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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的春天，惊蛰的雷声响过，大宋王朝也迎来摧枯拉朽、推陈出新的几件大事，朝廷内外、举国上下，耳目一新，精神振作。
先是西夏皇帝李元昊，经过与大宋几年的争战，虽说胜多败少，但始终没放弃和平的试探，派使臣带国书来求和，书中称宋皇为父亲，自己为儿子。
夏使到了京城，向皇帝阐述，夏国很久没与宋朝开通集市贸易了，现在是饮茶没茶叶，穿衣没棉布，所以实心诚意来求和。仁宗皇帝仁慈，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在边界设立集市贸易，并且每年赐给他们丝绢十万匹，茶叶三万斤。
接着，皇帝终于恩准老宰相吕夷简因病求退，任命年轻的富弼为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韩琦也得到了同样任命。
石介听闻后很高兴，这都是治国能臣，朝廷栋梁啊，大宋朝历经八十多年，该到复兴的时候了。更让他欣喜若狂的，是好友欧阳修进了知谏院，当了谏官，一同上任的还有蔡襄、王素和余靖，这都是当朝才华横溢、敢说敢为的清官。谏官职责重要，与御史台合称“台谏”，朝廷大事，包括宰相是否称职、各种人事的任免，都可以发表意见，予以谏正。
唯一让石介不满的，是夏竦又要回朝做枢密使，如果这样的贪官再做了宰相，那朝风、世风还不又乌烟瘴气、每况愈下？他无比愤慨，但束手无策。
幸好朝中有很多大臣反对，纷纷上书劝退。说夏竦与西夏作战时，胆小怕事，不肯尽力，还暗中勾结宦官，他们狼狈为奸，外掌机密，内使诡诈，阴谋侵夺皇帝的权利，结党营私，胡作非为。其实夏竦虽明敏好学，才术过人，但生性贪婪，汲汲于功名利禄，反复无常，被人称作奸佞小人。
经过欧阳修等四大谏官齐力谏阻，不等夏竦到任，就免除了他的枢密使职务，他兴冲冲来，又悻悻而归，外放亳州做知府去了。
资深的枢密副使杜衍被擢升为正使。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他从小“苦志厉操，尤笃于学”，劲正清约，好荐引贤士，裁仰侥幸，凛然有大臣之概，在朝野间享有盛誉。此时由枢密副使升任枢密使，正是顺理成章，深孚众望。
仁宗在位，政通人和，边疆安宁，百姓富足。又格外重视正人能臣，修道习儒，开创了良好社会风气。从而给文坛带来了催发力量，由唐朝的诗文慢慢孕育出宋词这一文学形式，为中华文化留下浓彩重抹的一笔。
这次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是着手实行一系列政治革新的措施，石介闻知，喜形于色，夜不能寐。他兴奋道：“此等盛事，必须大力赞扬，我是大宋学官，要写成文章记录下来，让千秋万代敬仰。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要为之放声高歌！”
于是，未等范仲淹、韩琦自西北边疆调回汴京，石介已难掩心中激动之情，调动全身文学艺术修养，使尽浑身才情解数，挥动如椽之笔，效仿前朝大儒韩愈，作《元和圣德颂》讴歌唐宪宗的丰功伟绩那样，也马上谋篇布局，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终于创作出洋洋洒洒、惊天动地的《庆历圣德颂》。
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闥。
晨坐太极，书开阊阖。躬揽英贤，手锄奸枿。
大声沨沨，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
昆虫蹢躅，妖怪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闻皇帝，戚然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太业。
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
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镛斯协。
昌朝儒者，学问刻洽。与予论政，傅以经术。
汝贰二相，庶绩咸秩。惟汝仲淹，汝诚予察。
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嶪嶪。
为予司谏，正予门闃。为予京兆，堲予谗说。
赋叛于夏，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
汝暑汝寒，同于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
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
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
谏官一年，奏疏满箧。侍从周岁，忠力尽竭。
契丹亡义，檮杌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
弼将予命，不畏不慑。卒复旧好，民得食褐。
沙碛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
观弼之心，鍊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
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夑一契
天实赍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
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
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符，兵政毋蹶。
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哭魁櫑，岂视扂楔。
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
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
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
赏诋大臣，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
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
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至今谏疏，在予箱匣。
襄虽小臣，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
刚守粹慤，与修俦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
予过汝言，无钳汝舌。皇帝明圣，忠邪辨别。
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拨。
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
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
予望太平，日不逾浃。皇帝嗣位，二十二年。
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
赏罚在予，不失其槿。恭已南面，退奸进贤。
知贤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难，惟断乃克。
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之惑。
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语，曰惟正直。
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坠玉失舄。
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觐，谨修臣职。
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神武。
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
诸候畏焉，四夷服焉。
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共计一百九十句，为四言短句。诗文优美，热情洋溢，歌颂了仁宗皇帝，德功瑰伟，辨识忠奸、赏罚分明，用人至公。赞扬即将开创的辉煌盛世，并翘首以待。讴歌名臣范仲淹、韩琦、杜衍、富弼、欧阳修等人大公无私、高风亮节，忠贞智慧、勇于开拓。鞭挞唾斥了自私狭隘、卑鄙奸佞的贪官污吏。
他在诗中用皇帝的口吻，说范仲淹深为朕欣赏，太后听政时，仲淹官位尚低，却已危言高论，不惧权势，后来做了谏官和开封府知府，一直驱除谗说，与邪恶势力斗争。西方边陲用兵，他亲历寒霜酷暑，与士兵同甘共苦，打仗一点也不退缩。石介把范仲淹和富弼，比作古代的名臣夔和契，指责夏竦为大奸，把他贬知亳州，是“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就像把斗鸡的爪子斩去了，免得他再来捣乱。
这首颂词一问世，就因文辞优美，立意高新，顺应了天时人愿，为即将来临的新政改革大造舆论，使天下人争相诵读，广泛传阅。就连四川眉山一个偏远的地方，七岁的孩童苏轼，都能熟记背诵，从此记住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的名字，足见这篇文章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但是，第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孙复，心里却忐忑不安，他满怀忧虑，担心地对石介说：“唉，恐怕你以后将不得安生，你埋下了祸根和隐患啊！”
石介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发心挚诚，无愧于天地。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是他的宗旨。他就是一个敢爱敢恨，敢说敢为之人。
赴京途中的范仲淹，也读到了这首诗，他顿足扼腕，对韩琦说：“这下麻烦了，我们尚未到任，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让这怪人大张声势，弄得路人皆知，恐怕不是好兆头，可别坏了大事啊。”
韩琦安慰道：“没事的，石介为改革制造舆论也是好事，就是有点太性急，不该损人太过，让那些人无地自容，恐怕要招致报复。”
范仲淹回京不久，谏官们就一致举荐他做参政执事，因为原来的参政执事胆小怕事，懦弱不称职，但他极力推辞，不肯就任。
于是，仁宗皇帝多次召他到天章阁议事，无比信任和依赖他，咨询商讨当下振兴改革事宜，给与他特殊礼遇，赐座赏笔，一应奏疏，可以当面书写。
北宋建国已经八十多年，陈习陋俗，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革除。范仲淹深思熟虑后，引经据典上奏皇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朝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他的这些看法，富弼、韩琦、蔡襄、余靖和欧阳修等人，都十分认同，仁宗皇帝也赞赏有加，就让他着手准备，制定新政，颁布天下。顺理成章地，他终于就任了参政执事，富弼接替他做了枢密副使，富弼在青年时就被他所赏识。富弼曾出使契丹，外交办得很出色，朝廷屡次委任高官，他都坚辞不受，这回与范仲淹一同入朝为官，很受人们称赞和拥护。。
在此大好形势下，余靖推荐石介来做谏官，朝中其它执事都同意，唯独范仲淹反对，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学生了，他说：“石介此人，刚正不阿，大家是知道的。但他脾气古怪，一旦做了谏官，一定要皇帝做一些难以做到的事，有点不顺心，便要拉着皇帝，叩头流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皇帝年轻，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不能让他太为难。再说，石介学富五车，通晓儒学，弟子众多，执掌国子监，教授太学院，比做一个谏官更能体现其价值。”余靖、欧阳修听闻此言，就不再勉强。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人。他向皇帝进言，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不久，系统提出了改革变新的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
所陈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后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这十项建议，于庆历三年夏秋之季，先后由朝廷颁布，付诸实施。其中选择县官、州长的建议，实施得最早。范仲淹认为，县令、郡守这些官员，亲自接触底层人民，施政好坏直接关系民生疾苦，最要选择得当，不能只看资历，不问贤愚。他亲自查点名单，看到不称职的，就一笔勾掉，打算逐一撤换。枢密副使富弼惊讶道：“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人，可一家人都要哭了。”
范仲淹回答：“一家哭，总比一县哭、一州哭好啊。”他新定了官员勘察考核制度，对官员子孙的恩荫之法也做了补充修改。
新法改革弊政，抓住了要害，打破按资排辈、循资叙迁之法，消除恩荫陋习的滥用，让贤者在位，能者在政。再以后，他提议废除茶盐专卖、减徭降税，把朝廷大多利益，让与民间百姓，带动经济繁荣，实现富民强国。另外，在地方开办学校，启迪思想智慧，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步改革，全国面貌为之改观。
然而，那个已被任命枢密使的夏竦，满心欢喜地刚到京城，就连夜被贬去亳州，确实心有不甘。原来，老宰相吕夷简，看不惯夏悚的为人，一直反对他，不肯与他共事，快要退休了，为消除旧怨，才向皇帝推荐了他。
但是，四位贤德的谏官力拒不从，他们对皇帝说：“陛下不用夏竦，用范仲淹、韩琦，士大夫举杯相贺，老百姓狂饮欢呼，场面是那么热烈，这难道是因一人的进退，就能对国家起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这是由于邪正分得很清楚，奸邪的退去了，与之的同类也都要退；正直的进来了，与之的伙伴也要进来。如果启用的都是贤达人士，辞退的都是不屑之徒，天下就可得安宁了。”
皇帝圣聪，点首应允，终于对夏竦弃之不用。于是，夏竦怨恨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认为是他们抢了自己的职位。他仇视知谏院的蔡襄与谏官余靖、王素、欧阳修等四贤，是他们多言多语，坏了自己大好前程。
然而，最让他咬牙切齿痛恨的还是石介，因为《庆历圣德颂》把他描写成了妖孽之徒，让全天下人耻笑。所以，他视石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在亳州，遍寻奇人高士，设法报复石介，终于找来一个道行深厚的跌脚妖道，开辟专房做道场，为其斋醮作法，书写“夙世冤家石介之牌位”，立在桌上，施以魔咒，祷告邪神，破坏石介的身家性命。也能时刻提醒他自己，一定报仇雪恨，洗尽耻辱。
可叹那些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君子们，却一无所知，正在为皇帝出谋划策，为新政呕心沥血。为了振兴大宋王朝，他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一个个废寝忘食，力争为富国强民，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