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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章 、农民工子女上学咋就这么难
有数据显示，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有近2亿人，他们的背后是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也就是说，每8名乡镇儿童中会有1名属于“流动儿童”。这些孩子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并顺利融入城市文化，关乎教育公平、社会和谐的大问题。
一
在济南市堤口果品批发市场做水果批发生意的李大哥对笔者说，儿子进城上学的事，他已经没辙了，只得让孩子回老家的镇中学读书，可是儿子死活不愿意，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李大哥老家在济阳县垛石镇，与妻子来济南从事水果批发生意有五六年了，儿子李振宇一直留在老家。“刚开始在镇小学读书，后来他爷爷奶奶身体不太好，四年前就托人把孩子从镇小学转到县城一所民办寄宿学校。”李大哥说，“也是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点的学习环境。”
可是，儿子今年要小学毕业了，去哪儿读初中成了一个难题。按照济阳县教育局的规定，公办中学除针对县城小学划片招生外，其他生源必须持有县城户口、房产证和学籍表，仅前两项就把李振宇拒之校门外了。县城只有两所私立学校接受来自乡镇的学生，但名额有限。为了公平起见，每年6月底，教育局会采取集中现场摇号的办法录取学生。“号码是四位数，由老师现场摇号，我们随机抽取。都拿到号码后，就会公布两所学校选取的号码，只要后两位数字吻合就可以去这所学校读书，否则就得回户籍所在地读书。”李振宇回忆当天的情形说，两所学校各公布了两组尾数，他抽到的号码是0618，与两所学校公布的尾数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怨自己手气不好。”
这个结果让李大哥很是头疼，让儿子回老家读书，可是镇中学没有寄宿规定，他担心年迈多病的父母照顾不了孩子。在老家的朋友说，找人疏通一下吧，多交点钱说不定能进县城的中学；妻子则说，干脆让儿子到济南来上学吧，就在咱们眼前也好照管。
李大哥开始双管齐下。一方面，请老家的朋友帮忙打听可能的渠道；另一方面，他在济南找了好几家学校询问情况，不过，结果令他就有点气馁，“我6月底去问的时候，绝大多数学校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名额已满，不再扩招了。其余的学校说需要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是，考试科目只有数学，李大哥说这是儿子最弱的一科，倘若是“择优录取”的话，儿子肯定没希望。与此同时，老家传来的信息是：多交1万来块钱，还是有希望进县城一所私立学校的；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希望李大哥行动快一点。
“私立学校的学费本来就很高，加上住宿费什么的一年也得七八千。”李大哥说，“再加上那1万多块钱，对我们来说根本承受不起，上哪去弄这么多钱？”
从6月底一直忙到快开学了，李大哥还没为儿子找到一所合适的学校，他的心里万分着急，“实在不行就回老家，怎么也不能让孩子没书读。”
李振宇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难的问题喊了多年，究其本源，农民工流入地教育资源不足是症结所在。同时，农民工子女“游击上学”的特点，加上部分农民工对相关政策和报名程序不了解，也人为地增加了子女进城上学的难度。
二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而城市教育资源的扩容速度却没有在同步发展。因此，多数的农民工流入地往往会采取严卡户口或“五证”等措施，以应对或者说限制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诉求。即便如此，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依然没有得到缓解，比如“五证”俱全的郑胜强，面对学校“名额已满”的现实，不得不重新考虑儿子的去向。
郑胜强在济南开出租两年了，一直在姚家庄租房住，儿子今年7岁，刚好到了上学的年龄。春节过后，郑胜强就开始盘算着把儿子送到租住房附近的姚家小学读书。7月5日一大早，他带着暂住证、身份证、户口本、幼儿园结业证、接种证明等“五证”，来到学校给孩子办理入学报名手续。在填完一系列表格之后，校方告诉他这只是一次摸底，符合条件的会被电话通知正式报名时间。然而，等到8月初，郑胜强等来的却是校方“名额已满，请考虑其他学校”的通知，这让郑胜强一筹莫展。
名额已满，是现今许多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一大障碍。在采访中，一位小学教师介绍说，按规定小学每班人数不得超过45人，城区小学都是划片招生，学区内适龄儿童必须全部收进来，这样基本上就已经饱和了，很少有能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除非学区内的适龄儿童数量不足，不过，那也要首先考虑招收其他学区的适龄儿童，然后才是农民工子女。
闫女士与郑胜强的情况相同，不过，她在给孩子办理入学报名时则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闫女士的老家在莱芜，目前在济南一家箱包厂工作，由于没有能力在济南购买一套住房，一家三口的户口仍然在老家。于是，孩子上学就成了问题。
由于平时工作时间长，为了便于接送孩子，闫女士在一年前就认准了单位附近的一所小学。为此，她曾特意前去咨询，得知学校每年招收农民工子女都会有名额限制后，在7月初给孩子报名时，除了原本看好的那所学校外，她又到单位附近的另一所学校给孩子报了名。“就当是多加一道保险吧。”闫女士说，“两所学校都说8月20日左右再通知。其实，我的心里挺着急的，万一到时两所学校都说名额已满，那就难办了。”
正是学校每年“空余名额”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二次报名”流程。可是，在“二次报名”中也落选的孩子该往何处上学？这确实让很多农民工家长手足无措。
其实，济南市早在2003年就率先取消了借读费，并首批设立了13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此后，国内一些城市陆续取消借读费。2009年2月2日，国家有关部委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当时，有人评价说，这不仅减轻了部分家庭尤其是农民工家庭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消除了一种教育上的不平等现象。
然而，因学校“名额已满”而陷入僵局的郑胜强，却把进城上学难的问题部分归咎于借读费的取消。郑胜强表示，以前收借读费的时候，外地孩子进一所好点的学校还有机会，现在不收借读费了，好点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名额已满”，连机会也没有了。“如果花钱能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我也愿意。可是，现在想花钱都找不到门了。”
据了解，城乡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不同，农民工子女入学所享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尚未实现异地转移。若从学校方面考虑，在取消借读费之后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就意味着“白干一场”。因此，部分中小学的门槛对农民工子女一再抬高，乃至直接关门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事情。
三
虽然明码标价的借读费取消了，但其他名目的费用却依然在潜滋暗长，“择校费”、“建校基金”等称呼五花八门，令许多家长也搞不清楚。
就读于济南历城区某双语学校的学生梁心如，在入学时就向学校额外交纳了1万元费用。关于所交费用的名目，梁心如的父亲、在七里堡蔬菜批发市场做生意的梁大哥至今还不清楚。“他们说是择校费还是建校基金啥的，也没给个发票或收据。”梁大哥回忆说，“反正是交了这笔钱，就能让孩子在这儿从小学读到初中。”
在采访中，一名老师对笔者说：“实际上，在本学区适龄儿童全部招录完毕后，按招生计划就剩不下几个名额了，加上有一些‘关系户’要挤进来，因此，最终留给农民工子女的名额就会相对较少。”她又补充道，“其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以去教育部门指定的定点学校，那里没有这么高的门槛，还可以少交些费用。”
济南市自2003年设立首批13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以来，这类学校已经发展至30余所，在缓解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受访的10余名农民工家长中，多数表示并不知道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有部分家长虽然知道定点学校的存在，但仍然想方设法即便是花钱也要把孩子送往非定点学校。
“我们距离最近的定点学校也得半个小时车程，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况且，现在的小学三点半就放学了，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在老家，我们还要打工赚钱，没办法接送孩子啊。”与丈夫同在济南一家箱包厂上班的闫女士说，单位的上班时间比较严格，从早8点到晚7点，请假就要扣工资，“小学六年要是天天这样接送，就没法上班了。”所以，闫女士直接放弃了定点学校，而宁愿多交点钱让孩子就近入学。
“让孩子到城里来上学，不只是给他找一所学校就行了，关键是要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老家平度到济南开出租车的温庆鑫说，他不知道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在他的朋友圈中，也没有听说谁的孩子在定点学校上学，“为了孩子上学多花点钱我倒不在乎，就怕好学校咱进不去。”他说。
那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的运行状况如何？笔者按照首批13所定点学校的名单走访了其中的几所。一所学校的门卫告诉笔者，他们在第二年就摘掉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的牌子，原因是“教学质量好，学区扩大，本学区内适龄儿童增多，没有空余名额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另一所学校，教导主任告诉笔者，每年招录的新生名额是90个，前来报名的学生100名左右，基本上能够足额招满，“其中有一半是农民工子女。不过，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强，经常会有学期中途转学进来或转走的。”
在走访中不难看出，这些能够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定点学校，基本上是设在较为偏远的城郊，或是市区内基础较为薄弱的被指定学校。
在济南八里桥从事蔬菜批发生意的袁明臣，两年前把儿子从老家转到济南一所私立小学，每年各种费用需要1.3万元，“刚开始，想送他去一所好点的公立学校，起码得比老家有进步，但太难进了。我也去附近的定点学校看了，觉得学校环境和教学水平不太理想。后来，有朋友推荐了这家私立小校。”袁明臣说，“每年学费1万多块，也觉得有压力。不过，这是为了培养孩子将来有出息。相比定点学校，还是觉得值。”
显然，正是因为距离远和对教学质量的质疑，让多数农民工家长并不认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而宁愿花钱与城市学生“分享”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可是，如何才能及时解决且必须要解决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呢？
【注：二级标题，续上章】篇外：农村儿童求学也遭难
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子女遇到了“上学难”、“度假难”等问题，而身在农村的农民子女则遇到另外一些问题。
一
早晨刚过8点，家住何官镇的李静带着8岁的儿子，坐上开往青州市的公交车去参加培训班。去年夏天，李静给儿子在城里报了一个钢琴班，从那以后，每到周六，雷打不动，她都要陪着儿子进城学钢琴。
对李静来说，在去年儿子上小学后，就变得更加忙碌了，特别是周末陪儿子进城学钢琴，让她深刻体会到城乡在教育、交通方面存在的差距。
李静从小喜欢唱歌，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原因，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了，所以她对儿子寄予了很大期望。“孩子从小对音乐比较感兴趣，先培养兴趣吧，要是将来真能在音乐方面有点成绩，那是最好不过的啦！”
现在村里的孩子近一半选择去城里借读，一些孩子甚至从一年级就开始去城里上学，但李静没有让儿子去，用她的话说就是：“男孩子太调皮，不放心。在城里上学一周回家一次，孩子有什么坏习惯也发现不了。”但是，对于儿子去城里学钢琴，她却一点也没有犹豫。
对于城市家长来说，周末让孩子参加兴趣班、特长班是比较普遍的，而在农村能让孩子参加这类培训班的家庭还不多。除了经济条件限制的原因，农村交通不便利也让家长们却步，因为农村孩子想参加兴趣班、特长班，一般要去县城，这会让家长和孩子付出更多的辛苦。
李静的丈夫在南方省份跑运输，平时照料孩子、周末陪孩子学钢琴的事只能落在李静身上。她目前在村里的加工厂上班，工资是按天结算，为了陪儿子学钢琴，每个周六都要请假，这样就会被扣掉一天的工资。
李静算了一下儿子参加钢琴培训班的花费：一个月4次课，每次课的学费是75元，每个月300元；从镇上坐车到城里需要5元，母子来回车费是20元，加上被扣掉的工资，一次课的成本至少150元，每个月600元。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每个月总花费900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更让李静头疼的还是交通问题，村子距离公交车站3公里，再乘车近30公里才能到城里。
“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耽误一节课以后就不好补了。平时最怕下雨下雪的天气。有一次下雪，孩子被冻感冒了，高烧39度多，打了四五天吊瓶才见好转。”李静说，一起参加培训班的十几个孩子中，只有她家来自农村。
去城里上课不容易，李静和孩子也特别珍惜。每次学完回家，李静都是督促儿子在家里花200元买的电子琴上反复练习。看着儿子弹钢琴的水平在逐渐进步，李静很希望镇上也能有个好点的钢琴培训学校，这样就不用辛苦地往城里跑了。
“如果儿子能坚持学下去，以后攒点钱给他买架钢琴，这很可能是我们村里的第一架钢琴。”李静说。
二
阴沉的天空下，北风乍起。
近17时，平原县东关学校门口，马路上已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电动三轮车占了很大比例，这是县城周边的农民骑来接孩子放学的。自从撤点并校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接送孩子的大军中。
只要不放假，每天早中晚，罗庄都会驶出一支“车队”，浩浩荡荡驶向县城，他们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家长，袁洪武就是其中的一员。每天清晨6点多，把两个小孙女从床上拖起来，填鸭似地给她们塞上两口饭，7点准时顶着寒风出门。到中午再接回来，下午再送，再接，天天周而复始。
在罗庄，袁洪武不乏“同行”。目前，罗庄村在平原县城东关学校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各有10多个孩子。这近30个孩子，都需要天天接送。
“接孩子就和上班一样，只能盯着时间点来，其它的事什么也干不成。”袁洪武今年60岁，以前一直在外干建筑，2011年下半年，大儿子的双胞胎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他只得自动转岗，专职接送孩子。
之前，村里的孩子上幼儿园没有这么麻烦，该村附近有一家棉纺厂的私立幼儿园，孩子们都在那里入园，但后来被撤并了。“村小学也是一样，都撤并到平原镇里去了。”
聚集在校门口的电动三轮各有特色，有的花260元钱装了一个封闭式车厢，有的只是用塑料布搭了个篷子，还有的为了防寒，在车篷上搭上床毯子。
“就是这样也很冷。”后路村的一名家长正在整理车厢里的小被子，“俺村离县城远，有十五六里地，到了幼儿园，孩子冻得小脸发青，鼻涕都流出来了。”
校门外，一名中年男子格外引人注意，他身边的自行车上堆着高高的被褥，车把上挂着脸盆、饭盒等物品，他是来接女儿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和10多个同学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个月才回家一次。“从她9岁就开始在校外租房了。我们村远，天天接送根本不可能。”说起女儿，他心疼不已。
别人都站在校门口的马路对面，一位60多岁的老汉却一直站在校门口。“想孙女了，快半个月没看到她了。”老汉家住60多里外的腰站镇，今天骑着三轮特意来接孙女。孙女平时在学校附近寄宿并吃小饭桌，一星期才能回家一次。“这次为了期末考试，中间没回去。”他告诉笔者，孩子进城上学是儿媳妇的主意，她觉得城里的教学条件比乡镇好。“有时一个星期的中间也来看看她，孩子见了家里人就哭。”老汉的眼圈开始有些发红。
没有寄宿的孩子天天因上学、放学受苦，家长们天天接送也是一肚子苦水。家住城北的刘丰霞是一名菜农，她和丈夫种了4亩大棚，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还要风尘仆仆地骑着三轮车赶到学校接儿子。“大棚的苫子刚放了一半，到放学的点了，只好丢下活赶来接孩子，每天都这样。”刘丰霞说。
“不如一起包车接送孩子，即方便，还省钱。”笔者尝试着建议道。
站在校门外的家长们纷纷表示反对，“媒体上总是报道校车出事故的新闻，所以到处都在打击‘黑校车’，没人敢拉了。”
“要不，同村或顺路的互相帮着接送也可以啊。”笔者又发出第二个建议。
“现在的孩子金贵着呢，谁也不敢担那份责任，路上出了事怎么办？”家长们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决了。
刘丰霞说，现在孩子小，不能寄宿，又没有校车，更没有通往学校的公交车，只能天天接送。村里有孩子上小学的人家，有的想过让孩子搭乘去往县城的客运班车，但由于发车时间不稳定，孩子上课容易迟到，也只得作罢；还有的想让孩子中午吃小饭桌，一天能少接一趟，但一个月要交80元饭费，如果寄宿的话，一个月要花300多元，这对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许多村民只好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