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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终于站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十年前，十六岁的我曾以一个诗人的身份来这里参加颁奖笔会。十年后，二十六岁的我以一个普通农妇的身份又来这里寻梦了。
我的包里背着三十万字的电视剧本《家长里短》，我的兜里装着卖小麦换来的五百元钱，我的手心里记着毛毛留给我的她在北京的电话和地址。
卖杂货的小摊前摆放着一个公用电话。我认真的按下了两年以前毛毛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接通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狂热，兴奋地喊：“毛毛！是我，我来北京了！”
对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毛毛？毛毛是谁？你是不是打错了？”
怎么会呢？毛毛的电话我已经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怎么会错呢？挂断，再打过去，仍是那个男人的声音：“对不起，你打错了，我这里真的没有毛毛这个人。”
“没错啊！就是这个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念了一遍，说：“两个月前我还打过，是毛毛接的。”
“我是一个月前才租下的这间房子。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毛毛是不是已经搬走了？”对方解释说。
哦，原来是这样。我本想给毛毛一个惊喜的，可是却没有想到毛毛已经走了。
我站在大街上，孤零零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不知该何去何从。
天已经快黑了。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从路边的餐厅里飘出来的饭香是如此的诱人，可是我不敢奢望。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迎面遇见一个卖玉米的大妈。
“刚出锅的玉米，还热乎着呢！姑娘，买两个吧？”大妈冲我说。
多么熟悉的玉米香！我掏出两元钱买了两个。
吃完了玉米，我走进一家旅店，一问价钱，吓得又赶紧退了出来。
“一百二。”我摸摸我兜里的几百元钱，心想：算了吧！还是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坐一夜吧，反正正值初夏，夜不太凉。
在一个不大的广场上，正好有一条空着的长椅，我坐下来，开始打量着北京的夜色。
明天该去哪里？本打算找到毛毛以后，向她打听几家影视公司的地址，可是毛毛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毛毛去哪了?为什么走时不告诉我一声呢？
对面长椅上的人都已经走光了，我把包放下来当枕头，想在这长椅上凑合一夜。
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听见一阵刺耳的声音，四辆摩托车将我团团围住。
抢劫吗？我一下子惊醒了，坐了起来。
摩托车上的人下来，掏出了证件，还好，是便衣警察。
“小姑娘，你怎么睡在这儿？”一个胖胖的警察问我：“你是不是被人贩子拐卖来的？”
我小吗？我看了看自己，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一件又肥又大的白衬衫，黑黑长长的直发。
“你是个中学生吧？”另一个警察也问：“你家是哪的？如果你是被拐卖来的，我们可以送你回家。”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个大人了。”
“大人？”警察笑了：“你才多大就说自己是大人了？你结婚了吗？”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的女儿已经四岁了。”我有些不好意思。
警察以为我在撒谎，直到看了我的身份证才将信将疑地说：“怎么看你都像个孩子。”
我腾地站起来，我一米六七的个头怎么会像个孩子？我轻轻一笑。
他们问起我来北京做什么，我指了指那半尺高的剧本。
“你可以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啊。”他们说：“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写的电视剧。”
“谢谢你们。”我真诚地给他们鞠了一个躬。
“小姑娘，找个旅店住下，你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他们走时仍然叮嘱我，说：“记得买张北京地图，那上面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地址。”
“我会的，放心吧！谢谢你们。”我大声地冲他们离去的背影喊着。
北京真好！我内心涌起无限的感动。夜空中的星星在向我眨着眼睛，我知道，天快亮了。
我在一家公厕的洗手间里梳洗了一番，便拿着一张北京地图来到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楼下。
好高的楼啊！这里面是我梦想的天堂，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寒夜里卖火柴的小女孩，站在天堂的门口，痴痴凝望着天堂里面温暖的火焰，却无法靠近。
“你找谁？”门口的保安问我。
“我找王导。”我试着说出一个导演的名字。
“你是他什么人？”保安又问。
“我是他朋友的妹妹。”我有些心虚：“我是来给他送剧本的。”
“那你稍等一会儿。”保安去给王导打电话，片刻，他回来说；“你找的王导不在，不过他的助手让你进去，他在三楼的电梯旁等你。”
“谢谢！”我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几乎是一路小跑进了制作中心的大楼。
上了三楼，一个三十多岁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站在电梯旁。
“你是不是王导朋友的妹妹？”他笑着与我握手，并且自我介绍姓陈。
“哦。”我含糊地承认了，对他说：“我有一部剧本，想请王导帮忙看一下。”
“王导出差了，不过今晚他就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会立即转告他。”他把我带到一个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在落满灰尘的长长的书案上，我看见了堆积的近百部剧本。
这位姓陈的助手让我把剧本放在书案上，答应我等王导一回来就立刻把我的剧本拿给王导看。然后，他给我留下了王导的电话号码。
我像梦游一样地从制作中心的大楼里出来，临走时，扭过头去望了又望，生怕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而我一走，我的《家长里短》就会连同那近千部剧本伴随这座海市蜃楼一同消失。
我算了算自己兜里的钱，除去打电话，买玉米，买地图及坐公交车花去的十块钱，还剩下四百九十元。
老天！我这才想起来我已经有两天没有吃饭了。四百九，在北京再待上几天应该没问题。这样想着，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面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热面。
夜，又来了。
今夜怎么办？还在外面蹲一宿吗？万一真遇到了坏人怎么办？
晚上过了十点，我犹豫着来到一家休息厅，休息厅的门上贴着：一小时三元。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见我进来，吃了一惊。在一张紧挨着一张的钢丝床上睡着清一色的男人，难闻的脚臭和汗臭几乎能熏死一头大象。
“小姑娘，你是要临时休息吗？”老板轻声问我。
“我想在这休息一夜，明早五点就走。”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北京人，我很放心的回答。
“那你就睡这边的这张床吧！一宿收你二十。”大概是因为很少有女人来这样的地方休息的缘故，老板对我很照顾。那张床远离了那群男人，并且很干净，应该是老板平时休息的地方。
“那你怎么办？”我问她。
她见我很善解人意，笑着指指床边的沙发，说：“没关系的，我白天睡过了，晚上困了就在沙发上靠一会儿。”
我一连在那休息了两个晚上，老板只收了我三十元。
隔天后，我拨通了王导的电话。
“水孩儿，你是个很有天赋的女孩子，你的剧本写的很不错，真实感人，这样的剧本城里作家是写不出来的。”王导在电话里说：“不过，中央台播放的都是气势磅礴或者弘扬主旋律的电视剧，像你这种农村题材的可能很难在中央台播放。”
“哦，我明白了。”虽然没有被制作中心选中，但我还是很高兴。
我去王导那里取回剧本的时候，王导正站在制作中心的楼下等我。
见了面，他没有问我究竟是他哪个朋友的妹妹，而是很兴奋地对我说：“水孩儿，海淀区附近有一家影视公司，你去那试一下，我已经和那里的负责人打过招呼了，他对你的剧本也很感兴趣。”
“王导。”我有些脸红，“其实，我不是你朋友的妹妹。”
“我知道。”王导笑了，“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如果你不那样说，保安怎么会让你进门呢?”
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了声对不起。
“我很希望我自己也能有你这样的妹妹。以后在北京如果遇到了什么难事，希望你能够来找我。”王导很真诚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我能够理解一个有梦的农村孩子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有多么的不易。”
“谢谢王哥。”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这样叫他。我的眼睛里噙着泪花，能够被人理解也是一种幸福。
告别了王导，我在海淀区附近找到了那家影视公司，一位姓李的负责人接待了我。
“你把剧本放下吧，”他说，“七天内我给你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