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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困惑与期冀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这一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解释说，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家庭农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实际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
一
笔者首先分别采访了邹平县明集镇的两个家庭农场。据统计，我国从事一线生产的农民平均为57岁，而这两家农场的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分别为38岁和42.5岁。
第一个家庭农场的主人名叫郭念通。“雪还没化完，地里也进不去。”郭念通穿着的胶鞋上满是泥巴，他拿出两个马扎，一起坐在晾晒场上聊起来，身后是成片的玉米囤。
郭念通今年49岁，明集镇邢家村人。农场由他和妻子经营，20多岁的女儿和女婿算是合作者。农场长期雇工有2人，农忙时再雇短工，最多时能有二三十人。
另一个农场的主人名叫刘颜玲，今年43岁，她和丈夫共同经营这家农场。农场以种植蔬菜为主，建有60个蔬菜大棚，长期雇工有53人。从外观上看，她的农场更像是一个企业，设有财务室、生产室、检验室等部门，实行底薪加提成的办法，每个雇工底薪1500元，每生产1斤菜提成5分钱。
这两个农场的面积都不小。
郭念通经营的农场占地845.58亩，其前身是镇里的一个农场，因经营不善转租给了他，租期12年。他除种了六七亩的树苗，其余种的是粮食，“去年一年，收获小麦40万斤、玉米60多万斤，纯收入30多万元。”郭念通很是自豪。
郭念通的土地是从企业手里成片流转过来的，土地所有权归镇里，所以他不需要和一家一户的农民打交道，而刘颜玲的土地却是从一户户农民手里流转过来的。
刘颜玲不是明集镇当地人，她的户口在本县青阳镇刘家村，共流转土地360亩，并搞起蔬菜大棚。虽然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但她心里有时也打鼓：“如果合同没到期就有农户想要回土地怎么办？”
郭念通和刘颜玲的土地虽然都是流转过来的，且在同一个乡镇，但租金差异却很悬殊。
郭念通的土地租赁价格是每亩500元。“这里属于涝洼地，租金便宜一些。”他说，在接手前，这里的小麦亩产只有二三百斤；他接手后，经过一番整理，亩产达到了700斤。
去年，郭念通投入资金共计100多万元，其中包括一年的租赁费42.3万元，以及购买拖拉机、收割机和铺晾晒场等的费用。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郭念通之前做过家具生意，积攒的40多万元全部投入进来，女儿和女婿也投入了20多万，其余的是向亲朋好友借，月息1分。他也动过到银行贷款的念头，但一番打听后，感觉去银行贷款不仅手续繁琐，而且还需要有抵押物，不如向亲朋好友借着方便。
刘颜玲的土地租赁价格是郭念通的3倍，每亩1500元。仅此一顶，一年的费用就是54万元，加上盖大棚、购买农资、支付工人工资等，自从开办农场两年多以来，已经投入了600多万元，其中一半是银行贷款。
“好在政府给我们农场补贴了不少。”刘颜玲说，政府对一个大棚补贴3500元，她有60个大棚，因此一次性获得补贴21万元。另外，政府规定一个蔬菜绿色认证证书奖励2万元，她已经拿到茄子、西红柿、黄瓜和辣椒共4个品种的认证，因此又获得8万元的奖励。
不过，面对巨额的资金投入，两个家庭都表示有压力，但他们都认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投入大是正常的。“居家过日子，一开始置办锅碗瓢盆不也得花钱？以后就能盈利了。”郭念通很想得开。
当了一年多的农场主，郭念通说他最怕假农药、假化肥。去年，他购买了一个厂家生产的小麦除草剂，打了一半就发现小麦出现叶片弯曲的现象，后来请教县农业局的专家，才知道是除草剂出了问题。他本想找厂家索赔，但打官司前要先交一笔费用，数额不小，而且官司打起来极有可能会旷日持久，他精力也跟不上，最后只好自认倒霉。仅此一项，就损失了五六万元。
“一想起买农药化肥，心里就不踏实。”郭念通说，“我一买就是几十吨甚至上百吨，一旦碰上假冒伪劣产品，损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只要镇里组织举办农业科技培训，他不论再忙也要抽空赶过去听课。
与郭念通相比，刘颜玲的困扰又多了一层，她最愁的是蔬菜往哪儿卖，因为当地缺少像样的批发销售市场，这让她的优质菜很难卖出个好价钱，甚至比寿光和淄博市场上的普通菜每斤还要便宜四五毛钱。
“一个大棚一天能产菜七八百斤，但在贩运商眼里只是‘毛毛雨’。”刘颜玲说，现在的贩运商大多只经营一种蔬菜，最多经营两三种，因此一次性的需求量较大。有时好不容易把贩运商联系来了，若是一次装不满车，人家下次就不来了。所以，刘颜玲的最大愿望是在当地建起一个蔬菜批发销售市场。在这件事上，她希望政府能伸手扶持一把。
二
笔者又来到邹城市田黄镇大张庄村的一个家庭农场。
这里原本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山。3年前，程振国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以及立体种养的模式，将荒山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家庭农场。在这里，禽畜的粪便育肥了核桃树，核桃仁则被加工成核桃油和休闲食品，制油残渣又能用来喂养禽畜，以及做果树的有机肥……每一个环节都创造利润。
十几年前，程振国和妻子到大张庄村卖炭泥遇到困难，当时妻子身怀六甲，该村老支书看到夫妻俩不容易，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帮着把炭泥给卖掉了。
2008年，夫妻俩来到大张庄村“报恩”。他们在与老支书闲聊中，了解到村里有一片荒山还没有承包出去，承包费每年只需两三万元。当时，程振国正在干建筑跑运输，但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生意渐渐不好做了，他正想另寻发展机会。
“虽然这个青龙卧虎山看着光秃秃，但山上有泉水，还可以在山脚下打井，十多米就能打出水。有水就有发展前途，加上老支书特别实在，好打交道，所以我们就把这片山承包下来了。”程振国说。
青龙卧虎山的面积很大，但只有一部分可以开发成耕地，程振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这部分荒地进行整理。他之前从事建筑行业，手上有现成的10台挖掘机，不仅整出340亩可耕地，还修了十几公里山路。紧接着，又按土地肥沃程度，以每亩400元到600元的价格从农户手里流转了300亩耕地。
第一年整理荒山，程振国投入100多万元。但他很幸运，第二年迎来了政策支持。“在与林业部门的接触中，了解到市里正在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如果在山上栽种核桃的话，不仅自己有经济收益，还能有政策补贴。”
邹城市对核桃种植大户的补贴政策包括：在核桃苗成活并验收合格后，第一年补贴500元，之后每年补贴200元，连补3年，每亩共计补贴1100元。面对这样的好政策，程振国的信心大增，将600多亩地全部种上核桃树，仅政府补贴就有近70万元。“够给员工开工资了。”程振国高兴地说，“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当农场主肯定没这么容易。”他算过账，树苗钱加上人工费，栽一棵核桃树的成本是三四十元钱，3万多棵核桃树仅种植成本就需要100多万元，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只是整地和种树就会有些吃不消了。
启动资金的问题解决了，但程振国毕竟在农业种植方面缺乏经验，因此遇到不少难题。“在选择核桃苗时，我就犯了愁，甚至分不清哪个品种产果时间长，哪个品种市场价值高。”程振国说。后来，镇里派来技术员做指导，他最终选择了两个品种。“普通核桃进入盛果期需要十来年，但这两个品种在嫁接后，3年就能少量结果，5年便进入盛果期，而且核桃皮比较薄，能整个剥出核桃仁，出油也多。”
为了尽快见收益，程振国又开始进行立体种养，在山上放养了1000多只鸡和500多只山羊，还种了黑花生、地瓜等经济作物，山下的核桃油加工厂也在加紧建设之中。
去年，程振国与其他企业合作生产核桃油，仅此一项就带来40多万元收益，加上卖野菜、黑花生等，他的一年收入有70多万元。
看到家庭农场的发展潜力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程振国的弟弟妹妹也加入进来。如今，一家人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这片农场的经营上。
三
笔者赶到海阳市发城镇北姜格庄村时，黄金谷家庭农场的负责人范长山早已在门口等候。山里的风很大，范长山说话时不得不提高了分贝。虽是冬天，他却春光满面，“现在你放眼能看到的全部是我的家庭农场，足有2000亩。”
笔者视线所及，尽是人工开垦的梯田，栽种着大片果木。“我开发这片荒山已经有13个年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家庭农场这个概念。”范长山说，“我在今年5月28日为农场注册了商标。”
在2000亩果林中，已经有600多百亩甜柿取得收益。“现在一亩甜柿可以卖到1万多元，好的可以达到2万元。由于是晚熟品种，与南方柿子上市的时间错开了，所以销路非常好，而且价格比南方柿子要贵。”范长山说，由于近几年市场销路非常好，产品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农场每年都在继续开垦荒地，种植新的柿子苗，年增长200亩左右。
为何近几年家庭农场发展如此迅速？“政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地政府投入70万元用于电力、道路等设施建设，现在山上的生产道路达到20多公里。目前，还有200万元的水利补贴项目正在审核当中。”范长山说，这些年经营农场已经积累了经验，专业种植甜柿形成了规模，在市场经营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除了经营家庭农场，范长山还成立了合作社，并被评为省级示范社和山东省林业龙头企业。
事实上，家庭农场的经营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就算是小规模的农场，也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对此，海阳市另一个家庭农场的主人毕丛兴深有感触，他说：“资金短缺成为我们创业初期必须面对的难题。”
毕丛兴的家庭农场只种了50亩葡萄，规模不大，但开销并不小。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今年，每亩土地租赁费由以前的200元涨到了500元，加上逐年上涨的人工费，以及肥料、杀虫等正常运营必须支出的费用，算来算去都是一笔大开销。“我这个家庭农场种的是酿酒葡萄，新苗需要3年才能有收益，如果各种费用持续上涨的话，这些收益根本不足以扩大农场规模。”毕丛兴说。
另一个事实是，家庭农场在享受政策扶持方面也有规模限制。“海阳市规定给予农场主50%～60%的机械设备补贴，但前提条件是种植规模必须达到300亩以上，其中的150亩以上必须种植粮食作物。像我这样的小农场，根本达不到那个规模要求，况且丘陵地形也无法开展机械化作业。”毕丛兴无奈地说。
资金短缺成为了家庭农场主们的一大困扰。笔者了解到，即使规模较大、发展较好的范长山的家庭农场，在刚开始经营的头两年，收益也不理想，后来摸索种植了甜柿，加之政府的政策扶持，才使得农场收支有了较大改善。
另外，在地方政府方面，涉及家庭农场的相关管理职能分散在几个不同部门，工商局负责登记注册，科技局负责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农业和财政部门负责统筹补助资金，而各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成熟的联动机制。
“作为工商部门，我们已经落实了山东省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免收了家庭农场登记注册费、验照年检费和工本费。”海阳市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面对采访，颇感无奈地说，“虽然工商部门直接与农场主打交道居多，但实际上的优惠政策分别归口于农业、财政、科技等部门，所以涉及资金的优惠政策需要相关部门的支持。”
“既然国家非常重视家庭农场，我们也就等着具体政策落地了。”在采访过程中，毕从兴不止一次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
四
在调查采访中，笔者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有何不同？为什么要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在随后对一家小型家庭农场的采访中，笔者找到了部分答案。
在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的堤上胡村，笔者见到了这家小型家庭农场的主人，41岁的胡文彬做过近21年的蔬菜运销，4年前，他曾与生意伙伴共办了一个蔬菜生产基地，以公司模式运营。2年后，胡文彬觉得效益不错，决定单独开辟一个农场专门种蔬菜，因为是采用家庭农场模式，所以就让自己的哥嫂负责管理。
“亲戚干活时都会很仔细。”胡文彬说起蔬菜种植企业和家庭农场的区别，解释道，“农业企业一般只能按天结算工资，如果有人看着，工人就干得好；没人看着，就不好好干了。打个比方，60块钱一天的人工，亲戚能干出80块钱的活，如果是雇工，能干出30块钱的活就不错了。”在胡文彬的家庭农场里，除了他的哥嫂负责日常运营，还有三四位亲戚长期在这里工作。胡文彬说：“从单产效益上看，家庭农场比公司运作的农场要高不少。”
胡文彬并非仅是依托于亲戚，他还有个技术顾问叫王明清，是滨城区的农技专家。对于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的区别，王明清有着自己的理解：“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的不同点在于管理机制上，而且劳动力来源也不一样，家庭农场都是自己人，能够精耕细作，单产效益更高。”
至于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的区别，在很多人看来都差不多，顶多也就是规模大小的问题。胡文彬自建的农场有60亩，13个大棚，其规模与一些专业大户差不多。然而，王明清却不这么认为：“专业大户种植规模再大，也只是停留在种植环节上，而家庭农场能够自己生产，也能够自己销售，胡文彬的农场就符合后者的条件。”
胡文彬曾经干过近21年的蔬菜运销，这一经历让他拥有了自己的销路。他自信地说：“滨州市各大超市以及一些学校食堂、企业食堂与我签订了合同，每天给他们供菜，所以不愁没有销路。”
王明清说：“专业大户的产品往往要依托蔬菜运销商才能进入市场，这种销售模式很被动，所以会出现‘卖菜难’的问题，而胡文彬的家庭农场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除了销路不愁，市场信息也能及时反馈给农场。胡文彬说：“市场需要什么品种、需要什么品相，我都能及时知道，然后决定下一季种什么蔬菜。”
接下来，就涉及到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区别问题，因为后者也能够直接参与储藏、运输、销售环节。王明清认为：“家庭农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资产独立、生产计划安排独立等。而合作社有理事会、监事会，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包装与否都得由理事会讨论决定，理事长不能自行决定下一季的生产计划安排。合作社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实际是众多个体的共同合作，而家庭农场则能集中管理和规划。”
不过，王明清表示：“目前，家庭农场还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实体地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研究一下家庭农场在工商局注册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