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风云连载

记得最早写作文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得益于父亲给我买的那本《王老师与小学生谈作文》，之后就断断续续的写，直到现在。我至始至终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兴趣，而没有将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我的一个切身的感觉是创作跟着感觉走。在完成《关中英雄传》《黄土地挽歌》之后，我意犹未尽，于是在壬辰年（2012年）冬便着手准备创作这部《古城风云》。

小说的创作被人们俗称为“编故事”，是个体力活，但更是个技术活。作家余华有句话说得对：是什么让你成为作家的，不是思考，也不是阅读，就是写，不停地写。创作小说不是简单的复制，在《圣经》中，有几个福音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故事：耶稣怎么来到人间，耶稣在人间都做了什么事。只不过由不同的人讲述，出现了许多新的东西。秦人尚武，在清末民国年间，关中大地发生过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作为历史，后人是不能忘记的。如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华清池兵谏，以及那段陕军抗战的历史，以前共产党是怎么宣传的，国民党是怎么认为的，老百姓又是怎么看待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要多角度的描述，这样可能写出新的东西。只有这样想的时候，才可能开始全新的创作，结构是新的，语言是新的，人物是新的，甚至提供了新的主题。因而，有人就形象的比喻：小说家就像一个登山运动员，上山的路其实有无数条，但景色旖旎的捷径只有一条，你如果找到这条路，才可能枯藤岀新芽，旧瓶子里灌新酒。

《古城风云》讲述的是渭河平原一个小县城——古城，上起清末科举废除、辛亥革命，下至古城解放近五十年间变迁的雄奇史诗，同时又是一轴中国北方农村斑斓多彩的长幅画卷。它与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不可同日而语，又与《关中英雄传（之辛亥风云、之东渡黄河）》的故事历史时期大概相同，所不同的是，《关中英雄传》写的是社会上层的史事，《古城风云》讲的是社会底层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人们口授相传的，有的是地方史志记述的，可以说是一些草根性的东西。我认为，一个作家不管写什么东西，最后必须还原到现实世界中对人们有所启迪才有意义，即使像《封神演义》《西游记》这些古典神话小说，故事完全是虚幻、荒诞的，但放在今天的人面前，还可以看到现实世界的影子，这就是成功的文艺作品。文学创作的现实性，可以说是有许多实现的途径，并不是要把现实的东西原封不动端出来，这样不好，是一种最偷懒和最不动脑筋的做法。文学与现实不是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文字和心灵的关系，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

在深度采访过程中，一个朋友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民国遗老在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旧政府里做过事，大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位遗老还在梦幻着他的旧政府，当时的广播播发了新闻，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了，他年龄大耳朵背，听了个岔，听成了蒋介石已经反攻到大荔了，离韩城不远顶大一两天的路程，就穿上他的长袍马褂，拄了文明拐杖，在县城的大街上迎候他的委员长，街上的人们见了，笑话他，说老汉的脑子有问题，肯定是疯了。

《古城风云》讲述的是渭北民国时期的旧事，其中有好几个县的故人旧事的影子，但主要是讲述故事，人物形形色色，有先知先觉的革命志士，有打家劫舍的土匪，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也有谋一己之私利的墨吏。它给人以反思、启迪，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讲故事，而是让人们在重温历史中反思，作为借鉴，得到启迪。中国清末民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共两党之争，是党派之争，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两种信仰之争，而绝不是敌我之争，因为他们同是一脉相传的炎黄子孙。共产党民主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信仰的胜利，她给亿万劳苦大众指明了一条建立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国民党的失败，是败在政治上，败在派系之争上，丧失了民心，这就验证了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是民革党员，是民主党派的一员。记得加入民革的时候，有熟人问我，你是哪个党派？我说是民革，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熟人问我民革是什么党？我说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熟人就说，原来你是反动派，你和台湾有联系？我哭笑不得，只得继续往下解释，说那是两个不同的党派，历史上有渊源，后来分化了，民革是国民党的左派，台湾的国民党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就是老一辈人所说的“反动派”。熟人笑了，谈了自己的看法，弄了半天还是国民党。我无奈的笑了，心里明白这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国民党所形成的“偏见”，随着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这一“偏见”是会慢慢化解的。

    回顾历史，书写在我们脚下的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琐碎旧事，就算是对过去有个交代。这大概是我创作这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