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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座庙往西北方向行走大约15里路，便到了南漳县在20世纪70年代最有名的黄泥巴洼中学。山娃子在跳级读了四年的小学和两年的初中之后，他的母亲不顾贫困的煎熬，硬是硬着头皮，在饥饿的旋涡里，让山娃子读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这些日子，每到山娃子两周一次的两天假期结束的时候，山娃子的母亲总要将返校学习的山娃子送上三分之一以上的路程。在这条路上，山娃子用一根四五尺长的木棍子扁担挑着担子，一头装着两个星期的干粮，另一头装着两个星期的炒菜和腌菜，默默地走在母亲的前头。
他心里知道，母亲之所以循环往复而且风雨无阻地这样做，并不是单纯地担心儿子的安全，而是想通过送行，让自己的叮咛，以及对儿子的希望，成为儿子发愤学习、立志改变贫困面貌的精神力量。山娃子的母亲是一位三岁丧父、四岁丧母、四十多岁丧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苦难妇女，因此她在送儿子上学的途中，只能用朴实的语言和一种自言自语的方式，试探性地教化山娃子。整整两年的时间，她一直重复着那些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老话。
“我的四儿书读完了，有出息了，也不晓得以后还给不给妈一碗饭吃。”她习惯性地按照山娃子和他几个哥哥的排行，把山娃子称作“四儿”。
“妈，不管以后我有没有出息，我一定叫您跟我一起吃，一起住，让您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母亲每次这样说了之后，山娃子都这样坚定地回答。
“娃子，这个事就不一定了，哪天等你娶了个媳妇，把我赶出去住窝棚也不算啥稀奇。因为‘前面有样，后面跟上’，倒座庙把爹妈赶出门的人多的是。不过，到时候说不定我已经死了，不等你们赶我，我就走了。”山娃子的母亲无不担忧地说。
“妈，您放心，我根本不会那样做的，我不是那号人，也没有那号心，更不会做那号事。我保证以后好好地伺候您，孝顺您，不让您再过这样的苦日子了。”
“我晓得我四儿是个听话、懂事的娃子，你姐姐和你几个哥哥都只读了初中，在屋里种田。看样子，我只有等我四儿读完高中有本事了，进城拿工资了，跟着我四儿享几年清福。”
“妈，我从小学到现在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只要我这样坚持下去，学习的这些东西以后绝对会有用的。”山娃子不敢向母亲做出他以后究竟有多大出息的承诺或保证，但是他根本没有怀疑过老师们讲的“知识就是财富”那些道理，深信终究有一天，他和母亲的命运一定会得到改变的。
不知不觉中，母亲在送他上学的路上所说的话一次比一次多，那充满期待和担忧的肺腑之言，像奔流不息的蛮河之水，虔诚而直白地流淌在山娃子的心里。同样在不知不觉中，母亲送他上学的路程一次比一次远。那无数交叠的脚印和母子间的话语，恰似富有节奏的动人心曲，洒满了象征着山娃子前程的那条光明大道。
不管怎么说，山娃子的母亲像手里拿着的风筝最终要松手放飞一样，她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用心丈量的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路程之后，慢慢地放缓了自己的步伐，让风筝一样的儿子独立地迎风而去。
暂别的那一刻，山娃子和母亲都没有了言语，唯有盈眶的热泪，一滴一滴地洒落在连接倒座庙和黄泥巴洼的那条带着使命和守望的求学之路上……
【题外音】1978年7月，山娃子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回到倒座庙，当了一位地道的农民。1980年正月初十，积劳成疾的母亲带着对儿女的牵挂和对人世间的眷恋，走完了她艰辛坎坷的60年的生命历程……
1983年8月，山娃子来到南漳县，之后有幸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思念母亲，一直想有一位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