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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这东西，是好，看怎么交易，如社会的走向，不在个什么标签或头衔就如实。显然麦先生县长一职的来之不易，到头来，还是被水凅了纸。三年又四个月，一封告密信，因“言”免职。起因是麦先生身边多了一位年青、文化、书香气质的女职员相伴，如影随形，一浪漫，男人的根因一度搁浅，在酒和女人的缠绵滋润下一发而不可收拾。事发，乡村的原配夫人兜翻了底。感情的事，一但破裂走到了头，谁劝都不会还在一个锅里过日子，何况是一件曾经指腹为婚的产物。
省府也是讲清廉为政的地方，县长一缺，颇多眼热。古人有为官写照之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麦先生笑纳，时过境迁，没有赶上那个好的时光。内疚。虽说做官只为，出则舆马，入则高升，堂上一呼，万民称诺。当然，做官还有正的一面，但多以说说而已。毕竟尧舜不在。
在现实社会，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为推翻旧制而亡命天涯，被追杀，被坐牢，在被惊恐的余间体味着革命的刺激，而女人和美酒的滋补、慰藉、温暖，支撑着革命者追求理想的继续。试想一下，假如有一天，在一个和平特别的日子里，或者是面临人类走向末日的时间段，一场庄重、肃然、别开生面的见面会，一排溜让逝者曾经染指浪漫后似一块儿抹布丢弃的前夫人，一道恩旨，从新被感召过来，与前升至显赫地位的已故者告别，或炫耀，或回味，或盘点，自然这些前任夫人都会有一个“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的美好约定，重温浪漫也许就是一件容易被后人理解的事了。
在人生的路上，娶妻纳小多的是，也不乏走一地，宽衣解带吃一吃过水面，唯独麦一骧在休与娶的枝节上让人做了文章。
这个文章仅仅是事发的由头，问题的关键是衙门的修建。历代官吏贪腐的切入点都在水利、河堤、管道、盐、官粮之上，更多的着眼于税与捐上，这个钱好贪。
麦一骧把第一要务放在修建衙门上，犯了“官不修衙”的戒律。就如官不修庙一样，官修庙是对祖上和自家罪恶的救赎。
青藏高原的民族有磕长头一说，磕长头也有一种赎罪的表象。官修庙和藏人磕长头有同一个意思，但罪的含义不一。在上帝、佛及诸神面前，每一个人皆有罪。认知不同，悔与忏的方式也不同，藏人是发自内心的善良，表达的是自己对佛的虔诚，以磕长头的形式，用一体之躯等身量出一条朝圣的路，与信仰有关；基督教徒和上帝的代言人牧师隔面诉说，言的是过失；大汉民族的人，多以一炷香火钱的祈求保佑，闻过是非；而官吏本身就因知罪涉足，出自贪欲，罪与罚一并记录。
官人兴庙是对自身罪恶的洗白。
曾文贤在读史的前提下，曾做过一次欧洲人与亚洲人对行为罪过的简单分析：欧洲人对罪的反省在知罪后可以彻底面壁，如佛家有一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亚洲人对罪的认知则犹抱琵琶半遮面，走的是我行我素，与人类追求的进步趋向甚远。
源，在于历史和现实的环境。
男人的花絮总是和社会进步的一面有关，曾文贤说，麦先生的宿命不过如此。鉴往知来，银子用的正，家兴繁盛。
货币有两种支配方法，一是自己合理合法赚来的，怎么花都心里踏实。支配权在于自己，与他人无关；一是银子是别人的，以委托的形式，怎么支配尚需有一个原则，得有章法。你不能因拿着别人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甚至乘人不备把不属于自家的钱掖在衣包里，再随之转移。一说报账，交底，泼皮无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社会的病态在于人的本性好恶，掏自己腰包的银子，一枚恨不能掰成两半儿用，掏别人兜里的钱，怎么花都不手颤，有时花着别人的银子还觉得委屈，吃软饭的男人多有此豪举。
曾文贤曾留心观察社会的饭局，有的人吃别人的时候，从来就不觉得心跳，吃的次数多了，不得已，回请一次，如撕心裂肺般痛楚，还颐指气使，以为自己是谁。回观现实，银子的说事如此，诸事同论。未成事者，多有“救世主”之言，成了，一回味，原来也是那个德行，而行为越来越像个小人似的。
曾文贤感叹，社会上的人和事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一归纳，把原本简单的事绕的多变复杂，尽干些绊倒人的事。不知有祸，还自以为是欧洲式的贵族，做人做事缺少担当。
汉，班固有一语：“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势也，一朝得大，封侯荫子。这样的社会，路，终究是走不远的。
闲暇时，偶读俄国人写的作品，悟出贵族精神的背后，吾国人还是缺少些什么。没有敬畏，哪来的复兴，灵魂的死就很自然的了。不免规劝人，少一些空忙，多一些务实，过日子得实打实，读一读“福音”书，也许会明白些道理，对做人做事多有裨益。
如今，曾文贤和麦一骧远离官场，寓居一城。如邻之友，叙叙，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