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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在若干年后，当撰写中国改革开放史时，想必“农民工”会被浓彩重墨地记上一笔。然而，人类发展史总是会与阵痛相伴，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做一个写实性的记录，以让后人了解幸福生活的根基在哪里。
04章 有这样一群人叫“农民工”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这一切与一个群体有着密切关联，那就是——农民工。他们对中国城市建设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举世瞩目的，难怪他们的群体形象曾经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与那些被认为影响了世界的重要人物并驾齐驱。因此，笔者出于职业习惯与要求，长期关注着这个群体，并做了一些写实性记录。
一
当寒风挟着雪花吹进济南后，气温随之降到零下七摄氏度。
在这样的天气里，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谁也不愿在室外多待一分钟，但在英雄山路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却有一群“不怕冷”的人。
施工现场已经挖成一个10多米深的大坑，三四十个农民工在坑底忙活着。来自河南省平舆县东皇庙乡的吴相明是工头，他们的工作是挖桩井。他说：“你看到的只是一半人，另外一半在桩井里，正一镐一镐地挖桩基，你看不见。”笔者疑惑地问：“现在挖桩井还用人工吗？”吴相明指着场地的一侧，无奈地说：“那台大家伙就是旋桩机，不到一个小时可以挖20米，因为成本高，开发商舍不得用，只有少量深孔才用它挖，大部分还是用人工。”
虽说天寒地冻，但工人们穿着却很单薄。吴相明上身穿着一件毛衣，外面披着一件大衣，脚上穿了双迷彩球鞋。他说，在桩井里并不冷，挖到几十米以下时，作业面就成蒸笼了。在地面作业会很冷，但也不能多穿，否则干活不方便。他说，最遭罪的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屋里和屋外一样冷。
他们的宿舍是搭建在大坑西北角的几个帐篷。吴相明说，帐篷扎在这里能避风，可以暖和一些。帐篷不大，摆放了5张单人床，显得很拥挤，床是用木板和铁架临时搭起来的，被子、饭盒、杯子等凌乱地堆在上面。笔者摸了摸床上的被子，只有薄薄的一层，透着冰冷的潮气。帐篷的密闭性也不好，风嗖嗖地从四面的缝隙钻进来。“每天早晨起来，水桶里的水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吴相明边跺脚边说，嘴中呼出的热气很快便消失在寒风中。
帐篷里除了那盏昏暗的灯泡能让人感到一丝暖意外，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吴相明说，为了保暖，布帘子从不卷起来，使用煤炉或电褥子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工地上不允许，因为生炉子怕煤气中毒，铺电褥子怕引发火灾，有专人会不定期进行抽查，发现有铺电褥子的，不但要没收，还要罚款。为了保暖，吴相明和他的工友们晚上睡觉基本不脱衣服，即使这样，到了后半夜还时常被冻醒。
临近的第二顶帐篷兼做厨房。3名农民工正披着被子挤在一起聊天，嘴里不时发出“丝丝”的吸气声。见笔者进来，其中一个端起面前的茶缸说：“喝口酒暖和暖和吧？”一小包花生米、几块咸菜就是他们的酒肴。“今天有什么喜事，都喝起酒来了？”笔者问。“咱打工的有啥喜事，天太冷了，喝点酒暖和一下身子。”另一位农民工说。
他们喝的是一种叫“老村长”的酒。“都进城了，还忘不了你们的村长？”笔者的话惹起一阵哄笑。“啥呀，不就是为便宜嘛，贵的咱又喝不起。”让酒的那位农民工笑道。“不是喝不起，是怕你老婆骂吧。”吴相明调侃道，他说这酒一瓶也就5块钱，下午他们轮休，又没地方可去，喝点酒暖暖身子，消磨消磨时间。
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蜷缩着一名中年妇女。她几乎把被子盖到鼻子上，头上还带着一顶棉帽子。“天太冷了，感冒了。”吴相明说，这名妇女是他的同乡，两口子搭档一块挖桩井，她负责在地面运土，她丈夫负责在地下挖土。
“去医院看了吗？现在流感挺严重的。”笔者问。“出来打工，哪有那么娇贵，吃两片药就好了。”这位妇女说，感冒是因为自己不注意，干活时出了汗，就把帽子摘了，结果受了凉。说话间，她用裂着大口子的手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只露出两只眼睛。
“挖桩井真不是人干的活，又累又苦还危险。”吴相明说，挖桩井的辛苦程度超出常人想象。因为是计件工作，为抢进度，一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吃饭，十几个小时很少休息。他们来了一个多月，就是下暴雪的那天也没停工。
吴相明说，再过十多天，他们就要离开济南了，因为挖桩井的活一般也就干一两个月。他说，下个活还不知道在哪里，但希望不要往北去，“要是能往南走就好了，南方总比北方暖和一些。”
二
临近春节，国家九部委再次发文，帮助农民工讨薪，并要求各地确保工资基本无拖欠。听着这些消息，刁森桐觉得这都与他无关。
刁森桐，山东省武城县四女寺镇铁观屯村人。一大早，他百无聊赖地站在德州市开发区一处工地外的马路上，看交警处理交通事故。
10天前，同村的工友们回老家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工地。“没有拿到钱，不敢回家。回家了，工友们会找我要钱，如果没钱给大家，没办法交待。”刁森桐是他们这个20多人施工队的工头，没有拿到工程款，他只能留下来，和工地负责人继续“磨”下去。
刁森桐在去年还没有这个顾虑，那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工，跟着别人到处干建筑。看着别的包工头赚钱了，他今年就带着本村的20多名老乡承包了这个工地的支护工程，让他没想到的是要工资会这么难。
“要工资，就像挤牙膏。”刁森桐说，13多万元的工程款，今天给500元，明天给1000元，陆陆续续只拿到5万多元，到工程完工时，施工方还欠他们8万元。工友们一开始在工地等，想拿到钱再回家，但等了一段时间后，眼看着进了腊月，天寒地冻的，在工地也没事干，只得空着手先走了。
“是施工方逼得我有家不能回。”刁森桐自觉无脸面对乡亲，决定继续等下去，“能拿到一分是一分。”
在刁森桐所在的工地附近，还有3个建筑工地，目前空空荡荡的，农民工们都回家了，留下的除了看门人，就是和刁森桐一样的小包工头。据了解，这3个建筑工地因没领到工资而滞留的包工头多达20多人，约有四五百名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
为了让自己带来的农民工拿到工资，这些小包工头无计不施：有的给施工方送礼，有的让农民工爬塔吊向施工方和发包方施压，还有的鼓动农民工到有关部门上访……但效果均不太明显。
许多小包工头带的人都是自己的老乡，为了口碑，有人不得不举债给农民工发工资。一名来自临邑县的郭姓包工头说，他干了8万元的工程，只要来1万元，年底到了，他贷款5万元，又从家里拿出2万多元，才勉强给10多名农民工发了部分工资。
“垫付的材料款可以缓缓，可是工人的工资总不能不给吧？农民工挣的是辛苦钱，你不给人家，说得过去吗？”郭姓包工头越说越气。据他说，为了发工资，许多小包工头现在都借着债。
不仅小包工头要讨薪，施工方也在忙着“讨薪”。在另一个楼盘，施工方的财务经理刚刚“讨薪”归来。这位张姓经理说，他们承接这项房地产工程已经一年多了，但开发商只给了1000多万元工程款，还欠3000多万元。由于开发商的拖欠，致使施工方资金链紧张，难以及时给农民工发放工资。这两天，经过他的软磨硬泡，开发商才拨付了200万元。“钱一拿到手，立刻就给农民工发下去。”据这位张姓经理讲，施工方已垫付农民工工资5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是贷款，还欠农民工工资1088万元。
后来，德州市委的一位领导了解到此事后，批示坚决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在高压下，开发商才答应近日支付工程款800万元，余款年底结清。张经理说，如果开发商能信守承诺，农民工就能拿到全部工资。但最终结果如何，他坦承，心里没底。
三
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有一群迥异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他们大多没有真正干过农活，他们注重自我发展，强调个性与自尊，不像上辈打工者那样只是为了赚钱……这些80后乃至90后的农村孩子，已经逐渐成为当今农民工的主流。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能够融入城市生活，享受更多的现代文明，试图拒绝像父辈那样在打工赚钱后重返家乡，他们在艰辛与迷茫中打拼，期盼通过快速致富来改变自身命运。
早上8点半左右，22岁的高峰起床，胡乱吃了点父母去打工前留下的剩饭，然后下楼。这是一幢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姚家庄的普通居民楼，和附近的居民楼一样，大多数的房间甚至地下室、储藏间都住满了租住的农民工。
9点，高峰走进附近的一家网吧，打开电脑，熟练地进入游戏界面。
“最近朋友都走掉了，连玩游戏都没人结队，没劲。”高峰说，“其实，玩游戏也没什么意思，就是打发时间。”他经常睡到上午11点多，吃点剩饭，下午和朋友一起玩，一直熬到天黑，再分别回到各自租来的“家”。
高峰的朋友都是从农村来打工的年轻人，因为打工地点随时在变，他的朋友圈并不固定。
中午12点，高峰走出网吧。9点到12点，他在网吧里待了3个小时，因为他身上的钱只能玩3个小时——网吧收费1.5元/小时，3个小时4.5元，他一天的生活费是10元，余下的钱还要吃午饭。
高峰的老家在郓城县农村，3年前高中毕业后，他在小饭店里干过服务员，还干过一段时间的装修工，但嫌工资太低就不干了；后来，又学过理发、修车，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了。
“我不想回家去种地，挣不了几个钱。再说，家里也没有几亩地。”高峰说，“我想自己创业，哪怕从小生意做起，那样吃苦也是为自己吃的。”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在他的父亲看来非常不切实际，怎么创业？资金从哪里来？依然在努力打工的父亲肯定解决不了。于是，高峰就待在租来的“家”里，吃喝花费全来自父母。
午饭是在路边买几个包子加几串麻辣烫，高峰走着就解决了。但是，下午干什么呢？高峰有些迷茫。
四
两年前，李成涛高中毕业，带着满满的梦想走上社会。“当时学习成绩一般，想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想出去学点技术。”
李成涛的家在潍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当地因种植西瓜而声名远播，但他不愿子承父业，“整天趴在大棚里，没劲透了。”一毕业，他就和同学一起进了一家工具加工厂，做操作工。
进了工厂才知道，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比想象中远得多。作为操作工，每天和机械油污打交道，又脏又累，而且老技工们不愿意真心传授技术，一切都要靠自己用眼睛去看、用脑子去悟。
困难没有让李成涛放弃梦想，他一直谋划着过一种不同于父母也与自己现在的境况完全不同的生活。他所在的车间，有的工友舒舒服服地坐着操作机器，指挥别人搬运材料，他知道这是技术积累后的“本钱”，也是他努力的目标。
刚进工厂时，面对五花八门的机器，他无从下手。“看着每台机器都长得一样，可用途相差十万八千里。”李成涛下定决心把机器摸熟。他知道，他们这些90后虽然受文化教育的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梦想就永远是一个梦而已。
为了尽快成为行家里手，李成涛想到当地举办的农民工培训班。但去了一看，培训专业只有电脑、电焊工、厨师、保安、服务员等，而他想学的汽修、数控与模具等专业却没有。后来才知道，因为电脑、电焊工等教学器材相对便宜，几十台电脑或焊枪、一个教室再加一名老师，就可以开设相关专业。如果是机床数控、汽修等专业，一台机器的费用就高得吓人。所以，当地的培训机构是什么专业便宜就开设什么专业。
自学成了李成涛的惟一出路。每天下班后，他准时到工厂旁边的网吧报到，上网查各种机器的差别和操作技巧，第二天一早去车间练习——这是他发现的最方便有效的学习途径。短短几个月，他就学会熟练操作厂里的所有机器，连老技工都对他赞不绝口。
技术熟练了，本以为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但迎来的却是更繁忙的工作：厂里实行两班制，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为白班，其他时间是晚班，留给他学习的时间只能从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里挤。
“我想学电脑数控，想学开车……”李成涛时不时地用手扶一下眼镜，给人的第一感觉像是文质彬彬的大学生。李成涛说，这辈子上大学是没指望了，课本上的知识也几乎快忘光了，但他仍坚信：靠技术能够改变命运。
李成涛打工的加工厂位于乡镇驻地，周边没有像样的成人学校，如果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市区上课，显然不可行。“本以为离开学校后，边工作边学点技术，但不知道去哪里找这样的学校。”李成涛也打听过一些职业院校，要么需要脱产学习，要么参加企业的委托培训，但这两种方式对他都不太合适。
李成涛的无奈，也是许多青年农民遭遇的尴尬。和传统农民不同，青年农民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强烈，他们希望通过培训掌握技能，从而得到技术性强、收入高的工作。只是，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得到现实的特别关照，每年镇上举办的技术培训大多名不副实。“培训根本不实用。就拿电脑培训来说，是所有专业中就业率最差的，但家家都开设立这个专业。我觉得，就是为了完成上面要求培训农民工的任务。”跑了几个培训班，李成涛发现针对农民工进行的培训是最基本的操作知识，“这样的技能水平很难找到工作，更别提在单位里立足了。”
眼睛一睁一闭，一年过去了。李成涛发现，技术这根“稻草”并不好抓。
五
26岁的商河县农民王栋已有近8年的“工龄”。这名高中毕业后就离开老家进城打工的年轻人，短时间内就在建筑工地学会了操作搅拌机、小型挖掘机，能挣比小工高出一两倍的工资。靠着几年积累，他自己买了一辆四轮货车，开始在济南国贸大厦、小清河家具城附近送货。
但是，随之而来的打击给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年前，王栋和朋友合伙，各拿出几万元积蓄做起家具代理，可是，一次延期配货导致客户拒收他的产品，脆弱的资金链瞬间断裂。“我没贷过款，也没有亲戚能借给我钱，所有的资金都是打工的积蓄。”王栋说，“出事后，我去老家贷款，根本贷不到，太难了。”生意失败导致朋友反目，王栋留在济南继续开车，他的朋友一气之下回了农村老家。
王栋还想着东山再起，但靠开车送货攒钱太难太慢了。“国家天天说鼓励农民创业，可贷款那么难，我们的资金哪里来？”这位年轻的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拼命揽活了，而是待在货车驾驶室里翻看武侠玄幻类小说，待客上门。无聊时，几个货车司机一聚，就是个牌局。偶尔，王栋会去附近的台球桌前消磨一会儿时间。
“钱，就慢慢攒吧。”王栋说，在他的老家，不少年轻人搞养殖，赔赔赚赚也有风险，大家都是在磕磕绊绊中坚持着。
六
说到对儿子的要求，47岁的郓城县农民高红书的想法是“有一门技术，不靠天不靠地，能养活自己”。可是，他22岁的儿子高全峰并不这样想。
在3年的时间里，高全峰干过饭店服务员，干过装修工，但一个月六七百元的工资不能让他满意。后来，他又在一家理发馆当学徒，但他认为“那地方条件太差了，师傅水平也差，学不到东西”。于是，辞职不干了。
高红书还想过让儿子学开车，甚至3000多元的学费都准备好了，但高全峰一句“拿个驾驶证买得起车吗？还不是给人打工”，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高红书又托关系让儿子进了一家维修站学修车。“也是当学徒，”高全峰说，“老板不把人当人看，没黑没白的，粗活重活全让我们学徒工干，真技术一点也不教。”于是，他再次离开，至今没有工作。这次“离职”激怒了高红书，他讽刺儿子“眼高手低”、“大白天做梦”、“好吃懒做”。
在四五年前，高红书和妻子一起从家乡出来打工，他干过建筑小工、街头待雇的泥瓦工，现在专门收旧家电、家具。儿子什么都不干，让他特别伤心。父子关系日趋恶化。不久前，因为高全峰的手机话费过高，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高全峰的手机差一点被父亲收走。
“这孩子不知道咋想的，大学没考上，技术活也不想学。咱是农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能老老实实多挣点钱才是正事。”高红书说，“就是你想发财，想创业，也得一步一步来吧？什么都没有，都不会，发什么财？天天玩能赚来钱？”
“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很多是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干建筑，干搬运，还有的去南方进厂子，但那样其实不合算，”高全峰说，“打工打到头还得回去种地，种地能挣钱？”高全峰现在暂时没有工作，他很羡慕自己的朋友张玉忠。
张玉忠的父亲也是一位进城的农民工，老家在禹城。之前他在济南市姚家庄买卖旧家电，后来做大了，开了一家正式的门店，主营家电维修、二手家电交易。“现在据说有20多万元家产了。”高全峰说，“他就张玉忠一个儿子，早晚都是张玉忠的。”
更让高全峰失落的是，20岁的张玉忠经商以来的变化。“他说话、做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很有头脑。他跟我说，想在农村开旧家电门市，因为城里淘汰的家电还很先进，二手的又不贵，在农村肯定能竞争得过县城的商场门市。”高全峰说，“其实我也想过做生意，可是没本钱。”
同样受到资金短缺困扰的还有来自嘉祥县的刘振东。这名24岁的农村小伙在新婚后就与妻子分居两地，妻子在苏州一家电器厂打工，他自己来到济南的一家搬家公司干搬运。他最大的理想是在济南买套房，弄个门市。“在济南买套90平米以上的房子，户口就能迁过来了。”他说。
对于身为普通农民的创业者来说，不仅要面对启动资金不足的困难，还要时时处于资金链断裂的威胁之下。上述中的王栋就是一例，他把辛苦打工的积蓄投入到家具销售上，因为一次延期送货导致客户拒收就全赔了进去。
此外，对于有进一步发展愿望的农民创业者来说，对选择项目缺乏清晰认知、欠缺技术、管理和营销水平偏低等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业。
来自冠县的段学振今年29岁，自从技校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几年前，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加上向亲戚借款，做起了轴承生意。经过艰苦打拼，他在深圳宝山区的轴承门市生意发展得很不错了。
现在，段学振的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他想把儿子接到深圳来。“一方面孩子和父母在一起要好一些；另一方面深圳幼儿园的教育条件比村里要强很多。”他说。为此，在正常收费之外，他不惜向幼儿园额外多交钱。
据不完全统计，很多年轻农民工采取的是“老家未动，子女先行”策略。30岁出头的泰安农民侯玉振夫妇在济南甸柳小区附近开馒头店，他的小女儿在附近的幼儿园就读。女儿放学后，夫妻俩要在店里不停地忙活，女儿则在案板旁写写画画，几平方米的小店一片温馨。“跟女儿在一起，还能给她提供好的教育条件，多交钱也值。”侯玉振说，“咱这辈子就这样了，改不了了，孩子可不能像咱这样。”
把老家的地交给父母，自己一家进城打工，尽量让子女与城里的孩子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开始寄希望于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