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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辽南地区，蘸酒是一种特别的习俗，也是一种独特的酒文化。
我小时候，老家住在复县泡崖乡沟外屯。记得爷爷先后出外在大连、安东、沈阳、牡丹江等地做木工。家里来客人啦，没人陪喝酒，奶奶常常唤我去找二伯作陪。
我爷爷常常说，“娘亲舅大”。舅爷每年来我们家一次，是我家的贵客。舅爷喜欢喝酒，每次到我家来，老白干总能喝上四、五两。
舅爷是在秋后的季节来，奶奶总要杀一只鸡，并能做出好几道菜。每逢年节，奶奶一定是做一大桌子菜。我们家规矩大，家里来客人，小孩子是不准上桌的；家里的女人，也不可以上桌；所以火坑上，只有我舅爷和我二伯在喝酒。
菜上齐后，二伯先给舅爷斟满了一杯酒，然后再倒自己杯。我发现，舅爷的杯满满的，而二伯的杯总要浅一点儿。接着，舅爷与二伯俩人，都用筷子在自己的酒里，轻轻地蘸一下，便把筷子整齐地放在桌上。稍等一会儿，两人才端起酒杯，喝上第一口酒。我二伯口才好，善于讲话，每次都要向舅爷说几句接风洗尘和祝愿的话语。
我小孩子家，看到舅爷和二伯两人，先蘸酒，放下筷子，心中不解，只是认为他们想慢点喝而已。直到我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一种祭礼，饮酒前，要先蘸酒，寓意敬天敬地敬先人。也知道了，为什么二伯每次倒酒，总是给舅爷的杯满满的，而二伯的杯，总是浅一点儿。原来，这是酒桌上的礼节，向人敬酒敬茶，“满杯酒，半杯茶”，向人敬酒要满，自己要浅；还有，敬酒者，举杯要低于对方，不可平杯，否则不敬！
只见舅爷和二伯端起酒杯，互让相对后，轻轻地小吮一口，两人同时口里发出“嗞、嗞......”的声音，然后一声感叹：好酒！好酒！偶有一滴两滴的，滴在桌子上，也要用嘴吸允起来。
现在想想，那时想喝一杯白干酒，除非用酒票在供销社领二斤酒，否则便是自家酿的老黄酒。舅爷爱喝老白干，我爷爷滴酒不沾，我们家过年领的老白干烧酒，每年送给二伯一斤，剩下那一斤，就留给舅爷来我们家做客喝。
当年在供销社领的酒，都是外地进来的老烧酒，基本都是红薯干酿的，俗称地瓜酒。听人家说，领的酒都是山东家酿的。舅爷与二伯，酒过一巡，满屋子都是薯甜酒香，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香味，仿佛扑鼻而来！
我父亲爱好喝酒。据他讲，年轻时喝过地瓜干烧酒，但经常喝的是糠酒，那时候穷啊。后来生产队开始酿酒，还有我父亲工作的学校，也开始酿酒了，但生产队和学校酿的酒，原料基本是草糠。那时酿酒，都是冬季，其余三季不酿酒，只是春天发酵酒引子。
我父亲感叹，在粮食稀缺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哪舍得用粮食酿酒啊。用草糠酿酒，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的。一到夏天，生产队发动社员拔大草，自己晒干，上交生产队，称重记工分，学校学生也拔大草，都在操场上晾晒，上交给学校，轰轰烈烈，好一派景象！
我父亲所在的学校，是复县泡崖乡庙岭小学，学校从生产队请来了酿酒技术员，那师傅会钣金，用雪花铁板，自己做烧酒大锅，高高的帽子，有些巍峨。我父亲和同事们，负责轮班加工草糠，每天晚上机器隆隆作响，大草粉碎后，装麻袋交给酿酒坊。
父亲说，学校每次酿酒，除了酿酒师傅自己品尝外，还邀请他们教师品酒。我父亲看到酿酒师傅，用水瓢在出酒管接酒，然后用手指在酒里面蘸一下，再甩一甩手指，然后再品酒。这种原始的蘸酒方式，严肃而又令人敬畏。
我父亲一尝就知道酒水度数，上下不差多少。第一溜酒，一般都是原度，用酒度计测量，少不了70度，其余都是50至60度。草糠酒，糠味很浓，作坊满屋都充满了酒糠味儿。
在我收藏老酒的过程中，我发现辽南地区，在七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粮食紧缺，有的酒厂还研发出了果酒；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酒的品种逐渐多了起来，有玉米酒、高粱烧、大米酒、小米酒等。九十年代往后，白酒市场日渐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提升，喝酒的品味也有提升。
与之相提升的，还有精神生活，特别是蘸酒这一习俗，仍然是用筷子在酒里面轻轻点一下，然后又恭恭敬敬地整齐地把筷子放在桌面上。即使蘸酒的方式多样化，但蘸酒这一习俗，始终没离开蘸酒的初衷，犹可见酒文化的历史沉淀。
喝酒，要先蘸酒；做人，要先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