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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矿山的日子，没给凌青留下什么记忆，印象很深的只有一件事儿——星期六晚上的交谊舞。
说到矿山，那就意味着离不开“山”。不用说山底下埋着的“宝藏”了，就说地面吧，所有的生活、生产设施和办公区域，都分布在山坡、沟梁和谷底，它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
凌青的家在矿山的一面坡上。这里满山满坡是一片低矮的职工宿舍，有些还是土坯房。隔着一条沟，与对面同样密密麻麻的职工宿舍相望。其中，快到沟底，有一幢显眼的建筑——职工俱乐部。沟底，则是顺沟修建的进出矿山的唯一公路。
每到星期六晚上，不甚明亮的灯光，从无数低矮房子的窗户透出，如繁星点点。只有职工俱乐部的灯光格外明亮耀眼，而且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一闪一闪。过一会儿，职工俱乐部前几百平米的广场上，音乐响起，一对对舞伴开始翩翩起舞。跳得都是交谊舞，无他。那音乐的声响很大，在万籁俱寂的山沟里，简直是地动山摇的感觉。整条沟，就这一个辉煌的所在，热闹的所在，其他的昏暗和寂静，似乎都是为了给它做烘托和陪衬。印象中，那舞曲一支接一支，直到很晚才结束。之后，矿山恢复了昏暗和宁静。
每个星期六如此，远离闹市、身处群山中的矿山，也便每个星期似旧上海“百乐门”般闹腾一番。
跳舞的，主要是机关、后勤人员和技术人员。至于普通矿工，过去是处于人间最底层的“窑黑子”，解放后不这么叫了，命运也变了，但各方面的提升，殊堪时日——包括文化娱乐。把他们和交谊舞这样“风流”、“妖娆”的事儿联系起来，恐怕快了点儿。凌青不记得父母是否去跳舞，他也不关心这事儿。
怪异的是，矿山生活，他独记得这一件事儿。许是那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震耳欲聋的舞曲声，太容易淹没其它平淡的事物吧。还有，不知舞会的举办者和参与者，何以有如此经久不息的热忱？
跳舞的人中，虽然普通矿工甚少或干脆没有，但煤矿职工很多是需要经常下井的，比如技术人员或某些干部，他们白天下井，下班以后洗了澡，倒饬得漂漂亮亮，然后去舞场。一面是不见天日、危险丛生的黑黢黢的地下，一面是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舞场，这反差委实有点大。莫非，越是艰苦危险，越是要尽情挥洒吗？抑或是因为娱乐太少？
三岁多，父亲调动工作，从矿上（一个矿务局辖几个矿，相对于局本部所在地，习惯称各矿为“矿上”）调到局里，母亲也随之一同调动。应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句老话，父亲转业到山西，母亲就跟来山西，他调离矿山，母亲也得变换工作。中国妇女，即便如母亲这样有主见、有知识的女性，生活轨迹也往往以丈夫的座标为中心。
局所在地一马平川，已离开了群山。就行政区划而言，虽然整个矿务局都属省城的一个区管辖，但比起矿上来，局所在地离省城的市中心已不远，与普通中心城市的生活并无二致。父亲履新的是矿务局煤校校长 。这煤校，类似中专、技校，是给本局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母亲因部队上的履历，干她的老本行，任局托儿所所长。
凌青自然就随母亲入托了。妹妹还小，仍由姥姥带。
这个托儿所，是局本部唯一的托儿所 ，也收费，但不高，每年须局里补贴一笔费用。入托的，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和机关干部、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的子女。托幼机构没有民办的，公办又因财力无法普惠，所以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况且，人们还没有“学前”的概念，工人和一般职工收入稍低，也未必肯花钱送儿入托。
托儿所吃得很好。每天早晨的牛奶、面包、鸡蛋，以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论，只在有条件且又讲究的人家，才能见到。其它中餐、晚餐的食谱，不能说“一周不重样”，至少两三天不重样。主食中，大米外，白面的花样繁多——包子、饺子、面条、春饼、豆包……此外，还有玉米发糕、小米饭等。总之，杂而丰富。
睡觉，一人一只小床。每天午睡后起来，枕边已有阿姨摆放好的苹果、香蕉，可以享用。
院子里，有各种游乐设施——滑梯、转椅、秋千……有时，阿姨还拿出手枪、冲锋枪、
布娃娃等玩具给大家玩。最过分的，是“日光浴”。院子里专门辟出一块地方，上面铺了砖。天气适合的时候，阿姨就带着孩子们在这儿做日光浴：每个孩子从头到脚穿一身毛绒绒的“兔衣”，包括两只大耳朵的“兔帽”，佩戴小墨镜，一排排仰面朝天躺着，接受阳光的照拂。
托儿所的阿姨，也都经过了培训，当然，主要是些简单、初步的照看幼儿的知识 。当时，“幼儿教育”专业寥若晨星，一般托幼机构，是不会有称职的幼儿教师的，因此，儿童成长心理，各种育儿技能，这些还谈不上。
总而言之，托儿所在母亲的领导下，内修外茂，井井有条，已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托儿所”。在省城，即使与最好的两三所幼儿园相比，如省委幼儿园，也仅在伯仲之间。看起来，内行和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母亲的领导有方，多赖这两条。她有部队保育院工作的经验，又是高中生，前者，让她能很快“上手”开展工作，后者，有助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省城的不用说了，连北京的知名幼儿园，其中的几所，她都去参观过。
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所煤矿托儿所。虽然国家还贫穷落后，但那是新中国一段蹈厉奋发、豪气冲天的日子。“超英赶美”“放卫星”“大跃进”的口号让人激奋。父母每天都很忙，工作到很晚回家，加班是常事儿。人们都在努力工作，共产主义似乎是不远的愿景。凌青们的托儿所，虽有补贴过多的特权之嫌，但谁能说，从中折射出的，不是那年代的一种气象和心态呢？
每当在院子里玩耍时，比如坐转椅、荡秋千，拿着玩具枪追逐奔跑，总有稍大些的男孩，从墙外边，探着小脑袋，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墙内的“人生”。托儿所的围墙有一人多高，居民区里有人把自家的煤炭靠墙堆放，故而踩在上面可以窥探墙内。其中一个黑红皮肤、方脸大眼的，是墙头的“常客”。他一般下午学校放学的时候来，在墙头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眼巴巴看着墙里孩子们玩耍，以至于凌青已习惯了有这样一个“观赏者”。有时一抬头，没有他的黑脸盘，还觉异样。
有一次，附近没有阿姨，他冲着凌青喊：“哎，你过来！”待凌青走近，他说：“我给你酸枣，你让我玩玩‘冲锋枪’，行不？”说完，“啪”地一声，扔下一个纸包来，打开一看，一堆个儿又大、还泛着黑红色泽的酸枣，映入眼帘。凌青哪里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想都未想，就把手里的“冲锋枪”递了上去。“黑脸盘”垂下书包，把枪“钓”上墙头，拿在手里把玩了很久，才还给他。
围墙外有人羡慕，围墙内，也有他羡慕的事儿。
一次，同班的郝俊奇星期一从家里来，穿了一身新“海军服”。他是工程师的儿子。那海军服，从头到脚，小皮鞋、蓝裤子、白上衣、帆布皮带，特别是蓝白相间的披肩，和拖着两条飘带的无檐帽，穿在身上神气十足。工资都不高，没几家舍得给孩子买这么贵的衣服。郝俊奇穿着这身衣服，自己也很兴奋，在地板上蹦蹦跳跳，颇有炫耀的意味。凌青身上穿的，裤子是旧裤子，上衣是母亲一件旧蓝布衣服改的，而且为多穿两年，明显偏大，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先还没在意，可在“嘚瑟”的郝俊奇面前，他有点自惭形秽，内心既羡慕又嫉妒。这是他第一次对别人的穿衣，产生这样的感觉。
此外，他的幼小心灵还特别敏感，很在乎环境的友善和安全——无论来自同龄还是大人。这大概是幼儿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特质吧。从小班到大班，照看过他的阿姨，谁对他好，谁可依靠，在他心里，自有一杆“秤”，而且，孩子敏细的心，一般是不会错的。凌青就对胖胖的翠花阿姨，有一种近乎天生的好感，对她很依赖。而翠花阿姨也格外喜欢他，关照他。他离开托儿所上小学，翠花阿姨还流了泪。以后，还常来家里看他。每次来，母亲说：“你‘干妈’看你来了。”凌青有些害羞，不作声，翠花阿姨听了却很受用，笑成一朵花。
孩子的“小心思”，还表现在别的地方。
他是“所长阿姨”的儿子，有心的孩子可能会想：阿姨们对这家伙一定会另眼相看，照顾有加。虽然与别的孩子比，他自己没觉得有何不同，但也许，多少有点不同吧，毕竟是所长的儿子。
别人那样想，他也用同样的心理在揣度别人。局长的两个儿子也在托儿所，一个在大班，一个和凌青同在小班——没有中班。这俩的头都大。阿姨会怎么待他俩呢？这可是局长的儿子呀。他下意识地、多次地留意过，但始终也未发现，局长的两个“大头儿子”，有被特殊照顾的蛛丝马迹。不得不说，那年月，确实有些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