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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会议让年家庆领略了江向北的锋芒。他也知道这仅仅才是个序幕。由此他真切地感受到，一人独霸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他必须接受和江向北分权而治的现实。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内心却在经受着强烈的震荡。他多么希望此刻有人能够和他分享这种震荡啊。可是，环顾四周，在领导班子里，他竟找不到一个可以诉诸衷肠的人。他感到了一种悲哀和孤独。那是一种心无可依的悲哀，情无可寄的孤独。这个政治强人，他不相信自己，怎么会产生曾经为他所不齿的、文人骚客才有的软弱情绪呢？
年家庆在经历着一场心理震荡，朱景云则在揣摩着这是怎样的一种震荡。江向北的到来，让他的仕途突然变得黯淡起来。以前他巴不得孟凡俞出点洋相，是把孟凡俞当做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现在他把这一切迁怒到了江向北身上。孟凡俞只是一个让他蔑视的竞争对手，而江向北则是断了他仕途的仇人。所以，朱景云对江向北就不只是巴不得他出点洋相的快意，而是盼望着他碰壁，出丑，栽个大跟斗。
朱景云知道，单靠他一己之力，无法达到目的。他必须借力打力。要借的这个力就是年家庆。他仔细地研究了年家庆在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不能说他已经准确把握住年家庆的心迹，但他相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要是肉体凡胎，就难逃这人性之恶。年家庆和江向北是绝不可能共穿一条裤子的。
就是凭着对这人性之恶的自信，朱景云来到年家庆的办公室。
正经受着心理动荡的年家庆，不由地离开自己的高背靠椅，走向沙发，和朱景云并排坐而坐。这完全是他意志虚弱下潜意识的自卫机制在起作用——一般他总是在接待重要客人时，才会离开办公桌，坐进沙发里。显然，这是一个让他的意识蒙羞的动作。在他迈出第一步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可是为时已晚。
年家庆突如其来的低姿态，让朱景云受宠若惊——他可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啊。在年家庆坐下那一刻，他感到了一个强大气场的冲击，下意识地挪了挪了屁股，想尽可能把两人的距离拉大一些。但这只是一个瞬间。很快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信任，立刻热血沸腾起来，把对江向北的恨一股脑和盘托出：“年书记，我感到思想工作的压力太大了。江向北这个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要他做主题报告他不做。不做就不做吧，可凭空又插那么一杠子，而且全是胡说八道。年书记，您让谢德川做典型发言。他呢，大唱反调，把您用半辈子心血探索出来的办学经验，从上到下，否定得干干净净。而且，他还当众挑拨师生关系。年书记，您说他这样不讲原则，为所欲为，今后的思想工作还怎么做啊！”
朱景云这番话，让年家庆崩塌的自信找到了一个支柱。当然，年家庆不会轻易让朱景云觉察到他自己就是这根支柱。他从沙发上站起，走回自己的王位，但没有立即坐下，而是背着双手，目视前方，说道：“乱，现在思想确实有些乱啊。”然后“唉！”了一声，坐回高背椅，说道：“农科院也不让人消停呀。”
朱景云立刻接话道：“陈天一是看到机会了，又跳出来了。江向北讲的那些，十有八九都是他提供的黑材料！”
年家庆此刻不想谈陈天一，纠正道：“我说的是十佳教师的事。农科院是怎么推荐的？推荐出一个旷国际。旷国际这样的人能当十佳教师？这能不叫人家议论吗？”
朱景云说：“十佳教师是孟凡俞牵头评的，旷国际……”说到这，他望了一眼年家庆，他想说旷国际和孟凡俞是同学，但一想这样说对年家庆来说是多余的，反而会显得自己做人不厚道，就转而说道：“现在行政上是独立王国，这么大的事，连个招呼也不打。”
年家庆气愤道：“这个孟凡俞，怎么办起事来越来越没有原则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自古以来，想凝聚人心的手段，不外于天灾人祸。年家庆不是鬼神，无法制造天灾。他也不是国君，无法发动战争。他只能因势而为。过去，他仰仗的天灾人祸是精神文明创建。现在，他能利用的天灾人祸就只能是教学评估了。他再次站起身，对朱景云说道：“看来需要开个会了，必须尽快把全体师生员工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教学评估上。”
朱景云问：“这个会什么时候开？”
年家庆说：“通知马陆准备一下，马上就开。”
朱景云又问：“是党政联席会议吗？”
年家庆说：“党委会，今后没有党政联席会议了。”
就在年家庆和朱景云谈论天灾人祸时，江向北来到了孟凡俞的办公室。他想就教学工作会议上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和孟凡俞交换一下意见。孟凡俞办公室门口挤满了人。其中一个女教师，看到江向北，一阵慌乱，手中的资料撒了一地。江向北帮他捡起来，她讶异地看着他，竟连句谢谢也没有说。
这个女教师叫图南，是文理学院的英文老师。
江向北问她们在等什么。教师们说在等孟校长报账。有人认出他是新来的校长，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有的说马上就要上课了，江向北能不能代签一下；有的说审批权能不能下放到院系；有的直接就发起牢骚了：我报一次账，连跑了三次也没报成，这算什么大学啊，小作坊！
孟凡俞正关起门来，和教务处长谈工作，听到外边喧嚣，打开门，见是江向北，对众老师说：“校长来了，你们再等会儿。”
江向北说：“孟校长，先办老师们的事，老师们等着要上课。”
孟凡俞只得先给教师们签字。他一坐下来，就连抬头的功夫都没有，慌里慌张地签了一个又一个。江向北坐在沙发上，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留意着时间。发现孟凡俞一口气足足签了十多分钟。
孟凡俞打发走最后一个老师，忙把门关上，抱怨道：“江校长，你看到了，我这个常务副校长，就是签字校长。办公室的门不能开，一开就被围满了，什么事也办不成。”
江向北说：“你有意见，刚才你也听到了，教师们意见也很大啊。”
孟凡俞说：“是呀，这是个老大难问题了。现在的老师任务重，又是教学又是科研又是职称，可支配的时间很少。我呢，就更不用说了，又是开会，又是出差，杂七杂八的事一大堆，整天忙的团团转。我在的时候，老师没空。老师有空的时候，我又不在。报一次账，要跑两三次，老师能没意见吗？”
江向北说：“既然如此，那就没有想到要改变吗？”
孟凡俞说：“想过，领导班子也议过，把审核权下放到院系。可领导有不同意见，说条件不成熟，放下去不放心。我这个常务副校长必须得把关。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再说什么，好像我不愿承担责任。”
江向北想：不放心？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是这种土财主作风，怪不得老师们会骂学校是小作坊呢。“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关你把得住吗？”
孟凡俞无奈一笑：“把什么呀，那么多老师，连认识都不认识。工作是人家院系布置的，合理不合理，院系最清楚，这个关院系领导把就可以了。我这纯粹是画蛇添足啊!”
江向北说：“孟校长，既然你是这个态度，那这个权就放下去！”
“放下去？”孟凡俞吃了一惊。
“怎么？你有不同意见？”
“没有，没有。放下去，早该放下去了，我完全赞同！”
孟凡俞感到吃惊，并不是他不愿意放权——他愿意放，他不但愿意放权，他还想把一切都放下去，常务副校长这个担子已经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是不相信议论了那么多次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江向北怎么一句话就能解决。他自己同意是同意，可别的领导同意吗？
江向北原本打算就教学工作会议上提的一些问题，和孟凡俞交换一下看法。还没来得及谈，他的手机响了。马陆通知他开党委会。江向北刚放下手机，孟凡俞的电话接着也响了。也是马陆通知他开党委会。党委会？孟凡俞恍惚了一下。过去一直开党政联席会，他对这个新会议，一时还没适应过来。看到江向北已经从座位上站起身，对他说：“走吧，开会吧。教学工作会议的事找时间再议。”孟凡俞才如梦方醒，跟着江向北匆匆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