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改写了中国近代史，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可以说是意义极其重大，以至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关中东府的乡党们还对这一事件津津乐道，众所周知，东府刀客出身的杨虎城将军是这一事件的重要发起人。
事变的旧址在今西安和临潼两地。主要包括西安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止园、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和临潼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等八处。
西安事变之发生，一般人确实没有料到。古城的乡党们在后来听说省城里塌了天，乡党杨久娃在骊山华清池，就是杨贵妃和唐明皇洗澡的地方，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把委员长活捉了，有的乡党传说得神乎其神，好像真的一样，说好耐毬的，杨久娃歪得太，不亏是刀客出身，他和他的手下把南京的蒋委员长逮捕啦，乖乖，这要在老早里就是敢把皇帝拉下马，姓蒋的那光头子毕咧，彻底完蛋啦，被杨久娃五花大绑，要不了三两天就要在省城砍头示众。
古城是个小地方，地处偏远，消息闭塞，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事变和地震、火山喷发等自然现象不一样，说发生就发生了，那乡党杨久娃和张少帅晚上睡了一觉起来把姓蒋的就给逮捕了，其实这是有前兆的，有国民党里有头有脸的高级干部后来写文章谈了事变前夕发生在省城里的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他们说大约在十一月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联合战线派”份子在西安暗中活动，还创办发行了时事评论期刊，宣传说兄弟阋于墙不好，要停止“剿匪”，联手打鬼子。这些言论相当偏激，抨击南京国民政府整天只知道窝里斗，把东北四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这些刊物的反政府宣传更为露骨，背后肯定有人掺和，至于是谁不言而喻。哎！说句实在话，鬼子都打进家里了，政府还在搞内战，老百姓供养的军队不打鬼子，怎么就只知道打自家人呢，真是不知道那些国家的大小脑系们是怎么想的，吃老百姓，喝老百姓，就要给老百姓办事，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早都总结完了，那些脑系们的头难道是让门板夹了，还是脑袋里灌了浆糊了。
村里人都说，这次事变的导火索有二：
一是蒋委员长从南京到省城，找了杨久娃和张少帅训话，斥责他们围剿陕北的共产党不卖力，是不是和那些共产共妻的“赤匪”有勾结。杨和张进谏，说当下最重要的是打日本人，鬼子已经进门了，不能再搞窝里斗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委员长听了这话，恼羞成怒，把杨和张美美地墩嗒（关中方言，训人）了一顿，杨和张看委员长油盐不进，就在后来发动了兵谏，你不抗日就强迫你抗日。
二是十二月九日发生在省城的“一二九”纪念游行，这是学生娃发动起来的。这些爱国学生向西北剿匪总部、陕西省政府及西安绥靖公署请愿，请求立即停止“剿匪”，枪口对外。有些学生娃还准备到委员长在临潼下榻的地方请愿，因为他是全国的一把手，说话管用。警察晓得了就跑去制止，说学生娃不好好念书，纯粹是胡毬成精，国家的事有委员长做主。结果就发生了冲突，一个学生娃还被警察打伤了。张少帅给学生娃许了愿，说他一定给委员长进谏，不再打内战，要打日本人。到十二日的凌晨，事变就发生了。
后来的历史资料记述，河东籍贯的冯旅长与杨久娃对中央政府在抗日问题存在分歧，从而导致后来的分道扬镳。
冯旅长是杨久娃的老部下，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冯旅长就在杨久娃的手下干事。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称帝，各省纷纷反对，冯旅长与陕西籍的革命党人，率领数佰健儿从夏阳渡过河，在平遥等地击败了北洋军阀的军队，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古城的乡党都是这样说的，的确是这样，古城县志上也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当时驻守古城的冯旅长接到省城杨主任的急电，希望与陕北的共产党一起，联合南京的蒋委员长一起抗日。后面还有具体要求，要求冯旅长迅速进军潼关，以防中央军进入关中地区。冯旅长有忠君思想，认为只有南京的蒋委员长才是他的顶头上司，其他人的话可以不听。在听说杨久娃扣押了委员长之后，冯旅长认为杨久娃和张少帅的做法不对，这样做肯定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无疑是和陕北的共产党人合穿一条裤子。
冯旅长是一个相信封建迷信的人，他害怕自己站错了队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就去了古城南关的龙泉寺，找了一个佛爷给自己算了一卦。佛爷问了冯旅长，老总有什么事。冯旅长说了自己的来意，请佛爷指点迷津。佛爷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看了天象后说，老总，不敢轻举妄动，你看那月亮有珥，说明南京蒋委员长的气数未尽，要不了几天还有出来重掌全国政局，千万不要昏了头跟上那姓杨的鲁莽行事，那样是会出事的。
省城里派了密使，与冯旅长接头，让他配合杨、张二人。冯旅长明确表态，说他坚决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领导，坚决不当叛臣贼子。
冯旅长的态度出乎了杨久娃的意外，这是怎么搞的，冯旅长怎么就是这么个态度，这样是会坏大事的。于是，就不断地派出密使往来于省城与古城之间，说服冯旅长，大家都是很深的交情啦，无论如何是不能分裂的，要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促成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打日本鬼子。
冯旅长对杨久娃的意见很大，说你作为老领导，发动事变在临潼捉拿委员长的时候，你怎么不和我商量，现在逮捕了委员长，把天戳了个窟窿，现在就想起我冯某人来了，我冯某要说对不起了，谁动下的乱子谁收场，不能因为你杨某人感冒了别人就得跟上打喷嚏。
南京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丝毫没有放松，送来了大量的金钱，大概有几百万元的大洋，水果等物品也堆满了旅部，目的就在于要争取冯旅长，分化、瓦解杨久娃的陕西土著势力。冯旅长对杨久娃有意见，牢骚满腹，嫌杨久娃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提前通知咱姓冯的，还讲究是结拜弟兄，多少年的老关系。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是不相信咱姓冯的，事已至此，是无法挽回的，谁动下的难过谁承受。话虽是这么说，但冯旅长还没有吐话说要离杨附蒋，他还在犹豫，首鼠两端以观望，他的确有自己的顾虑，咱一个外省人在人家陕西地盘上，随时都会遭到地方土著势力的打击。
南京方面在对冯旅长分化、收买的同时，还采取了另外一手。顾长官在冯犹豫不决的时候，捷足先登，率领中央军进驻潼关，沿着华山脚下直至渭南地界，与冯部犬牙交错，同时用飞机轰炸相威胁，如果不服从中央，就和杨久娃一样是叛逆。冯旅长在拒绝杨久娃命令的同时，派人赴潼关与顾长官面谈，顾长官说他很忙，就派了一个姓樊的下属与其面谈。冯旅长派来的使者表明了态度：一是追随委员长多年，绝不跟随杨张二人作乱；二是不与共产党来往，不被赤化；三是不与中央军作战。
在南京军队压迫西安时，冯旅长的态度更加明朗化，坚决支持中央的决策，拥护委员长的领导，他被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并被任为讨逆军渭北司令，其部队沿渭河北岸西进，对省城实行警戒。后来有史学研究者认为，这样以来，杨久娃与张少帅和中共方面在与南京政府代表会淡时，失去了军事上的有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对冯旅长也大加赞赏，说冯旅长是个明事理识大局的人，在事变和平解决后，冯部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他任总指挥，虽兵员末增，而士兵常饷却由二十八万元增到三十一万元。自此，旅长脱离了杨久娃的西北军系统。之后，他到上海见委员长，要求把第二十七路军充实起来，委员长很客气，也很高兴，说：“你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在西安把力出了，像你这样的患难之交能有几人。”
再后来，陕北的共产党派人斡旋，委员长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张少帅的陪同下回了南京，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有人从省城回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做生意的也开始正常营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