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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活跃着一批上山过河、走村串户的身影，他们虽然会时常面对质疑、猜忌乃至谩骂，但仍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们，就是工作在农村一线的基层干部。即便是再挑剔的人，恐怕也不会否认这个群体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13章 一切为了乡亲们的幸福指数
——记全国模范军转干部李京堂
在沂水县高庄镇，山东省文艺名家老区行文艺演出正在举行。山坡上，屋顶上，树权上，能挤上去的所有地方可谓是人头攒动，人人兴高采烈，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是李京堂推动的“用先进文化营造幸福值数”活动之一。
一
1997年，全国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次大裁军。李京堂，42岁的正团职政委，此时必须要面对人生进行决择——是转业到部队所在地的烟台、威海，留在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滨海城市？还是转业到家乡的地级市（临沂市），接受一个相对体面的处级干部岗位？都没有，他最终选择到生他养他的沂水县，而且放弃了县委机关的工作，到高庄镇挑起镇党委书记的重担。
到任后不久，李京堂不得不在全县大会上做检讨。因为在他到任之前，高庄镇有两多：一是超计划生育的多，二是信“××功”的多。年终总结时，“责任”就必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当头一棒，让李京堂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是愚昧造成的，愚昧是文化落后造成的，文化落后又是封闭造成的。只有加强先进文化的建设，进而占领农村工作的制高点，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摆脱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由此能够提高群众的幸福值数。因为吃得好、喝得好并不等于幸福了，所以，在解决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解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在日常工作中，李京堂得知下薛村有一名姓杨的复员军人好说快板书，经常在乡里村间演出。他觉着是这是一个突破口，因为文化建设最有效的措施是从农间发现、在民间流行进而在民间形成。
随后，李京堂找到这名复员军人，请他说了几段快板书，然后和他商讨组建农村文艺队的事。在下薛村成立村文艺队之后，李京堂将其作为一个起点，通过巡回演出，一个村一个村地引导并推动建立村文艺队。
其实，几乎每个村都有爱好文艺的村民，俗称“民间艺人”，村文艺队便是以这些民间艺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很快就实现了村村都有文艺队。同时，镇里也成立了文艺队，还修建了两处文化戏台。一时间，文艺队在高庄镇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本村演，村与村之间演，你到我村演，我到你村演，镇里调演，到邻乡义演，还到县里演。演出的节目基本是自编自演，根据当地的人和事并结合乡情民俗进行编排，赞好人好事好风气，讽坏人坏事坏风气，还融入政策、科普和法制宣传内容。
在其中活跃着一支老年人乐队，成员均是来自由各村有音乐特长的老人，二胡、板胡、京胡、琴弦、锁呐、笛子，吹拉弹唱样样有。更有意思的是，牵头组织老年乐队的是一个“老上访户”。在各村文艺队活跃起来后，他因为会拉二胡而且拉得很不错，便向镇里写了一份建议成立老年乐队的信。李京堂看到信件后，立刻登门拜访，并请他牵头把这件事搞起来。随后，不仅老年乐队成立了，成功演出了，而且那位老人再也不去上访了。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在农村工作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心不相通，干群矛盾怎么出来的？上访告状怎么有的？基本都是因为不沟通或缺乏沟通造成的。如果干部不理群众，群众见不到干部，久而久之，有事不往好处想，矛盾自然就出来了。
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中，李京堂又创新出一种定期沟通机制，即每个月的农历初八，也就是高庄镇逢集的这一天，把全镇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老乡亲等请到镇里来，一起学习中央和地方文件，传达有关精神，解读有关政策，通报镇里的工作及进展，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同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问计于民。这样的会议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不玩虚的，不玩假的，真心实意，平等交流。一开始，有人还认为这是在玩虚伪，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猜想是错的。因此，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
先进文化的建设给高庄镇带来精神文明的大提升，人们在物资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享受着精神生活带来的快乐，也就是幸福值数提高了，高庄镇也因此被评为“临沂市文明乡镇”。
二
李京堂走马上任是在1999年元旦刚过，原本的“七品顶戴”干起了“八品芝麻官”。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可是，他却往低处走，“四十而不惑”的他难道“惑”了？
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去当兵的目的就是在部队好好干，如果能入党，就回来当村支书，带领老少爷们好好干。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18岁入伍到42岁转业，这种想法不时会在脑海里浮现。”
原本想当村支书，如今干起了镇党委书记，能在更大范围带领老少爷们好好干，这对李京堂来说，应该就是“人往高处走”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却选择“人往深处走”，也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
沂水县地处沂蒙山老区腹地，如今有了大发展，2014年6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成为山东省首个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同年7月被确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然而，当年仅一个“穷”字就可以给其冠名了。李京堂就职的高庄镇地处沂水县的最西部，距离县城40多公里，全镇25个行政村196个自然村，一个行政村还有好几个自然村，分布在好几个山头，山崮一座接一座，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都是沂水县最差的。
究竟差到什么程度？当时，镇里只有一辆破吉普车，别说车况不好，就是好也没法乘车去，因为大部分的村没有能跑汽车的路。于是，他上任后的第二天就骑上自行车深入了第一线，一去就是一个月。骑着自行车走山路，上山的时候蹬不动了就推着，下山的时候坡大了也得推着。有的村在山顶上，他就把自行车放在山下爬上去，而且自带干粮，赶到村里就在村里吃，赶不到就在路边啃干粮，渴了就喝军用水壶中的水，喝干了就喝山沟的水。脚痛、腿痛、腰痛，车座把臀部磨出水泡，只能咬着牙坚持。问他苦不苦，他“呵呵”笑着说：“和部队野营差不多。”一个月下来，人消瘦了十几斤。
“刘家台子是个自然村，坐落在山头上，真是太穷了，常年靠吃雨水，房顶都是带槽的，雨水顺着水槽流到水窑里。卖猪需要人们往下抬，有一回不小心摔倒了，愣是把猪摔死了。全村40多户人家，140多口人，家家一贫如洗。我上去一看，当时就掉了泪。”那一刻，李京堂感到了一名镇党委书记的责任。
俗话说：上任三把火。在调查结束后，李京堂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推行“一线工作法”。他带领镇党委全体成员奔赴刘家台子，进村后先是分别走访农家，然后开现场办公会，制定工作计划。李京堂在会上感慨道：“据我了解，近些年几乎没有干部上来过，连村支书都没上来过，有一位聋哑人见到村支书竟然跪下了，他认为终于看到青天大老爷了。群众叫我们“父母官”，我认为群众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干工作要对得起‘父母’！”
那天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把这个自然村从山上搬下来。说了就干，定了就办，随即给县政府和扶贫办打报告，当年立项，当年搬迁，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搬迁的山顶村，随后是石井村的一个自然村……李京堂在高庄镇干了3年，这样的攻艰战打了好几个。
推行“一线工作法”的关键是班子和队伍建设，也就是镇委班子和镇直队伍要能跟得上。可是，李京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镇财政没钱，靠财政发工资的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已经4个月没领到薪水了，又临近春节，三四百名工作人员怎么过年都成了大问题，如何才能调动起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这没难倒李京堂，他找人借了10万元钱，补发了工作人员的全部工资。
借着一股热劲，他从改革人事制度入手，开始建设精干高效的干部队伍，能者上、庸者下，对全镇的正式和非正式人员进行重新组合，并实行“政绩挂钩、未位淘汰，竞争上岗”。第一轮有11人没竞争上岗位，2人离岗，另外清退了22名临时工。可想而知，这样做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
那天晚上，开完党委会已近零时，李京堂摸黑走回镇政府大院后面的宿舍，掏钥匙去开锁，手一抓锁，抓了一把屎。他立刻意识到是有人在以此发泄不满或警告，同时联想到有人在背后说的怪话和狠话，他的心里一下子涌出委屈，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依然有颇多委屈地说：“我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成见，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干好，结果落了个不受欢迎。”那一夜，他彻夜未眠，也下定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有多苦，一定把事业干下去！
问题在一线解决，难点在一线突破，作风在一线铸就，实情在一线了解，政绩在一线体现——他创新并力推的“一线工作法”有声有色地实施起来。会议到村里开、山上开、一线开；信息往下送，人员往下去，把所有的机关人员按工作分工落实到村里去。同时，在全镇设了8个片区，每个片区均配管区书记，吃住在片区，由“群众上来”变为“干部下去”。每个片区都有制度，都有考核，除每周一到镇里学习研究工作外，其他时间一律在一线。
“一线工作法”很快引起上级和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先后进行了报道，称为：干部下一线，机关冷清清；群众心里暖，工作热情高。
在村级班子建设方面，李京堂的措施是：区别对待，分类帮抓。进而，创造了“三个一把”工作法。
其一是对工作比较好的上游村庄实行“推一把”，让其再上新台阶，成为榜样，树为典型，起到引领作用。上峪村有8个自然村共2912人口，是一个超级大村，而且靠近经济较发达的沂南。为了让这个村再上新台阶，李京堂带领工作组驻村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将村支书挂职为镇科技副镇长，并力促该村党支部成为先进党支部，村支书先后被选为县人大常委、市人大代表、省党代会代表。一个典型树起来并推出去，全镇就会“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起到了引领作用。
其二是对“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中间游”的村庄实行“促一把”。怎么促？李京堂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后，认为“中间游”是多数，而且各自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部分是传统观念阻碍了发展，另一部分是班子老化阻碍了发展。对此，李京堂在力求稳定的前提下，予以分批解决，促其一部分进入上游，另一批保住不再滑坡，然后励精图治，后发赶超。
其三是对后进班子“拉一把”。当时，高庄镇有8个落后村，其中3个村没有班子，这在农村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比如，门庄村虽然有班子，但工作基本停滞了，计划生育超生的多，民情也乱，没有敢当村官，当了也不敢管事。对这样的村怎么拉一把？李京堂首先想到了转业军人，这样的攻艰战转业军人最能干，他随即选派镇农技站站长、转业军人孙培安去当村支书。从镇直机关选派干部下村任职也是李京堂的创新。一招好棋，满盘皆活，孙培安到任两年就改变了门庄村的落后局面，而且还培养起一名打工返乡的青年，之后接任了村支书工作。
三
解决了班子和队伍建设问题，接下来最难的还是新农村的基础建设，也就是如何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小康路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门庄村，如今已经竖起一座座小康楼，一处处科技大棚，到处一派兴盛景象，整个高庄镇亦是如此。可是，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是万事开头难，李京堂必须直接面对这个“开头”。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李京堂发现制约高庄镇发展的因素有三：一是山区交通不便形成的相对封闭，走不出的人会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地有限，没有眼界就不会有思想，没有思想怎么致富？二是长期沉淀下来的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有些根深蒂固，束缚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解放；三是不清楚如何致富，找不到突破口，甚至守着优势看不见，年复一年地在落后的道路上徘徊。
问题怎么解决？曾在部队农场任职的李京堂确定了4个主攻方向：修道路、盖大棚、种林果、养畜牧。
确保主攻方向能够取胜的有效武器就是解放思想。为了解放思想，李京堂首先选择了“开颅术”——他带着全镇的村两委干部出去看“风景”，他要用一把看不见的手术刀打开每个人的头脑。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90多名村两委干部看了昌邑的西瓜，看了安丘、寿光的蔬菜大棚，看了胶洲的兔业博览园……一路上，一边看一边学一边讨论一边研究。返回高庄镇后，李京堂不失时机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发动攻艰战，从此各个战役交错展开。
修道路：高庄镇是一个狭长的乡镇，东西宽3.85公里，南北却长达40公里，犹如一根长长的链条，上面布局着全镇80%的村庄、4万人口。李京堂骑着自行车碾转在这根“链条”上，带领全镇干部群众打响了修路攻艰战。
经过科学规划，在短期内，连接高庄镇北部各村庄、起到南北动脉作用的南坦路就开工了，当年整修路基，次年摊铺油面建成通车。那真叫高速度，回想当时的情景，李京堂感慨地说：“当群众发动起来时，迸发出的力量就像是火山。通车的那天，父老乡亲们的高兴劲就甭提了。那一刻，所有吃过的苦都不算啥了。”
南坦路通车的一个月后，高界路、高桃路也开工了，一年后正式通车，紧接着又完成兖石路的拓宽改造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形成了以兖石路、南坦路为十字核心，高界路、高桃路和部分乡村公路为辅的四通八达交通网。路通、人通、经济通，高庄人也由此走上小康路。
如今，笔者和李京堂驱车飞驰在这些公路上，他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笑容，感慨道：“那几年真是没白活，修下去的是路，立起来的是人，没有比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更值得自豪和欣慰的事情了。”
盖大棚：在实地采访时，一位当年的村主任指着自家的大棚说，当时李书记带着我们去参观人家的大棚，听说一个大棚一年能赚万把块，俺真是羡慕。回来后，李书记让俺在村里带个头，还请来技术人员帮助俺。就这样，盖了3个大棚，每个有一亩半左右，谁知道冬天下大雪把棚压垮了，心痛得俺俩口子直哭，李书记来了劝俺不要灰心，帮助俺重新把大棚搞起来。现在了不得了，樱桃结得多，一年能挣好多钱。
李京堂回忆当时带领群众盖大棚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结合当地种植传统因势利导，比如有几个村靠着沂河有种菜的传统，去寿光等地参观回来后，一动员就能上。寿光人种菜能用大棚，我们怎么就不能呢？做农村工作要找好突破点，这几个村就是突破点。第二条是结合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能上什么就上什么，不搞一刀切。之前去参观人家的大棚是成方成片的，看着有规模，也好看。可是，高庄镇南北跨越40公里，种植品种和习惯不一样，而且有山区，也有平原，地势不一样，建什么样的大棚也就会各有差别。在班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盖大棚不是搞面子工程，要因地制宜，根据地势和基础条件能盖成什么样就盖成什么样。第三条是结合农民互相学的特点抓点带面，渐进形成规模。现在看高庄镇的大棚很有规模，那都是星星之火燎原出来的。抓农村工作不能急，关键要让群众先有认识，只要群众认识到了，三头牛都拉不回来。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全镇蔬菜大棚建设面积达到了9000亩。
种林果：李京堂在高庄镇当了3年书记，当地的果林面积发展到32000亩，沿着弯曲的山道一路走来，春天绿了山岗，各种果树争奇斗艳。上薜庄村的村民庄其德承包了60亩荒山，栽植了优良桃树，如今已进入盛果期。前一年的优质甜桃吸引来江苏、广州等外地客户，为他带来20多万元的可观收入。当时，李京堂组织农民走出去参观，并将林果专家请进来办培训班，手把手地教农民，实际解决科技推广中的难点问题，实现了与科技专家的零距离对接。因此，被山东省评为“科普先进乡镇”。
养畜牧：当年，李京堂在走家串户时发现一个让人心跳的富矿，可是，村民们只是把它当作解决油盐之急的副业，即畜牧养殖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人人都有市场意识。
当时，一些农户在地窑或院子里饲养长毛兔。李京堂看到农家妇女剪兔毛时的不以为然，接着听到有农户因为经济效益不好而开始杀掉长毛兔，又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意识到当地的养殖业面临着两大危险，同时也蕴含着巨大商机，一大危机是传统的养殖技术和品种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所以经济效益不尽人意；进而，带来第二个危机——杀掉。如此一来，巨大的商机也会因此丧失掉。
于是，李京堂打响了大力发展长毛兔产业的攻艰战，一是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改良长毛兔品种及养殖技术，并成立了科技良种推广中心，搞试点、抓典型、树榜样、请专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组织举办了长毛兔业博览会，而且是全国性的规模，各地的各种兔子聚集高庄镇，那叫一个壮观和大开眼界。在博览会上，举办了长毛兔比赛，冠军奖是一台拖拉机。2001年，良疃村的一家农户获得单体和团体两个冠军，一次开回家两台拖拉机，村里还为他开了庆功会。
长毛兔成为了高庄镇发家致富的主业项目，原本一只兔子只剪3两毛，而且兔毛的质量一般；后来一只能剪到半斤八两，且质量上成。镇里还成立了长毛兔科技研究所，把国内优质兔引进来，高庄镇也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长毛兔之乡”。
不仅如此，高庄镇还是全国著名的“香椿之乡”、“麻椒之乡”。镇里的各项工作跃进全县前列，先后被省、市授予“山东省科普先进乡镇”、“山东省土地管理模范乡镇”、“临沂市文明乡镇”、“临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乡镇”。至于李京堂，连续被省军区和临沂市评为“双拥工作先进个人”、“全市模范军转干部”，并荣立了二等功。在之后的2009年6月2日，他被授予“全国模范军转干部”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2年4月10日，受到军委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听取其先进事迹报告。
三年攻艰，艰苦卓绝，李京堂创造了“神话”，其中吃了多少苦，遇了多少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如今，看到高庄镇变样了，乡亲们富裕起来了。李京堂最大的感受是：“那苦吃的值！”
四
李京堂在高庄镇任职党委书记的三年，也让上级看到了他的执着、魄力和成效。2003年4月，县里决定调他出任沂水县交通局局长。
李京堂的“高升”并非有些人认为的“终于熬出头”，因为上级同时把“村村通硬化路”的任务交给了他，虽说这是一项全县的任务，可负责具体实施的是交通局，那么牵头的就是李京堂了。
“村村通硬化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于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县来说，做起来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大到什么程度？全县有1040个行政村，2434平方公里，道路不仅要攀山，还要越河，规划中至少要修建2500公里，可全县当时现有的硬化路只有几百公里。
不仅工程巨大，还要面对诸多困难。
一是发动群众之难。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全民上阵支援前线，形成了巨大的群众力量，那么，如今的大修路就等于是第二次革命战争。如果说沂蒙人打日本、打反动派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基于求翻身做主人的解放热情，那么，如今的修路是为了摆脱贫困共奔小康。若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发动群众是关键，只有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所有困难都不在话下。可是，发动群众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谈何容易，因为这项攻艰战是“民建公助”。民建怎么建？如今已经不是集体劳动时的打钟上工了，而是分田到户后的各自为战了。况且，单纯的行政命令已经不被允许，而想运用经济性的剌激却没有钱。
二是现存的诸多缺陷之难。对于沂水县而言，并非单单是要“村村通”，而要同时实现“面面通”。可是，“村村通”和“面面通”必然要面对历史上存留的诸多缺陷，包括沂水县与周边县的几条县乡路还未打通，乡镇与乡镇之间存在“断头路”，部分县乡道已经老化亟待改造，乡镇交通主干线少、公路密度小等问题。沂水交通的基础差是不争的实事，而且欠账太多。同时，李京堂还要直接面对县交通局历年积累下来的4000多万元债务、几台破旧的设备、薄弱的技术力量，以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百姓。难呀！谁见到李京堂都会用这句话对他表示“问候”。
三是资金难。各种难说起来都不算真正的难，因为只要有资金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差了资金什么都不好办，甚至没法办。有人说，修路其实就是在用钱铺。据测算，在沂水地区修建1公里5米宽的水泥路需要20万元，可沂水县仅有省里的配套资金7万元/公里，也就是说，每修建1公里水泥路就得另外补足13万元。可是，这13万元由谁掏呢？沂水县是有名的贫困县，谈何容易？
面对县委领导交办的任务，李京堂没敢说一句豪言壮语，只是说：请领导多多支持，到时候看我们的行动吧。
“领导”这个词在李京堂的理解中分为5个层次，既省、市、县、乡、村的各级领导都是领导。至于“请领导多多支持”，他分了上下两头，即县以上，乡以下。
“请领导多多支持”，这句听起来很客套的话，可真正落到实处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村村通”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很重视的事，但并不等于领导支持就能一步到位了，更不等于这件事就容易推行和容易实现了，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没必要基层干部去努力了。李京堂的理解是：不管什么工作，能得到领导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而得到领导的支持却没有努力执行也是不行的。因为领导的工作千头万绪，你所负责的工作重要，那么谁负责的工作又不重要呢？事实上，如何才能取得领导的重视，也是国内外的公务员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李京堂看来，“领导”也是一种生产力，正所谓“火车跑得快，还需车头带”，如果“车头”没动力，“车厢”也不会有生产力。同时，他还认为，不仅级别高的是领导，同级别和下级也是领导，包括部门之间的领导，乡镇的领导，村里的领导。仅就“领导”这个层面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团体，如果工作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其激发出的生产力可谓是不可估量。
仅就沂水县范围而言，李京堂不用去费心重视和支持的问题，因为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及各有关部门组成了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并在县交通局设立了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该项工程的组织协调、指导调度和检查服务等工作；各乡（镇）村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县指挥部与乡镇、乡镇与村分别签订农村公路改造工作责任书，使农村公路改造工作事事有人抓，层层有责任。同时，实行县级班子包乡镇的包扶机制。据不完全统计，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农村公路改造专题会议30多次，指挥部领导参加在乡镇召开的现场会35次。
县里在资金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沂水县农村公路改造工程规划有1248.4公里，除上级补助的7万元/公里，县、乡、村需共同负担2亿多元。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在上级补助的基础上，采取了“群众‘两工’出一点，社会各界捐助一点，县乡两级政府以奖代补配套一点”的办法，广泛筹集建设资金。同时，县财政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拿出150万元并拆借150万元用于支持农村公路建设。其后，每年拿出300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于表彰奖励实现“村村通”的乡镇和优等路、良等路。
在沂水县内，李京堂重点要做的就是协调和落实工作，包括召开现场会、座谈会，组织乡镇主要负责人到先进县去学习；进行政策宣传、资金筹集、工程质量督察等。
为了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李京堂上临沂、跑济南，一趟又一趟，一回又一回，协调工作关系，争取优惠政策，先后获得补助资金8400万元。同时，还请省市有关领导前来沂水视察指导，争取到有利于沂水县发展的好政策。
许多人说，这个李京堂为了沂水的发展真是费尽了力气。
笔者曾直言不讳地问李京堂为什么，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后，见笔者还是不满意，沉默片刻后说起他父亲去世的情景：半夜里，父亲开始肚子疼，疼得直冒汗，村里没有大夫，只能往县城送，虽然村子离县城只有15里，但是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所以只能用门板抬，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人，速度非常慢，一小时走不了5里地，父亲没等抬到县城就去世了。讲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当时，李京堂只有18岁，也是他报名参军的那一年。
20多年后，从部队转业并出任县交通局长的李京堂，恰好遇到上级要求“村村通”。对此，谁还能比他的热情更高呢？积蓄多年的愿望和干劲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
五
在具体落实“村村通”的工作中，李京堂自有一套思路、原则和方向，即山最高的先修，村最远的先修，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先修，能开发旅游的先修，最需要修桥的先修……因为，不能再让孩子们上学没路走、没桥过，不能再让山里人没法进城，不能再让无路可走而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
有了思路、原则和方向，但在落实工作中又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夏蔚镇连崮村的村民对于修路没有意见，但对于在哪里修却发生了分歧，是把原先从村南进村的土路拓宽，还是从地势较低的村东把路修进村？前者由于地势高会比后者要多花一倍的钱，后者则需要经过村里的耕地。
公路该怎么修，要让老百姓自己做主，但引导工作也必不可少。这是李京堂落实“村村通”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他带领交通局的同志和该镇的领导深入连崮村进行现场办公，在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和村民们坐在一起共同分析利弊，讲清修路不仅要考虑国土资源有效开发和当地山水林田的综合治理问题，更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注意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大家共同分析到，从村东修路虽然省钱，但要占用6亩多耕地，这在平原不算什么，可对于连崮村来说，比失去60亩土地还珍贵。最终，集体决定采用从村南进村的土路拓宽方案。可是，这个方案要多花一倍的钱，怎么办？他们当场又研究了一套方案，没有进行平均分摊，而是采取一个工20元钱、拉一车石料50元、拉一车沙子40元的顶账办法，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一个村的典型性问题迎刃而解，放之全县是一个道理。为了更好地让全县群众参与到“村村通”工程上来，随后，对全县农村公路总体规划进行了因地制宜的修订。制定这样的总体规划不仅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更需要智慧和能力。
在接任交通局长职务的前两个月，李京堂走遍了全县的乡镇、村庄，在他脑子里已经形成一张路网图，包括辐射形、鱼刺形、蜘蛛网形、环形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驻地为连接点的树状公路网布局结构，进而，实现以沂水县为起点与周边地区高速高效连接的立体大交通格局。
接下来的问题是，农村公路建设的方式不同于国道、省道，后者是国家拨款修建，前者却是要“民建公助”，其中“民建”是前提。也就是说，没有“民建”，那么“公助”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就造成各地在农村修路问题上的差异性，“民建”积极性高的地方就能多修路、快修路，反之只能少修路、慢修路。上级要求“村村通”，不过能否尽快通的关键在于地方，地方的关键则在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还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这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因此，落实的难度就会随之加大了。
对此，李京堂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把用好“两工”和“一事一议”政策作为解决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并且，在“放手发动群众”上祭出三大绝招：一是亲自冲锋陷阵；二是宣传深入人心；三是用好相关政策。
亲自冲锋陷阵，这很重要，因为说的好不如干得好，实际行动的作用肯定要大于号召。李京堂带领交通局首先冲上去，筹措200多万资金，购进两台轧路机、一台摊铺机、一台沥青搅拌机等筑路机械设备，开到修路前线领头推进，群众的第一反应就是：“修路动真格的了！”
李京堂和施工人员一起没白没黑地泡在工地上，一会儿开调度会，一会儿开协调会，一会儿开现场会，哪里有施工现场，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发现缺乏技术人员，便由交通局牵头培训了94名乡镇施工技术人员；面对机械设备短缺，便采取车轮战术，歇人不歇机器；面对资金短缺，他让大家勒紧腰带过苦日子，把省下来的钱用到修路上。他几乎没歇过星期天，孩子说：“爸，你是不是都把我忘了？”听了这话，他眼潮湿了，只能说：“等爸爸把活干完了，一定好好陪你玩。”可是，当县交通局长这5年间，他哪有空啊，即便是有机会回家，也是累得倒头就睡，老婆孩子看着心疼也不敢吱声了。
在宣传深入人心方面，李京堂没少动心思，他认为一般性地传达文件、动员开会虽然能起到宣传作用，但不一定能深入人心。对此，他在进行常规宣传动员的同时，大力组织文艺宣传活动，不仅调派电影队走乡串村进行宣传，还组建民间宣传队并编创主题文艺节目，逐乡镇下村庄进行演出，用身边事、身边人教育群众；结合开动宣传车、印发宣传材料、编发工作简报、举办专题报告会、举办专题报道等，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全覆盖式的宣传。一位乡下老人提起修路的情景时，对笔者说：老百姓都积极参与修路了，就像当年支援八路军，谁支前谁光荣，如今是谁修路谁光荣啊。
用好相关政策，是李京堂的又一绝招，即靠政策调动积极性，用政策盘活积极性，而且要运用市场化的办法用好用活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5年间，修了上千公里路、数百座桥，千余个村几十万人参与，硬是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俗话说一人难称百人心，更别说数十万人心了，虽然修路是好事，人人都说好，都会支持，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乃至小团体利益，难免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如此一来，如何用好相关政策，就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笔者了解到，沂水县各级紧紧抓住发展与稳定两个主题，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确保了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实施的稳定环境。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加强农村“两工”和“一事一议”筹资管理工作，坚持“修不修路，群众说了算；干不干，服从群众意见，走好民主程序”的原则。
修路建桥走民主，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建设是好事，好事怎么办好？则是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的一个硬性标杆。沂水经验的保贵之处，就在于走群众路线走得好、走得通。其中，有一点必须要做到，即保证清正廉洁，保证不出现腐败现象，不然群众路线肯定走不通。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对所筹集的建设资金设立了专门账户进行管理，坚持专款专用并及时向群众公开筹资、用资情况，切实做到公开、透明、民主，最终做到“干成事，不出事”。
就这样，在李京堂出任县交通局长的5年间，实现农村公路总投资6.13亿元，完成农村公路硬化1740公里，建设113座农村大中桥梁，19个乡镇1040个行政村实现硬化路“村村通”，通达率100%，111万人因此受益。
六
在全身心铺在“村村通”建设工程上的同时，李京堂也没有忘记“打铁还须自身硬”的队伍建设问题。
笔者的父亲曾在某县级市任职交通局局长，因此对县级交通局的情况有所了解。先从劳动关系上讲，既有事业编制的（县财政在编工资），也有事业二编的（县财政在编但由本单位支付工资），既有隶属公司编制的，也有临时工。再从工资待遇上讲，既有固定工资，也有福利工资；既有计时工资，也有计件工资。另从某个方面来看，交通局是个很难进的单位，几乎人人都有点小背景。具体到刚刚上任的李京堂而言，面对的是40多个科室，包括车站、客运、货运、搬运、公交车、出租车、车辆规费等400多人，出效益不多，背的债却不少，以及桌面下错综复杂的关系。
说复杂，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不论对人还是对事只要采取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又非常科学化加人性化，再复杂也会变得简单化。
李京堂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与90%以上的中层干部进行了座谈。然后，与党组一班人研究制定出近期奋斗目标，随即实施：2003年5月，也就是李京堂上任的第二个月，搞专题教育；5月中旬，向各乡镇发函征求意见，按收集上来的意见，对基层交通管理所进行评价；6月上旬，对各单位进行工作考评，座谈，民主推荐后备干部；7月11日、13日、14日晚上召开党组会，白天召开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大会、竞争上岗演讲大会和优化组合择优录用任命大会，集中对23个科室的78名正副职干部进行调整。事后，一位人事局的老领导连说了三个没想到，即没想到速度如此之快，没想到调整面如此之大大，没想到过程如此顺利。
正所谓：改革出活力。在对中层干部进行调整后，李京堂继续加大县交通局内部管理的改革力度。比如，在全局实行“竞争上岗，未位淘汰”制，不仅领导岗位，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要竞争，只要在考核中成了未位，不论是谁都要下岗。又比如，实行“以任务选人”法，将城关交通管理所原来180万元/年的任务，调整到240万元/年，全局的工作人员均可竞争，自荐可以，推荐也可以，先是竞争演讲，然后是群众打分，最后组织任命。依次类推，所有能与任务挂勾的部门一律采用“以任务选人”法。由此，县交通局原来所欠的5800万元债务，5年间还掉了三分之二。
李京堂主持县交通局的改革并非要一味地裁减人员“甩包袱”，他更注重从改制中要活力，从转换职能中要效益。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交通局“不事不企”的状态，李京堂探索出一套“事转企，企还企”、“公司化，市场化”的机制模式。他打破原有的诸多限制，为老公司寻找新突破，并根据市场需求组建新公司，先后成立了公交公司等9家公司，又把基层交通所全部改革成物流站所，职能转换成农村客运中心、物流中心、“村村通”公路养护中心。这样一来，因费改税而职能弱化的基层交管所又有了新职能，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李京堂对县交通局内部的改革是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的，因为在全县村村通公路的愿望实现之后，村村通客车就必然地摆在了面前。单纯靠财政拨款是行不通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市场。怎么走？李京堂深入到客运公司，深入各基层站点，然后带着诸多困惑走出去学习经验。最后，确定了与股份合作制相似的“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营运办法。一招棋夺得满盘赢，全县安装站点牌422个，站点棚101个，停车港湾10个，新通全县城乡客运线路14条，营运客车219辆，改建、建成5个乡镇客运站，营运范围辐射全县19个乡镇。同时，调整公交线路5条，新增公交车35台，调整延伸农村客运线路64条，延伸通车里数207公里，并开通集日班、隔日班等多种通车形式。
在实现村村通客车的基础上，李京堂同样运用市场手段组建3个出租车公司，新增出租车378辆，不仅一举改变三轮车一统天下的历史，而且成为沂水县城的文明窗口。
交通市场是个综合性的市场，也是多功能性的市场，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很难在市场经营中奏效，李京堂先后主导成立7家公司，走的均是法人资质的市场化。总之，从县交通局自身而言，经营面宽了，单位多了，效益好了，人员也就好安排了；从服务群众而言，服务面宽了，服务点多了，群众心情好了，交通局的工作也就好安排了。
七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不过，修了路也不一定能致富，因为能为本地和外地客商服务好才是硬到底。对于县交通局而言，对于李京堂来说，必须做的事情要更多、更具体。
首先是车站，这对于一个县城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对外窗口。
李京堂上任伊始所面对的情况是：垃圾遍地，公厕粪便外流，人流车流乱成一片，客运交通秩序混乱，随意停车、倒客、宰客的举报电话不绝于耳。而且汽车站的效益低下，最低每天只收入2000元左右。总之，不仅群众不满意，而且职工意见也很大。
很快，李京堂便主持召开局党组成员、车站站长、汽运公司经理、运管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会议，随后拉到现场，当场批评，当场处理有关问题。车站站长当场表态：如果再治理不好车站秩序，就辞职去打扫厕所！
紧接着，抽调28名运管部门人员分4组，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10点，不间断地在站内站外进行蹲点管理，并认真落实“统一进站、统一排班、统一售票，流水发车，限时出城”等措施，李京堂也会亲临现场，就地指挥。
就这样，车站发生了明显变化，卫生了，秩序了，文明了，一个“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了。不仅得到群众的好评，而且车站的效益也大幅提高，收入每天多达4万元。
其次是抓管理，包括狠抓建管结合，实现经常性的养护管理，进而创造全市县乡公路养护管理的“八连冠”；狠抓交通稽查工作，短时间内检查车辆54000辆次、处理违章车辆5200辆次，其中查处超限超载车辆812辆次、非法改装车985辆次、大吨小标车1800辆次、其它车辆违章1605辆次，而且未发生一起公路“三乱”；狠抓行业管理工作，树立“依法行政，诚信服务，共建文明运输行业”的理念，先后开展《党章》专题学习活动，进行“擦亮窗口看交通，从我做起树新风”系列教育活动，请县纪委、检察院等部门的领导开讲法制课，请沂蒙红嫂讲述沂蒙精神，与青岛火车站“海情号”女子列车实现共建等系列活动，进而全方位提高工作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保证了行业管理市场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由此，沂水县交通局先后被授予省级“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机关”的称号。
因为“村村通”的实现，加之各项服务措施到位，沂水县先后建成3处AAA级景区、2处AA级景区，沂水镇和院东头乡被评为高级旅游明星乡镇，“地下大峡谷”、“天然地下画廊”等景点被评为山东十大最美地方，实现年接待游客130万人次。由此，沂水县正式由一个山区偏远县向交通便利的旅游强县转变。在沂水旅游现象暨临沂旅游发展研讨会上，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报社、山东省旅游局等单位的领导与专家就“沂水现象”进行深入研讨，指出沂水县是旅游业界崛起的一匹黑马。
同时，交通条件和服务水平的改善也引来金凤凰。据统计，仅2004年，也就是李京堂出任县交通局长的第二年，沂水县共引进利用外资13.1亿元，其中境外资金1107万美元，超过历年引进国外资金的总和。
外地客商引进来了，本地特产也运出去了！
因为“村村通”的实现，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县再也不受困于交通不便了，多少一辈子没走出大山的村民因此见到外面的世界，多少种农副产品不再烂在山窝里而变成金蛋蛋。富官庄乡的草莓、夏蔚镇的樱桃、院东头乡的生姜、泉庄乡的葡萄、高桥镇的无公害蔬菜、圈里乡的无公害农产品等等，仿佛一夜吐露芬芳，吸引来无数外地商家，各种车辆直接开到种植园地，甚至产、购、销在路边就完成了，然后被运输到国内乃是世界各地。
笔者曾与李京堂有过一次深聊，问他凭什么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他笑着说其实也没什么，只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六个关系就行了，一是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其中的重点是将被困在山里的村民和物产资源解放出来，而只有村通、人通，自然就会货通；二是处理好通路与通车的关系，路通了而车不通等于没通，不仅要通货车，更要通客车，不仅要让外地客商走进来，还要让更多的村民走出去；三是处理好先修路带致富和先致富后修路的关系，有的地方已经率先致富，那就缓一步修路，有的地方则需要以修路带发展，那就早一步修路；四是处理好政策性修路与市场化修路的关系，要把政策用足用活，用政策促进市场化运作，以市场化运作实现政策性的要求；五是处理好社会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关系；六是处理好质量与速度的关系，重点抓质量，不能为了速度而放松了质量。
如今，驾车行驶在沂水县四通八达的公路上，看着繁忙且畅通无阻的各种车辆，看着擦肩而过的优美风景，无疑是一种享受。
有人曾这样总结：“村村通”通的是民心，“客运通”通的是民意，“公交通”通的是民情，“出租通”通的是民享，而大力整顿车站是为民需，大力治理交通秩序是为民安，大力整顿交通市场是为民利，方方面面都系着乡亲们，方方面面都是为了乡亲们的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