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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陈立柱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清一中当高中语文教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平时又好舞文弄墨，不到一年就被调入金郝庄公社工作。
当时，教师也属于国家干部，而且调动工作是以工作表现和工作需要为主，我有多次被调到公社乃至县里工作的机会，但都主动拒绝了。陈立柱也劝说我至少可以到公社里工作，那样两人就会有更多的团聚时间。不过，我舍不得离开野村寨小学的孩子们，舍不得离开曾经收留我的奶奶庙，况且，陈立柱的老娘也不想离开自己的“老窝”。
后来，金郝庄完小与野村寨小学进行合并，我成为金郝庄完小的副校长，同时又是野村寨小学的校长并常驻；再后来，野村寨小学撤并到金郝庄完小，我才离开野村寨，那座泰山奶奶庙也恢复了原样。
应该说陈立柱还算有良心，他为我们补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甚至请来一整套的吹打队，唢呐、笛子、二胡、板胡、锣鼓一样不少，还特意请来几位闻名于当地的民间艺人，包括任官屯唱河北邦子的“小金牙”和金銮店唱豫剧的“小钢炮”，并把一辆牛车打扮成花车来接我这个新娘，一路吹吹打打，从金郝庄接进野村寨，引得十里八乡的村民前来看热闹。
要知道，那时正值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时期，我的一些已经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同学甚至不惜离婚也要返回城市。我没有走，不但没有走，还举办了如此隆重的婚礼，不仅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轰动，而且也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一方面，在公开场合表扬我是扎根农村的典型；另一方面，在私下里都说陈立柱是深藏不露的能人。
我怀孕时，恰好是青黄不接的初春。
当年不像现在冬季也有新鲜水果蔬菜，尤其是初春，不论家庭经济条件好坏，只能吃自家储存了一个冬季的白菜、土豆、萝卜、大葱；水果只有比鸭蛋大不了多少的国光苹果，虽然失去水分而皱巴巴的，多数还有腐烂的地方需要用刀挖掉才能吃，即便如此，也不是家家都能吃到。
我因为怀孕害口得厉害，吃那些原本就没有了味道的冬储蔬菜就更加没有味道了。陈立柱非常着急，幸好鲁西平原上已经冒出各种各样的野菜，他一下班就骑上自行车去野地里采挖。不要以为挖野菜是个简单的工作，不仅需要去寻找，还要会分辨；不仅要分辨是否有毒，还要会分辨哪种好吃。而且野菜一般会贴地生长，又伴生着刺手的蒺藜，所以，这是一种既要技术又要体力还要智慧的工作。经过试吃，我特别喜欢一种当地人叫“透透酸”、学名叫酸模叶蓼的野菜，这就更加重了寻找和采挖的难度。不过，陈立柱乐此不疲，每次都会采来一篮子。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透透酸”还是一味中药，具有利湿解毒、散瘀消肿、止痒的功能。
那年，我生了一个儿子，谁看了都说是和陈立柱用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太像了。为了给儿子起名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决定叫“陈延邦”——延续陈家香火和国家兴旺的意思。当时，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老百姓把这种形式笼统地叫作“大包干”，下发的文件和媒体上则称之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陈立柱的老娘就给孙子起了小名叫“包产”，既符合国家号召，又有多为陈家生产孩子的意思。
那年，我28岁，他24岁，也就是1982年，正值中央提倡“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写入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陈立柱作为县里的“第三梯队”成为预备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在1984年全面取消“公社”改制“乡镇”时，他被提拔为乡委副书记，平时参加会议的次数更多了，干部培训、出差参观学习的机会也多了。
那次他从上海出差回来，除了给孩子买了公鸡啄米玩具和大白兔奶糖，给我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他则是穿着一件新夹克和一双新皮鞋回来的，虽然下身仍穿着出差走时的中山装裤子，不过，这一身衣服再配上他张故作成熟却稚气未消的脸，确实显得英俊了许多。但是，我仍从不应该乱花钱给我买衬衣说起，一直说到他不应该穿这种时髦的衣服，虽然在大城市已经流行起来，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太乍眼了，如今当了领导干部更要注意个人形象，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明显看到他眼神中的失望和失落，但没有反驳我，只是说出差赶路累了，然后洗洗就睡了。
其实，我是真心为他好，平时从来不让他干粗活，尽量让他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旦有头痛脑热，都是由我亲手照顾，就算是他自己能吃药，我也非要喂他，以免他忘记吃或嫌苦；让他上床休息发汗之前，我会先用自己的身体把被窝捂热，还会把他搂进怀里，等他身体冒出微汗后才去上班或干家务。平时我叮嘱他最多的就是要注意个人形象，注意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要表现得成熟一些，要不断要求上进，争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谁谁谁不到一年就由副转正了，比如谁谁谁不到半年就调到县里更重要的部门。有时，我去开会或在街上遇到他的领导或下级，总会闲聊一会儿，问问他的工作表现，请领导和下级多多帮助和支持他，如果有什么不便当面批评他的就先给我说，等他回家时我再教训他……
后来我也在反省自己，尤其是在与陈立柱的那次深谈之后，他说我管他管得太多了，让他在领导和下级面前抬不起头。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88年4月6日，也是在我证实严小红怀孕而且是陈立柱的孩子的当天。
我确实管陈立柱管得太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刚到野村寨时是国办教师，他是代课教师。我比他大4岁，从年龄上是他的姐姐，后来帮助他补习高中课程，又是他的辅导老师，再后来是他代课所在学校的领导，等我们有了孩子，甚至对他有点像养孩子那样在养。我想，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让他在家里没有感到一家之主的尊严，在外面又被上级和下级取笑。所以，他要用行动证明些什么，而且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与严小红相识是在五年前。那是1983年，儿子只有1岁多，我的工作又很忙，可以说家里家外忙成一锅粥。陈立柱也很忙，因为他被上级组织部门列入重点培养对象，所以要有更上进的表现。终于，他在年底被选送参加正式提拔前的党校学习班，严小红是他的同班同学。
严小红当时是临县国营棉纺厂的技术员，并且是厂团委书记，组织活动的能力比较强，还特别能歌善舞。她在上中学时，就能把《红灯记》的李铁梅、《林海雪原》的小白鸽、《白毛女》的白毛女表演得惟妙惟肖，还没毕业就被县棉纺厂特招进厂，曾经代表县里参加地区举办的工农兵革命样板戏汇演；在“支农”活动中，她率领演出小分队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宣传鼓动，用现在的话就是一时成为当地的“超级明星”。
我曾经特意去党校看望陈立柱，顺便带些日常用品和吃食，也就见到了他的同学们，包括严小红。可以说，那个学习班汇集了我们那个地区的青年精英，个个朝气蓬勃、英气焕发，陈立柱在里面根本不显眼，只是因为吃苦肯干才被选为党小组的生活委员，平时主要是为那些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同学们提供后勤服务。说实话，这让我放心很多，也就散发了更多的吃食给他的同学，并请他们多多帮助陈立柱。那些女同学包括严小红虽然客气地接纳了，但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眼神中对我的这种“俗套”有很多不屑，这让在一旁的陈立柱很尴尬，也让我更放心了。
没想到，陈立柱和严小红最终还是走到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