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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崖是母亲河畔的一个小村庄。
据村里上了年龄的人说，村子的名字原来不叫红土崖，是叫黄土崖，红土崖是新社会后的名字，旧社会里叫黄土崖。至于更名的原因，古城县志上有记载，是因为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这里有英雄的人民和壮烈的历史，先烈们的鲜血染红了这片黄土地才更名的。
红土崖人曾经是实实在在的“渡口人”，所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靠水吃水”者，更是堂堂正正的黄河儿女。
夏阳渡，很早以前被称为少梁渡，改为现在的名字则是秦汉以后的事情，清代曾一度称其为官渡。该渡口以直观而狭窄的夏阳口子为自然标志，而渡口的船埠则分布在一条呈“L”型约二十里长的河岸线上。所谓“上下十里滩，岸边一缆地”便是夏阳古渡的本来范围和历史规模。那“L”型的上端为东少梁以东，左下角是窑儿坡底，下边的一横便是红崖下的十里河岸。
这里的人们自古受到连绵战事的熏陶，一个个刚烈忠勇、秉性茬硬、憨厚朴实、待人赤诚。
“七•七”事变以前，红土崖各村都有船帮开埠。村里青壮年大多靠航运营生，一家累代以摆渡为职业的船户不乏其人。时隔两年后的一九三八年，盘踞河东的侵华日军，用飞机、大炮、机枪袭击手无寸铁的船夫、平民，黄河中的民船大都被日军击毁，下余少量（为运输抗战物资）开往洛河、渭河用作搭浮桥船……
自从抗战后国共开战，古城就成为国军与人民解放军“拉锯战”的核心地区。
红土崖村今天来了游击队，明天游击队刚开拔，国军就接踵而来，摊粮派款，老百姓的日子根本就没法过。村里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国共拉锯战，飞机撂炸弹”。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常常被手持农具的老百姓围追堵截，狼狈不堪。当时，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处于绝境的国军狼狈逃窜，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满山遍野的民兵，但更多是手持农具的庄稼汉，他们跟随共产党的解放军并肩作战，端着自家制造的土枪，铁锨，粪耙，镢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他们熟悉的乡村道路上，不断地袭击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队。
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所遇到的境况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写道，“天大亮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官兵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又惊又喜：乡亲们早就为部队做好了饭。沿街两侧摆满了粗瓷大缸、陶瓷小盆、柳条编的挎篮、苞米叶子织的箩筐，农家所有盛食物的家什全都摆开了，里面盛着新出锅冒着热气散发着油香的葱油饼、红皮沙瓤的红薯、香喷喷的烫面包子、不凉不烫的茶水、冒着腾腾热气的盐茶鸡蛋，以及花生、核桃和红枣。”
据说，在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当胡宗南集团大举进攻陕北的重要关头，八路军太岳纵队配合陕北作战，在黄河东岸一举开辟了晋西南解放区。此时，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经胡子司令员和古城县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中共古城工委和太岳军区及太岳纵队，秘密建立了黄河交通线。交通线的联络站和太岳纵队的谍报站都设在红土崖南端——秦晋交界的三边村（省边、县边、河边）。交通线负责人老何，以及一百多名地下党员、游击队员、革命群众，全是村子里熟悉水性的铁血男儿。因渡河无固定岸口，所以，担负保卫工作的河防排两个分队，对交通线上的长期频繁活动，国民党在古城的驻军及河防连似有警觉，多次蠢蠢欲动，妄想拔掉这个交通枢纽。
委员长气量小，不容人。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投降。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委员长在看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就用红笔勾掉，至此，这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中，一个中共代表都没有。
国民党地方政权不找自己腐败的症结，反而迁怒于老百姓，认为这些泥腿子就是共产党的帮凶。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古城国民党驻军与河防连勾结，把“围剿”、“屠杀”的狠招对准了红土崖，红土崖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三月十七日那一天，红土崖游击分队的老刘为援救古城战友，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冲锋陷阵光荣牺牲。
几天后的一个春日的清早，古城分队有十三名战士在红土崖又遭到两股白军共七、八十个匪徒的突然围剿。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神勇无比的游击队员抖擞起红土崖人的热血豪胆，一场保卫黄河交通线的殊死战斗在激烈的巷战中打响。
爬上屋顶顽强阻击的游击队员，手臂受伤、子弹告罄、枪托被击坏后，浴血奋战宁死不屈，在敌人血腥的屠刀下英勇就义。
冲出北门，在圣贤庙口端起冲锋枪封锁要道的老徐，在枪支火塞故障突然卡壳的一刹那间，被敌人投进庙内的手榴弹炸中，慷慨捐躯；杀出西门、依托墓冢固守阵地的分队长老马，因腹背受敌，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牲。其余战士在南部县游击分队的接应下成功突围。泣天地恸鬼神的红土崖血战，严守了“摆渡”机密，粉碎了敌人妄图扼杀交通线的罪恶阴谋，验证了红土崖先躯者同仇敌忾的铮铮铁骨；红土崖血战迎来了之后的古城解放，也迎来了东府解放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