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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当当日行夜宿，赶往东京汴梁。他们体会到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含义，天地之大，超出想象，高人志士，随处可遇，等到了京城，更是大开眼界，一睹人间的盛世繁华。汴梁城，人口已过百万，富甲天下，风景迤逦，城郭建筑气势恢弘，俨然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世界中心。
他们一路打听，很容易就找到了太学。然而打听大名鼎鼎的国子监直讲、太学博士石介的住处，却被人告知他已不在这里了。又问询了多人方知，因韩琦的推荐，石介已升任集贤院直学士，是国子监的上级主管，不常在这里讲学了。是先生升官了吧？平平、当当很高兴。
然而，过了几天，通过他们了解的情况分析，事情却糟糕透顶，原来先生遭遇诬陷，成为众矢之的，怅然离开了这舆论漩涡。
他们不再急着去找先生，而是顺着谣言去寻根源，想帮助他洗清冤情。因为，打死他们也不相信，光明磊落、义薄云天的先生会做大逆不道之事。
近期，京城到处盛传，石介给富弼写了封亲笔信，与一帮新政革新人士联合，要推翻仁宗另立新君，说得有鼻子有眼，还声称亲眼看到过那封信。平平花钱贿赂，通过不同渠道，竟然见到了几封一模一样的信，难道悄悄谋反，还要公开大力宣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简直是开玩笑，刚刚豪情满怀、热情洋溢地赞美完皇帝和新政，接着就倒戈一击，要推翻朝廷，这种智商低俗的诬陷，明眼人一看就能辩识真假。但这明目张胆地叫板，却让人深感恐怖。据说仁宗皇帝听了，也是呵呵一笑，置之不理。但是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却惴惴不安。
山雨欲来风满楼。京城发生的这一切，让处在风口浪尖的石介，深感愤慨，但束手无策。他知道，这诽谤、污蔑不单是冲他而来，而是冲着新政和新政的制定者、实施者而来，且来势凶猛猝不及防。因为新政改革，惹恼、触犯了很多权贵，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他十分清楚，把他调离太学是为了保护他，不让他难堪。可是刚刚开始的新政改革，如果因此受到诋毁，半途而废，他将成为千古罪人。他怀着深深的负罪感，坚守在岗位上。
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有人翻出账本，说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等新政领军人物，结党营私，是朋党。历史似乎在重演，以前就是朋党的这把刀子，击败了他们，一个个被放逐到朝外。
原来，夏竦在亳州不甘心失败，在等待时机，因为有了跌脚妖道助阵，加上略施小计、诬陷石介，初见了成效，他感到时机成熟了。于是，就再次利用朋党这把尖刀，他重新把它磨得锃光瓦亮，开始反攻，目标首先对准了杜衍、范仲淹。
夏竦历来喜欢勾结宦官，好里应外合。以前是刘从愿，现在是蓝元震。要他们在仁宗耳边不断吹风，说过去被谪逐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都回来了，蔡襄极力捧他们，也成了同党。这帮人把朝廷的爵禄看成个人私惠，互相勾结，用不了几年，就会全面掌握朝廷的要害部门，误朝迷国，到时候谁还敢说个不字。
仁宗皇帝虽然不相信，可也不能全否定，迟疑不决。
欧阳修为此写了一篇《朋党论》予以反驳。他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但真正能成为朋的只有君子，因为君子守道义，惜名节，行忠信。小人则唯利是图，利尽交疏，甚至互相侵害，是不可能真正为朋为党的。
然而，陷在毁谤中的所谓新政朋党们，已经无力回天了。夏竦用朋党尖刀一阵刺杀，他们纷纷落马败退。更为可怕的造谣中伤，又在朝中广泛传播，说石介已经为富弼起草了废立的诏书，富弼也不能安心在朝任职了。
被污蔑的同党之中，范仲淹是领军人物，杜衍是范仲淹的前辈，一直被他所敬重，年轻的韩琦、富弼最为他所欣赏，也是他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可是这么坚强的堡垒，最终还是被攻破了。
很快，杜衍被贬知兖州，富弼出任郓州，韩琦出知扬州，范仲淹贬知邠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改革，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庆历新政，终于偃旗息鼓了。
石介的一篇《庆历圣德颂》，直接成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导火索，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满满一腔热血，真诚的一首赞歌，竟毁掉了一场旷世改革。他羞愧难当，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向朝廷请辞，遂被外放为濮州通判。
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悄悄打点行囊，连最敬重的泰山先生孙复，也没去告别，他不想再牵连别人。他清晰地记得，当初文章刚刚写成，泰山先生看后，就忧伤地对他说：恐怕你的祸事要到了。果不其然，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从政为官，最忌高调，切莫意气用事，贻误仕途。
石介失意、苦闷，孤独、哀伤。在离京赴任濮州的路上，只有平平、当当陪着他，与他排忧解烦。
原来，平平、当当闻听石介外放濮州通判，怕先生路上不安全，恐被人蓄意伤害，就寻找过来，与先生相见叙旧，一路搭伴回家。
平平、当当是修道、学佛之人，虽说年少，但天资聪慧，有高师指点，造诣非凡。两人用佛道之说，开导安慰他。
平平列出一个个题目，与他共悟哲理，譬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世间万物，唯规律至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凡事皆有辨证。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
当当也与他探讨宇宙的真相，如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人生八苦等，从觉悟、智慧、神识、佛性漫谈开来，究其奥秘。
石介感慨万千，在自己心灰意冷之际，小小泰山童子，能与自己推心置腹，排解空虚，赠予能量。他深为自己过去的偏颇、固执感到不安。因为他独崇儒道，只用入世的心态、思想去规划生活和事业。他写过许多文章，排斥佛道，不相信世上有神、有佛，除了正统儒学，其它都为怪说。
这源于他忠君爱民，富国强民的思想。因为据天禧五年的统计，天下有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再加上道士、女冠二万人，真是个庞大的数字，他认为这些人，不耕不种，不商不贩，住高堂邃宇，丰衣饱食，是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现在看来，存在即为合理，并不是说，看不见摸不着就不存在，要靠科学，一步步去发现认识。
三人一路切磋，不知不觉已到了濮州。不巧的是现任通判尚未期满，石介只好先回兖州奉符的徂徕老家等待。
说来也巧，平平刚送先生到家，就接到了安安的飞鸽传书，上写四字：速来帮忙。没具体写什么事。两人知道事急，遂作法前往。
石介回家以后，强作欢颜，对全家上下，嘘寒问暖，他不能让家人感受到他的不快。幸好在京城之时，他省吃俭用攒下些钱，虽粗茶淡饭，也衣食无忧。当时在京城，同级别的官员都养马，唯独他不养，有事就借别人的，人们以为他是吝啬，还被作为笑谈传播。
但是不久，好友马永伯的来访，打破了他暂时宁静的生活。奉符知县马永伯，任期已满，本应调往别处高就，但却被罢免回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不言自明，他是石介的好朋友。他们是天圣八年同科进士，性情相投，志趣相通，所以当他知道石介丁忧在家，就经常上门拜访，在徂徕桥沟的茅庐里，讨论国事民情。石介恐别人说他傲慢，也偶尔去县衙回访，探讨如何为清官能吏之道。
马永伯在此任上，兢兢业业，但却徒劳无功。因为，凡是有名有利的好事，都被县丞夏虎占去。但凡挨罚受处分的罪过，都由他抗起来。修建“善仁桥”一事，夏虎捞钱他背过儿，这也是他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借口。奉符的百姓，听说马知县被免，都涌了过去，围住了县衙。上千人站在那里，痛哭失声。马知县到任以来，清正廉明，勤俭奉公，对官吏严格管束，让百姓宽松舒心，境内鸡不惊、狗不吠，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打造了一个富庶安康的太平盛世。
可现在，无德无能的夏虎接任了知县，马永伯只好带着儿女、夫人回老家。他老家在鲁西南的任城，由于自幼家贫，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亩田地，也没有一处带院子的家。如果现在回去，这全家老小，一年四季，衣服接不上穿；一天三顿，饭也会常断顿，是早上饥饿、晚上寒冷啊。
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能想到他一贫如洗到如此地步。等晚上众人散去，他才与家人借着月光走出门，随行只有一辆小车，推着全部家当。他为官多年，俸银本来不少，除去家用，应该略有积攒才对，但是他有个习惯，巡视地方或审理案子，遇到孤寡病残，自掏银两予以资助，仅是那个吃黄精的姑娘，就让他用尽了一个月的俸禄。俗话说：十个人帮一个好帮衬，一个人帮十个难为人。他的古道热肠，让别人受益，自己为难。
马永伯万般无奈，只好绕道徂徕，来求石介帮忙。石介现在的情况，真是有心无力，自己也是捉襟见肘刚好果腹，哪有余钱余粮资助别人啊。他感到无比的羞愧。想找朋友帮衬筹借，现在的身份也不合时宜，恐怕给人惹祸上身。思虑再三，只好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点钱，全部送给了他。至于自己家，以后再想办法凑合着过吧。经过这一场场的打击，石介真是心灰意冷，他痛恨那些贪官污吏，阴谋诡计，上蒙下骗，排除异己，尔虞我诈，只图私利、不守公义。只为小集团利益着想，不管天下苍生的死活。但是，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国家栋梁，被贬逐外放，使国家复兴大业，戛然夭折。他仰天长叹：自己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就该那么难以实现吗？他痛心疾首，心在流血，整日忧虑、愤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