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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据我事后了解，原本严小红根本没看上陈立柱，甚至有些看不起他的唯唯诺诺，她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党校新调来的一位教师身上。那位教师很年轻，根本抵挡不住严小红的攻势，两人暗中建立了恋人关系，甚至发生了性关系，这肯定瞒不住朝夕相处且多数已有家庭的同学们。就算是现在“师生恋”也是被禁止的，更不要说当时的党校。然而，这种事传扬出去肯定会有损学校形象，所以那位教师很快就被调走了。针对严小红，一是要按照程序做思想工作，党小组没人愿意出面干这种事情，就指派了陈立柱；二是在她的人事档案中记下一笔，这让她以后的仕途屡遭不顺。
学习班结业后的两年间，他们那一期的学员几乎全部担任了乡镇的主要职务，有的甚至升任到更重要的岗位，只有严小红只是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才被任命为县棉纺厂的副厂长，主管又脏又累的生产业务。
那时，国营企业正在深化改革，逐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责任制”，提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不过，必然就遭遇到生产物资短缺的瓶颈，各地随之出台五花八门的保护措施，严防本地的生产物资外流，进而更加重了供不应求的态势。
严小红为了采购棉花四处奔波求援，其中自然就找到已经是乡委副书记的陈立柱，虽然他没有分管农业，也没有分管商业，但竭尽全力做了协调工作，甚至把邻近乡镇也协调了。这件事很快就被县长知道了，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严厉斥责陈立柱是“吃里扒外的卖国主义”，并责令他负责把外流的棉花追回来。
陈立柱不得不骑车到临县找严小红，那个县的县长得知后，特意到棉纺厂把他请到县招待所，由严小红作陪把他好好地招待了一番。当时的招待很简单，除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盆炖肉烩菜之外，就是灌酒。等陈立柱晕头转向两手空空地回来后，又被县长臭骂一顿，责令必须追回来。
其实，两位县长彼此很熟，在去地区开会时也经常碰面，可是都心照不宣地避谈此事。这就苦了陈立柱，来来回回跑了近一个月，最终把那个县的县长逼急了，将酒杯一墩，骂道：“你让你们县长来找我，先跟我谈谈明年春季浇水的问题。真是给他脸不要脸了！”
那个县在我们县的上游，灌溉农田的河水是从他们那里流下来的，平时还没什么，只是每到春季灌溉时节需水量大增，上游势必要截流，虽然上级进行了协调并作出放水量的相关规定，可是绝大多数农户甚至彻夜不眠加紧灌溉，当地干部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一夜之间下游就变成了涓涓细流。每到这时，我们的县长不得不亲自前去协调，甚至指派干部去那里驻扎协调。两位县长一开始看似避而不谈棉花的事，其实是在以打冷战的形式相互试探虚实和底线。结果是，那位县长看似是在破口大骂，其实是在表明态度：明年春季灌溉的问题好商量。
果然，第二年我们的县长只亲自去了一趟，就把灌溉水量的问题解决了，并顺理成章地指派陈立柱驻扎在那里进行督导。就这样，陈立柱和严小红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
这种事，妻子总是最后知道的那个，而且是他们实在瞒不住了，因为严小红怀孕了。当时，严小红已经结婚，那年代也没有DNA检测这回事，如果严小红死不承认也没事。问题是，她在党校那段“绯闻”一开始就闹得风言风语，在随后的工作中，即便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大家也会躲躲闪闪甚至避之不及，所以她就选择下嫁给本厂的一名技术员以避口舌。可是，她的心境依旧高远，总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两人新婚不久就分床而睡了，她甚至以工作忙为由常住办公室。也就是说，两人很长时间就没有了性生活，此次严小红居然怀孕了，再老实的丈夫也不会容忍的。
这种事如果放在现在，随便找家小诊所就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可是，那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医疗体制改革还处在试水阶段，个体诊所只在大城市刚刚出现，经营范围仅限于治疗常规疾病。而且，对生活作风方面仍然抓得比较严，有的地方甚至因为私自办舞会而被按照流氓罪处理。至于私自堕胎或流产，在当时处罚得非常严厉。所以，只能去正规国营医院，不仅要有丈夫陪同，还要到单位开证明信。那时，对介绍信或证明信的管理也很严格，不仅每页都有编号，而且必须留有标注事由的存根，公章更是由专人管理和使用。
纸，终于包不住火了。
严小红本想主动求得丈夫的原谅，还指天发誓地表示，以后一定要好好跟他过日子。谁承想，积怨多时的丈夫终于爆发了，他没有动手打人，而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思维，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厂门口，声称要与严小红彻底决裂，并扬言一定要揪出破坏他们家庭的幕后凶手。虽然严小红缄口不说“凶手”的名字，但风言风语指向的是陈立柱。陈立柱得知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不得不主动向我坦白。
其实，我之前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甚至在陈立柱被派驻临县时曾特意去看望并留宿过，还和当地的干部一起吃过饭，用现在的话就是申明“主权”，但终归不能天天把他拴在裤腰带上，所以只能事事从好的一面去想。谁知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看到他从未有过的惊慌沮丧的样子，我是既恼怒又心疼，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一切，因为我不能失去他，我们的孩子和他的老娘不能失去他。所以，我给他定下“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措施。其实，也只能这样静观事态的变化了。
然而，事态在不断恶化。严小红的丈夫虽然没有从她口中问出“凶手”的名字，但已经从风言风语中认定是陈立柱，他没有选择直接找陈立柱进行对质，而是以了解“凶手”到底是谁为由，从严小红近前的朋友、同事、领导开始询问，并且不断扩大范围。我的朋友也在不断把相关消息偷偷告知我，还说那人的做法太阴毒了，不仅能够最大范围地败坏严小红的名声，而且早晚会找到陈立柱。
陈立柱也应该听到了传言，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思想压力越来越大。我当时反而希望严小红的丈夫尽快找上门来，不管闹到什么地步，只有早发生才能早了结，然后我和陈立柱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最终，严小红的丈夫没有找上门，因为陈立柱出事了，是车祸。等我从济南母亲的葬礼匆匆赶回来时，他已经被送进太平间。事后，有人说那辆外地的大货车开得太快了；有人说那个司机坚口说是陈立柱故意拐弯撞车；也有人说肇事司机当然要推卸责任了，主要是因为那辆货车超载也超宽，所以刮倒了陈立柱；还有的说，如果是被刮倒的，一般自行车不会被压到车轮下，只会压到人……反正，人是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