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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最终将成为人类共有尊崇的准则，这是趋势。无论是做官，还是做学问，都是立言择业的自由，曾文贤选择了后者，虽晚矣。
曾文贤从乡下回来，每至开镰，家族争议的话语又起，归纳有三：一曰地租；一曰雇请；一曰家管。曾文贤说，走出围屋，和衷共济，事才办的合意。
一曰地租，土地的私有，作为古老礼治一国的根基，延袭千年，如磐安得人心。曾文贤的家族共有良田三百多亩。争议的焦点，自耕的获益和佃租的分成；尤以时局的变故，更难细算出来年的收益。曾文贤解读，土地的属性不变，佃租的确立无非有二，一为确定了你的，剩余的全是我的；一为确定了我的，剩余的全是你的。有一点，值得明白，前者交恶，后者得心，或曰自耕。自耕是人类比较理想的走向。只有自耕，才会把庄稼拾掇的精细条理，这是常识。倘若遇上年景的欠收，灾年施济，酌情减免些三五斗，或更多。
一曰雇请，农忙时节，乡村的大户人家雇人扛活，人来了，不是先说活计和工钱，而是初选走的民间约定俗成的“以膳择雇”的传统，如牲畜市场上的买卖，先看看牙口，合适了，再交易。其程序为黄糕炖肉——吃家不得低于三斤素糕，这是最低的标准。东家守着糕盆，吃一块儿切一块儿，在目测吃相的过程中，预选扛活人的去留。一但说下，以后的每餐一大碗烩粉加五片肉或适时调剂，工钱随行就市。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家在雇请短工的季节，给扛活的吃的大方些，自家的饮食却端的紧巴巴，殷实人家的日子多在节俭中过的厚实起来。
一曰家管，家族在国的乱相日渐松散，族规一长的维持仅限于辈分之面，如商的“天子”与诸侯国的架构。而现实因局从合走向分，架子虽在，事却变矣。有事，聚一下议。常态，自家过自家的日子，逢年过节，走走，承表着礼的和睦。
曾文贤家族的争议，仅是从一长言的旧习走出来，有了些个民主的家庭氛围。看似院落风清气爽，然家规之陋仍是太仓之粟，今虽立言，行却半步，气象迷惘。
民国的进步一路走来。如一台戏，幕前言欢，幕后踢脚，角儿的角逐纷呈，你来我去。不过，民国的务实，民主与科学的引进，国力的综合发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尤以经济快速的递增，当乃世界之瞩目。有一点得看明白，粗放式的经营，赌的是环境和资源的简单掠夺，一代人的大手笔埋葬的是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福祉。
肇始于晚清政府《马关条约》的签订，看似无奈，不是割地，就是赔款；不得不承认，人的思维误入死胡同，有时以为，腾空一跃，也是能够飞檐走壁的。以至一介太后的垂帘听政居然相信什么义和拳的刀枪不入，脑子一热，办了蠢事。但在认知屈辱、愚昧的同时，腐败的政府也会立起来。如对社会的释放，允许民众自由结社，自由办报等，进入民国，议政之言及出版的自由更是空前的宽泛；启蒙运动和民主自治的持续，也不乏布道之政府要员的恪守清贫和民众的厚道，思想大师级人物之涌，一言以蔽之，国之生命气象看似局乱，但市井之盛繁花非凡。
有意思的是，一说自家祖宗的那点儿“往事”，官员的兴奋就口无遮拦，如扇入伏，洋洒半夏，入秋弃之。曾文贤说，王朝走了几千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两个文明的较量，征服的魅力，一侵一妥，纵横捭阖。到了民国，文明只解决了一件事——帝制世袭终身制的废除。就这一件事，国人走的还圪丁圪巴，说不准，若干年后，换一身行头，又拐了回去。
曾文贤说，帝制终身制的废除，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认同，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共和由此确立，公民社会的建设乃天下人共识。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人人是学生，人人兼老师，想出任校长，竞选。三年一任，或五年一选；可有人自以为是本家私塾，找个先生唤来就是了。
民主国家对国的治理就走的比较理想。以自由开端，引民主之路，在公民权利体现的理念至上。一种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同一平台公平竞争。
天下之事本无秘密，如若秘密的事多了，见不得人的事也就多了。由此导致，强者的妄为，弱者的被凌，本应保护的公民权利应有一落而满天黑的社会惨象不知如何。
走从政之路，唯一的途径——从上至下竞选。总统、议员、州长、市长、镇长等，无一例外。想竞选上述某一官职，你的表现，再证明你的优秀。倘若如国人抱着三姨太参政、议政，甚至主政，是无论如何过不了关的，还会遭垢媒体与民众的笔伐和口诛。只有获得了真正大多数人的选票通过，你的官位一职才有一届可做，连任，继续接受挑战。离任，你还是一介社会普通自然人，即便是你从总统宝座上功德圆满，如是。
有一点，任职官员，财产公开，每时每刻得谨慎对待媒体，社会各界及公民的监督和质询；在法的构架约束下，为纳税人服务，既不能偏左，更不能偏右，想权力一己化，妈妈的别想。民主走向与官员专权的分水岭，前者民选，一人一票，表达自由——清廉；后者官任，看似秉公铨选，一入政，蠢吏无疑——腐败，这是必然。两者的不同在于制约和监督的范围各异。如主政三晋的闫长官，一手持武，一手习文，一手还操控着自家的坛坛罐罐，自以为在日本走了一回，见了世面，有了谋政的资本，敢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足见土壤改良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