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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那位姓李的负责人给我打来的电话，剧本已经被某导演看中了，不过因为我在北京没有名气，所以他们把价钱压得很低。
“什么价钱？”我问，我对这些一窍不通。
“我们公司要买断这个剧本的版权，但只付给你二十万元的版权费。”他答。
二十万元？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更何况我从没有想过要靠文学来赚钱。只要能把《家长里短》拍成电视剧，哪怕倒给他们钱我都愿意。
“怎么样？如果你同意，随时可以来公司签合同。”他说。
第二天我就带着上次未花完的三百块钱再次去了北京。当我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时，我仍觉得这一切如同天方夜谭。
那晚，我给王导打了个电话，我把他约到北京有名的一家大饭店，想请他吃一顿大餐。
那顿饭我们两个人吃了一千，我去结账时，吧台的收银员告诉我，王导已经把钱付了。
那家饭店很火。在喧闹的人群中，我发现了好几个熟悉的面孔，那是我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的著名主持人，我没有看见有人围观。在北京，名人遍地都是，我在北京的街头看见他们就像在麦田里看见丢落的麦穗一样寻常。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喝着酒，王导问我。
“我没想过。”我说实话。
王导笑了：“如果你想在北京发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只是个乡下女人，而且又没有上过大学。”我忽然有点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但你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上过大学但写出剧本的乡下女人。”王导认真地对我说：“这是你的骄傲。”
“可是……”我犹豫着。不知道为什么剧本卖掉了，我的心情反而很沉重，我对未来感到很茫然。
“其实你就是一块被埋藏在土里的金子。”王导说：“拂去尘土，人们会看到你耀眼的光芒。”
那晚我和王导谈了很久，谈到尽兴时，我给他哼唱起一首歌谣：
一头耕牛半亩田，
行也安然坐也安然。
雨后晴天驾小船，
酒在一边鱼在一边。
夜归丈夫话灯前，
今也谈谈古也谈谈。
布衣暖和胜丝绵，
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我很矛盾，我不知道当我决定要留在北京打拼的时候，我是否还能拥有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
在王导的帮助下，北京《中国妇女报》用了二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关于我和我这部剧本的专访。几百万的发行量，就像副标题写的那样：“水孩儿，十六岁发表作品，二十六岁以剧本《家长里短》为人所共知。”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短短的几天里，我家的门槛已经被数十家媒体的记者给踩扁了。
导火索是从北京点起来的，然后向省市蔓延。
依葫芦画瓢，农家女卖剧本的新闻开始像神话故事般被人传说。
我被众人莫名其妙地捧到了天上，我想下来，可是没有梯子。
那段日子我家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大小小的采访车让我应接不暇。
村传达室收报纸的王老头看见报纸上有我的名字，便会向村里人宣传：“呀！人家菀菀妈写的剧本卖了二十万呢！”第二天看见类似的内容，他又大惊小怪：“天！菀菀妈又写了一个剧本，又卖了二十万！”
“人家菀菀妈写的剧本一下子就卖了好几十万，听说，她在北京都买房子了。”亮子妈说得更悬。
“菀菀妈，”一向老实巴交的小四儿找到我，说：“你也教教我家幺妹写剧本吧！我家这么困难，我也没个啥本事，听说写剧本挺挣钱的，你和我家幺妹关系那么好，你也教他写写，卖卖？你忘了我家幺妹还老教你绣鞋垫呢？”
“好！好！”我哭笑不得。
“我知道你不属于张庄，”连亮子也这么说：“你迟早会离开这里。”
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以前的日子了，我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我忽然很想念我的太爷爷和我的大奶奶。在我离开张庄的前一天晚上，我站在房顶上，望着村东的乱坟岗喊着：
说胡话，道话胡，
荞麦地里耪玉黍。
一耪耪出棵大柳树，
一尺高七八搂粗。
上面的桑葚黑乎乎，
拿起竿子去暴枣，
掉了一地胡萝卜。
拿回家来做干饭，
揭锅一看是懒豆腐。
张三吃了李四饱，
撑得王五满街跑。
东西大道南北走，
听得张庄人咬狗。
拿起狗来冲砖头，
还怕砖头咬了手。
我知道我疯了，不光我，张庄的人都疯了。只有丈夫很平静地对我说：“如果你不适应北京的生活，就回来。如果你在北京站住脚了，我会同意和你离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