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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了，
上学期，除了“学工”，“学农”，又赶上“备战备荒”，大些城市的中学生也参与到“全民挖地道”中，凌青和同学们，一多半时间，都用来干这三件事儿了，只有少量的时间是在教室上课。
眼见的大学还未招生，少得可怜的高中又根本容纳不了多少初中毕业生，这学再上下去，多数人好像既不能升学，又跟就业无关。好多人在课堂上坐不住了，陆续有人办理了退学手续，去谋一份工作。
最坐不住的，应该说非凌青莫属。他的心，早就野得收束不住。对上课，他提不起一点兴趣，尤其是老师在课堂上“叭叭”讲着什么“A、B、C”，什么“边、角、圆”，他听着虽不似天书般难懂，却如天书一样乏味。没兴趣也就不学，不学就不懂，不懂就更没兴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节课怎么这么漫长？45分钟用来玩，一忽儿就过去了，放课堂上，好像就拉长了几倍似的。课桌的凳子上好像有刺，他是坐也坐不住，站又不能站。他就这样一节课又一节课，心烦意乱地盼望下课的铃声响起。
同一年级，不断听说又有谁找下了工作，刺激着凌青的神经。终于，他在学校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跟父母摊开说要退学。一开始，父母还有些犹豫——不上学了干啥？再一想，也确实看不出上学有啥用，既然迟退早退都是个退，那就退吧，退了找个工作，还能早早贴补家用。至于能不能找下工作，父母和他其实心里都没数，也没多想。
退学以后，就忙着找工作，才晓得这件事不容易。
招人的单位太少，只是断断续续、零零星星有单位招工。诺大一个国家，就城镇而言，其实没有多少经济组织接纳就业。没有民营和个体经济，就靠为数不多的全民单位，和少量的街道集体企业，能容纳多少人呢？就算有招人的，也主要是补充这几年的自然减员。
工作少，想寻得一份工作的人可不少。虽然国家经济困难，可人们的生育并没有受影响，还是照生不误。人口四年时间净增了八千多万人。凌青环顾四周，不经意间，左邻右舍好多家庭都添了人。一茬茬孩子长大。原来拖着鼻涕、不屑一顾的小屁孩，一转眼，个头就“窜”起来赶上他了，有的比他都高了。这几年 ，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人，失学、退学待在家里无事干的青少年，少说也有几百万。
退学以后，和“公社”、“居委会”打上了交道。以前也听说过这两个词儿，可不知道它们是干啥的，要找工作了，才晓得她们的重要。用人单位直接到社会上招人的不多，一般都是把名额交到政府手中，由政府一级级分配下去。宛如一块大蛋糕，省里分到市里，市再到区，再到公社，越分越少，有时还能分到最低的居委会一级。要想工作，先得在公社或居委会报名，排上队，等待一个招工的名额。
得到一个珍稀的名额，像中彩一样不容易，有幸拿到它，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不过，还得去用人单位体检、政审，这两项也通过了，才能最终获得一份工作。也有不经过公社和居委会，直接在社会上招人的，这样的不多，人数也少，根本指望不上。至于在用人单位有“门路”，凭借“走后门”上了班，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跟一般人无缘。
“名额！名额！”那段时间，凌青和父母最关心的事儿，就是它了，最常念叨的词儿，也是它。芸芸众生的很多人，莫不如此。公社和居委会，一个是中国最低一级政权的派出机构，一个是群众组织。关乎无数人的生计和命运，这段时期，也许是她们历史上最“风光”、在人们心里分量最重的时期（就山西而言，其它省市可能不太一样）。
凌青家在富康东街，居委会主任是个矮胖的妇女。她面皮发黑，粗喉咙，大嗓门，一口河南话，“叭叭”地如爆豆一般，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动静。她家就在凌青家后两排，相隔不到百米。这位家庭妇女，以前在街上遇见她，也不理会，不曾想，是个不能小视的人物。人们见了她，都主动打招呼，跟她套着近乎。连她的儿子、老公，好像身价都不一般了。她儿子比凌青小几岁，平时也玩不到一起，这会儿，到成了遗憾，不然，跟她的儿子是玩伴，找工作的事儿，不就好办多了？她老公是个和善的人。凌青去他们家打听消息，赶上居委会主任不在，这位邻家大叔平易地跟凌青说着，拉呱着，不像有的 “势利眼”，态度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对凌青这样的小屁孩，简单生硬的一句“不在家”，把人打发走了事。
居委会主任是这样，那她上面公社的人，恐怕更牛哄哄的了吧？公社主任也是一位中年妇女，凌青在公社大院见过几次，不过，捞不着跟人家说话。她长的可是一副白白的面皮，走起路来，挺胸昂头，在凌青眼里，举止神情透着干练，也许还有“高冷”和霸气。
为了儿子，母亲也抽空往公社跑，问最近有名额没，也跟周围同事打听，谁有这方面的“门路”。幸运的是，还真打听到了，公社副主任的一个亲戚，就在局机关。母亲和他不是一个处的，知道有这个人，互相不认识。母亲又辗转托人引见，请他跟那位公社的亲戚说说，能不能在招工上关照一下。他也听人说起过，这个南方人，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参加过志愿军，先前任局托儿所所长，后来调局后勤处的。都是机关的“老人”，母亲的经历又有些受人敬重，见了面，到也客气，也应允了下来，真正帮不帮忙，就不得而知了。
随后，母亲要凌青拿上礼物，去他家拜访一下——母亲去，怕他不好意思，推拒一阵，搞得尴尬。地址是从引见人那儿要的。
星期天上午，趁着人家在家休息，凌青提着一条“大前门”香烟，两瓶汾酒，倒了两次公交，又步行了一小段路，按纸条上写的，找到了地方。
这送礼说情的事儿，十六岁的凌青别说干了，见都没见过。畏畏缩缩踏进房门，还未开口，脸先红了。张开嘴，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利落的话，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叔——叔，我——我妈，叫我——来——来……看看你。”说完，把带来的礼物放桌上，再没话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接下来，只有别人问一句，他答一句，还多是“嗯”、“啊”之类的。待一小会儿，看对方似乎没啥要问的了，又鼓起勇气说：“叔——叔，那我——回——回去了！”在对方的允肯下，逃也似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有消息了，他给凌青要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市粮食局的。
凌青如拨云见日，高高兴兴去粮食局体检——他以为很快就能上班了。体检还有接下来的政审，他一点也不担心。体检，自己全身上下没一点毛病，连感冒都很少有；政审，据说一是看本人有无“污点”，二看家庭是不是有严重政治问题，两条他都不沾。
在医院，医生、护士给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然后回家等结果。
过两星期，大明陪他去粮食局，院子里公布的名单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到劳资科打问，说他体检不合格。负责招工的那位，抬起眼皮看了看凌青，说：“你不行，来了你也干不了。你知道是干啥？告诉你——搬麻袋！一百斤的麻袋，你能搬动吗？”原来，招进去，干的是粮食加工的活，每天要把装满粮食的麻袋，不停地搬来搬去——先搬去加工，还是加工完再装袋搬走，不清楚，也许几个环节都得人去搬。听他说了，凌青也泄了气。一百斤，那谁能搬动？刚迈进十六岁的他，身高只有1·57米，比同龄的大多数孩子都要矮一截，体重也才可怜的90斤，瘦瘦小小的，委实不是干这活的料。
那位又瞥了一眼身高1·65米、看着也壮实得多的大明，说：“这小伙子行，来我们这儿一点问题没有。你要像他就好了。回去吧，长高了再出来找工作。”
第一次没成，过些日子，那位叔叔又给要了个名额。这回，去的是一家部属“化学建设工程公司”。和上次一样，也是还没到政审这一道，在体检环节，就给“刷”了下来。化学建设有好多工种，据说，这次招的实际就是建筑工，也就是泥瓦工，是这个公司的主要工种。
两道关，他连一道关都过不了。两次都止步于此，他才明白：体检不光是看你有没有疾病和残疾，更是看谁更高更壮——找工作的人这么多，谁家不想优中选优呢？后来听说，在招工的身高这一项，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必须1·6米以上。有“门路”的另当别论。这1·6米只是起点，当然是越高越有竞争力了。可怜的凌青，因为区区三厘米，恐怕注定要很长时间与工作无缘。
以前在街上一起玩的伙伴们，大明和黑眼还在上学，家里暂时还不允他们退学；四小的老舅是部队的师级干部，被招兵的带走参军去了；东东家兵工厂有人，他刚在兵工厂参加了工作。
家里，父母每天上班，姐姐已参加了工作，两个妹妹上学，只有凌青一个人“窝在”家里。每天闲来无事，除了练练毛笔字外，十六岁的大小伙子，就是帮家里做做家务，买菜、和面、煮粥、扫地……
姐姐能有工作，实属幸运。
他们学校“军宣队”的队长，一位姓耿的连长，刚好是四川温江人。温江离成都不远。姐姐偶然听说后，问：“耿连长，听说你老家是温江的？”耿说：“是呀。”“我老家是成都的，离你家不远。”“是吗？那咱们还是老乡咧！”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四川老乡，两个的家乡还隔得很近。说着四川话，聊聊家乡的特产、美味，亲近感油然而生。
慢慢地，熟惯了，姐姐称他“老耿”，还给他带一罐家里腌的咸菜。那是用“芥菜疙瘩”也就是“大头菜”做的咸菜，与北方咸菜的咸、酸不同，它咸中带甜，是成都一带的做法。温江也是这种做法。姥姥在山西时每年都做，姥姥走后母亲接着做。送咸菜，姐姐也不图什么，只是离开家乡这些年，见到那边的人亲切，再说一个军宣队的队长，也没有什么可图的，姐姐把他当长辈尊敬。正好老耿的妻子刚从四川老家回来，带有家乡的腊肉，“投桃报李”，老耿也拿一块给姐姐。
母亲听说有这么个老乡，叫姐姐星期天请老耿来家里吃饭。这耿连长人如其名，是个耿直豪爽之人。受到邀请，一开始，他眼睛一瞪，说：“我不去！好凭无故，去人家里吃饭干什么？”听到是母亲这个老乡叫他去，并且父亲跟他一样也是当兵的出身，他又爽快地答应了。
星期天，母亲做了一桌好饭。老耿来了，到也不生分——和母亲是老乡，自然有话说；父亲当过兵，俩人也有话说。气氛很快轻松自然。尤其跟父亲，俩人在饭桌上借着酒劲，是越说越热乎，越聊越投机。
别看父亲有点“小聪明”，其实他本质上，是一个脾气暴躁、胸无城府的人，和老耿差不多是一类人。战争年代，部队里有好多这样的军官，如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辈，不知是否是军队、战火这样特殊的环境使然。有的人到了和平年代，到了地方上，很快就适应了，有的人则难以适应。父亲属于后者。父亲跟老耿，一个转业后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是十四年的老兵，在连长位子上已坐了七年，同病相怜的两个人，聊着自己的“想当年”，聊着他们看不惯、看不顺的人和事，推杯换盏、脸红脖子粗之际，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老耿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都提着两瓶好酒来，弄得父母亲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过了半年，老耿转业到了省城一家不大的机械厂，担任厂长。不久，借着机械厂招工的机会，他把姐姐也招进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