学好久不见啊，我先进去，等考完好好聊一聊，等着我啊。”话音未落，就推车匆匆地跑进考场大门。
虽然李建华裹着一件厚厚的绿色军大衣，还竖起了领子，不过仍能看出他的身材依然很单薄。陈立柱也很单薄，但那是猛长身体的原因，加上时常要干农活，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精壮。李建华则是真正的单薄，还有那张愈加没有血色的白净的脸，以及那双有些旧但很干净的皮鞋，根本不像是上山下乡干过农活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下乡插队了，而且也是在临清县，不过没到半年就以养病为由回省城了，这次是专程为了高考回来的，因为他的户口还在知青点，所以必须回来参加高考。
上午考试结束后，离家近的考生回家，附近有亲戚朋友的就去投亲靠友，剩下的就在教室里或在操场背风处吃午餐。当时，饭馆被当做资本主义取缔后还没恢复起来，就算是有也没钱去吃，所以都是自带干粮和考点提供的白开水。大家带的干粮基本一样，无非就是玉米饼子或窝头，以及自家母鸡下的鸡蛋、自家腌制的咸菜。如果在早几年，不会有鸡蛋，因为鸡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在所有的考生中，恐怕只有李建华带了酱牛肉，用报纸包着，从歪七扭八的包装样子，就能猜出是从原本的一包里分出来的。即便是只有几片牛肉，那也是很招摇了，所以李建华偷偷说带了好吃的，要一起吃，然后把我和陈立柱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如果不是听到陈立柱对我一口一个姐地叫，恐怕我就没有这个口福了。为了陈立柱，毕竟他还在长身体，而且为了高考复习得很辛苦，我才欣然接受了邀请，也吃了分给我的两片肉，不过都只咬了一小半，把其余的偷偷塞进窝头眼里，然后说不太饿，便把窝头塞进衣兜里。我不知道李建华是否看到了，我想是看到了，应该也猜到了什么，下午考试完，他只客气地打声招呼就走了；第二天中午考完后，他说自行车是借公社干部的，要赶紧送回去，并说以后到省城再聚，然后骑车一溜烟走了。
我最讨厌这种小心眼的男人，也很快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忘了。不过，那想象中的另外半包酱牛肉，总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恍一下，还隐隐地遗憾没有让陈立柱吃到。
陈立柱考上了山东师范学院，当时属于中专。那年，大学、大专、中专是统一考试，全国有570万考生，只录取了27.3万人，而且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所以，夫妻同校、师生同读的情况也就比较常见了。也就是说，能考上中专已经很不容易，而且毕业后包分配，属于国家干部。
当时的山东师范学院坐落在济南市文化东路，北门内伫立着一座毛主席挥手的高大塑像。我父亲是学院的老师，全家住在教师宿舍，我参加工作前还在这里进修过，当时叫学习班，所以对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感到既熟悉又亲切。陈立柱能来这里上学，我在由衷地为他高兴之余，也暗暗为自己感到庆幸。从那以后，只要是不开会的节假日，我都会以看父母为由回到省城，回到学院的家。在那里，等我回来的除了父母，还有陈立柱。
其实，回省城一年也不会超过10次。因为闫老师退休后，学校里只有我一名正式教师，虽然陈立柱走后，闫老师又被返聘回来（当时叫“发挥余热”），毕竟他已经退休了，所以我就成为了一校之长，是上级正式任命的。既然当了校长，就要参加很多会，除了教育系统的会，有时候村干部不想去的会，即便与我的工作无关，也会让我代表去参加，毕竟我还兼任着村妇女队长的职务，也就是村妇联主任。当时，除了特别正式的大会，平时开会要以不耽误日常工作为原则。因此，不仅是节假日，连寒暑假也要开会，公社里、县里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那一次，恰是我被评选为县级优秀教师到省城开会期间，陈立柱受伤了，而且就在我的面前。
陈立柱喜欢打篮球，水平还算不错，如果站在罚球线上，基本上能够十投九中，带球能力也非常好，那球就像粘在手上一样，尤其是三步上篮时特别矫捷，就像是一只猎豹，即便是有两个人防守也能突破上篮。那次也是因为突破上篮，因为冲得太猛加上被防守队员绊了一下，他整个人飞起来又重重地摔倒，场边的观众都惊呼起来，可能是我的声音更大，旁边几个人都诧异地看向我。
我和陈立柱的同学一起把他送到学院卫生室，初步诊断是手腕骨折，不得不送到市一医院，拍片、打石膏、开药……整个过程他都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表现得很坚强，像个男子汉。
一阵忙碌下来，已过了学院食堂的晚饭时间。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陈立柱和陪同的两名同学领回了家。我的父母正要出去散步，远远看到我们便转身回家，母亲走进厨房，从来不下厨房的父亲也跟了进去，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给父母说过我和陈立柱的关系，不过父亲毕竟是学院的教师，也许已经有所耳闻乃至目睹，此时此刻显然是在用行动表明他们的态度，那就是——不同意！那两位同学应该意识到了什么，除了喝茶就是低头不语，陈立柱也是一样，而且更显尴尬，我只能假装没事般地招呼照应着，心里则打定了主意——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和这种封建门第观念作斗争！
直到我和陈立柱去公社领了结婚证，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以及一切亲朋好友，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举办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