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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得远了，言归正传。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各团从各自的集结地出发。
凌青没让父母来送他，那样太“娘气”了，他觉得根本不需要，他没有一点离情别绪。他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只让姐姐跟了来，到了集合的地方，就让姐姐推车回去了。看到有的人，父母亲、哥哥姐姐围着他（她），千叮咛，万嘱咐，婆婆妈妈，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撇撇嘴，大不以为然：至于吗，整得跟上战场似的！既然这么腻腻歪歪，那干脆别去了呗！
几百辆卡车的长龙，蜿蜒驶出市区，车上满载着年轻人和他们的行李。这少见的大“阵仗”，惊动了省城，引得众多市民围观。刚还嫌别人像上战场，这会儿又觉自己像出征的将士，正接受着家乡父老的送行。
屁股下面坐着自己的行李。那行李，本来应该像部队战士那样，打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背包，背包带呈井字形，可没人教，谁也不会，结果是各打各的。用各种绳子随意捆就的包裹，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五花八门，与背包早已相去甚远。
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开父母的管束，第一次不吃“闲饭”，能挣钱了，竟有一种投身广阔天地、获得“自由、解放”的松快和畅意！刚才还陪着家人一起掉眼泪的，此刻，离别的伤感已经烟消云散。一车的男男女女，欢声笑语不断，好像是去郊游。没人知道，他们此行将面临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目的地，晋东北的繁峙县。路况不算好，大部分是三、四等级的公路，四百多公里路，竟走了快十个小时。
到得驻地，天已大黑。早有人在村头迎候，他们是19连“打前站”的，前几天就来了，“号”房子，砌台垒灶，为大部队的到来作准备。正赶上浓云蔽月，没有电灯的山村，只模模糊糊看得见一些房屋的轮廓，别的，都隐在了黑暗中，有几分神秘。在马灯和手电筒灯光的晃动中，在远近狗的吠叫声中，大伙跟随打前站的，吃饭，搬行李，分配住房，就寝，一阵忙乱，终于在到达后几个小时，睡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度过他们在异乡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看清了：村子在一个小山包下；村子不大，有一百多户，大多为土坯平房；房屋随地势的起伏，高高低低地散布；土黄色的房屋，掩映在槐树、榆树这些树的浓绿中。
全连除连部和炊事班在一个大院外，其余的大部分散住在老乡家，还有部分战士，因房子不够住，只得住帐篷和旧戏台。
铁建的全部用房，都是征用当地的民房——不管是各连，还是团部、师部、医院。在那年代，一说是修建战备铁路，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闻令而动，不敢怠慢，竭力把房子征到手。老乡们的住房大多不宽裕，征用了也没有什么补偿，可是被征用的人家，大多配合，没有多少阻力，相反，很多人还觉得是一种荣耀，如战争年代家里住了八路军、解放军。这就是中国农民，他们那么贫穷，可有时又那么舍得，那么仗义！
要说这繁峙，也是“山川形胜”，关楼耸峙，长城环列，非等闲之地。她三面环山，北面是五岳之一的恒山，南面紧靠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东面是泰戏山；中间的滹沱河谷地，东有著名的平型关，西望历史上更为有名的雁门关；内长城又如一条巨龙，蜿蜒在东面和北面的崇山峻岭中：雄关，名山，险隘，拱卫着默默流淌着河水的一袭谷地。
它是个山区县，可铁建各连和团部、师部的驻地，大都在平川，因为京原线从东边的灵丘县过来，就要沿着滹沱河谷修建。全师几十个连队，沿河谷地带撒开，一个连驻一个村，团部、师部则驻在镇和县城。
凌青他们住的这家，三开间的平房，坐北朝南，中间进去是堂屋，里面两个门通东房和西房。
房东家原本有六口人——夫妇俩（四十多岁）和四个孩子。老大嫁人了，老二（儿子）去年刚当兵走了，这样家里剩四个人，故而能腾出一间房来。房东住东面，鉄建住西面。
屋里除了靠窗一铺炕外，东房有木箱和盛粮食的大瓮，西房没啥家什，只有些农具。堂屋摆放着长条案，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什物。
夯土的墙，依靠房子四个角的砖柱得以支撑和加固。房子正面下半部为墙，上半部几乎都是木格的窗户，窗户也是一半玻璃，一半窗纸。房顶是平的，用禾秸泥抹就，前低后高，方便排水。这儿的农民穷，瓦房很少。
篱笆墙的院子，院门开在东南角，茅厕安在西南角。院里有一小块菜地，还有鸡窝、狗窝。院门用柴禾棍横着竖着简单地编就。茅厕也无需讲究，半人多高的土墙围成一圈，留个缺口当作门，里面挖个大坑，坑上搭几块木板，便成。
这样的院落，在晋北和晋东北的民居中随处可见，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它的院落都大同小异——无论是房屋的建造和样式，还是院子的布局。
这儿就是他们的“新家”了。凌青所在的一排三班，一分为二，班长祁宏光和凌青几个，一共六个人住在这里，副班长和四个人住另一个老乡家。全班，凌青的年龄最小。全连像他这么小的也不多，大多是十八九、二十出头的。
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开饭了，每个班用冰鉄皮桶和陶瓷脸盆把饭打来，没有饭桌，全班蹲地上围成一圈用餐。虽然和家里比，这儿的饭菜同样是缺油少菜，基本没有肉，粗粮多，细粮少，大锅饭还更粗糙马虎些，但这么多人围在一起吃饭，说说笑笑，新奇热闹劲儿早冲淡了对食物的关注。
晚上睡觉，得把炕上的小饭桌搬到地上，这样，一铺炕才睡得下六个人，不过已经无甚宽余了。这一尺半高的小饭桌，是屋里唯一的家具，用的时候再搬到炕上，比如写信、学习什么的。随着小饭桌一同搬运的，还有屋里唯一的照明用具——煤油灯。那昏黄的灯光和特有的油烟味，将伴随他们就寝前的每个夜晚。
六个人里，班长祁宏光的个儿最高，有一米七八。他微黑的面皮，言谈举止有兄长之风。高昊天也不低，一米七六，别看没宏光高，可长得精精壮壮的，据说他在家爱玩个器械，还拜师学摔跤。郝建伟一米七二七三的样子，他有些世故、油滑，听说来之前是街上的混混。廖凡和郝建伟差不多高，小伙子长得挺帅，“小鲜肉”一类的，举手投足有文艺青年的范儿。矮矮胖胖、眯缝着一双小眼的赖宝（大名赖书恒，小名二宝，人称“赖宝”），只有一米六几。凌青就不用说了，连一米六都不到。
每晚是酣声相伴，屁声相闻。
昊天的酣声最响，宏光和建伟次之。这打酣还好点，年轻人睡觉沉，过几天施工开始后，干活累了，可能更是睡得死猪一样，到也不怕酣声的叨扰，那屁可就恼火了，谁放个屁，一屋子人都“沾光”。尤其这赖宝的屁，比别个的都要频密且够味，称得上“放屁大王”了，也不知他身体哪儿跟人不同。说不定什么时候，“卜”地一声异响，从赖宝那儿传来，众人嫌恶地看向他，一边捂鼻，用手煽风，骂道：“妈的，又放‘气’！”赖宝摊摊手，耸耸肩，咧了咧嘴，也不知是抱歉还是无奈。有时是“暗屁”，未闻其声，却有一股恶臭袭来，众人又不约而同地望他。爱和他打闹的建伟大声喝道：“赖宝，又是你吧？” 因为没有证据，赖宝不作承认，辩解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怎么一有屁就是我？”建伟：“不是你是谁？除了你，谁的屁有这么臭！你不能少吃点呀，饿死鬼转的！”赖宝还不承认，继续辩解。这就过分了，该受惩戒。凌青冲昊天挤了挤眼睛，昊天会意，对建伟说：“死不认帐，可恨。我看该‘家法’伺候了吧。”这“家法”，指的是在炕上常常上演的一幕。听罢昊天的话，建伟也不言语，就去抱住赖宝，两人滚作一处。建伟力大，三下两下就把赖宝压在了身下，扯过被子，把他严严实实地捂住，被子里的赖宝挣扎着，发出“呜呜”的闷声。众人笑模悠悠地，又看了一场戏。
凌青不直接提“家法”，是他人微言轻，说了没用，还招赖宝报复，他只能暗暗地使点勾当。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加上赖宝自己也不好意思，他一有屁就赶紧跑出去放。
最新奇的，要数“队列”了。
作为准军事化的组织，日常的队列，自然是应有之义。吃饭、开会要列队，晚点名要列队，就连上下工都要列队行进。
为了走好队列，利用施工前短暂的几天时间，有的连队还专门作了队列训练。这件事儿，十九连搞得格外认真。连长葛云峰，是个不甘人后的人，侦查员出身的他，在刑警队就是英模、先进，当了所长后，他领导的派出所同样是先进集体。没有教官，只有鉄道兵驻十九连的联络员可作教官，请他给讲了要领，作了示范后，全连就以排为单位各自练起来。
在大队的打谷场和村外河滩上，各排摆开阵势，一时间，哨子声，口令声，脚步声，如山呼海啸，搅动了山村的宁静。除了请戏班子唱大戏外，村里何曾这样热闹过？没去地里做活的老人、妇女，忙忙地聚了来看稀罕。孩童们更是借着这闹腾劲儿，恣意地奔跑，玩耍，如过年般开心。
其实，队列不光新奇，还是大伙最感兴趣的事儿。说起解放军这支军队，无与伦比的光荣历史，刚刚过去的“珍宝岛”事件，无不给她罩上耀眼的光环。那年头，除了“工人阶级”外，当兵，是最受尊崇的职业了，甚至排在当工人之前。鉄建不是军队，可“兵团”也是兵，可惜的，是没有军装，也没有枪械，唯有“战士”“连、排、班”这些称呼，还有雄壮整齐的队列，能在心中增加“兵”的“成色”，以至于恍恍然，好像自己和真的兵也差不多是一回事了。所以，大伙操练得都很投入。
凌青也是。不过，有点不爽的是，他的个头在对列里太显眼。从小他在学校就是“排头兵”，在铁建又是排头兵，不同的是，这回的身高更悬殊了。以前跟同学差一截，顶多差半头，现在跟别人差得往往不止半头，像是成人堆里混了个小孩，有些“磕碜”。因他，队列的雄壮整齐度，还有观赏性，可能都打了折扣。所以，他有点自卑。
不过，比起建伟来，他还不算太惨。一开始，全排四五十号人，有几个人走起队列来，总是不在步点上，不是慢半拍，就是抢半拍，这里面就有建伟。排长侯二（姓侯名震霆，家中排行老二，大伙都叫他侯二）急得“哇哇”大叫，老远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他一会儿训斥这个，一会儿吆喝那个，还不乏挖苦。“沈建伟，出列！你听我的口令！”建伟慢慢腾腾、很不情愿地站了出来。侯二喊：“一——”，建伟迈左步，抬右腿，未听到“二”就把右腿落下。“让你落了吗？我喊‘二’了吗？一个口令两个动作，怪不得你走成那熊样！”“重来！‘一——’”，又喊，建伟又迈步抬腿，单腿支撑，过两三秒，听得“二”，始落下。侯二：“这就对了，一下一下的，你要听口令。还有你们几个也是。”
这侯二的外表，让人不敢恭维。他走路摇头晃脑，弯腰驼背，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头有些低，他看人是从下往上看，挺大的眼睛，却给人“贼眉鼠眼”的感觉，那骨碌碌转动的眼珠子，有点咄咄逼人的挑衅的味道。凌青看了他，总想起市井泼皮或电影里汉奸一类人物，不知连里为什么让他当排长。
练了一阵，那几个未有多大起色，反而拖累了大家，搅得其他人也练不好，没奈何，只得把他们“请”出去单练。几个人离开队列，在一边练着，侯二叫一个班长给他们喊口令。 刚才在全排面前出乖露丑，还受侯二一顿数落，已经伤了自尊，这会儿暴露在更多人的面前，几个排的人包括女排的，都看他们几个在那练，这自尊伤得可就不是一点半点了。几个人一边练，一边心里咒骂着侯二。还有趁火打劫的。跟建伟打闹总是处在下风的赖宝，可逮着报复的机会了。建伟听到“一”刚抬腿，他冷不丁喊一声“二”，建伟刚抬了一半的腿，忙不迭地又落下，引得众人大笑。气得建伟远远向他咬牙瞪眼挥拳头。
队列常常伴随有歌声，光有队列，没有歌声，似乎还有缺憾，还不完整，于是各排又学唱起歌曲来。会唱歌的，参加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这会儿都站出来，教大伙唱歌。首先学的，是适合行进或集合时唱的歌，比如《铁道兵战士之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类歌。
把自个会唱的歌，拿来教教大伙，这样的人不难找，学歌的，学会一首歌也不难，可是要教好，唱好，就不容易了。这就轮到廖凡“闪亮登场”了。有人向候二推荐，说廖凡干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会拉手风琴。候二一听，好生了得，找来一试，果然身手不凡。
只见廖凡往队前一站，先把一条胳膊高高抬起，手掌指向前方，就像毛主席标志性的招手那样，喧闹的众人马上安静下来。也是奇怪，没受过什么音乐训练的人，也能看懂这手势的意思：注意，要开始了。然后，他起个头，说一声“唱”，大伙就随他手的指挥唱了起来。
和队列一样，唱歌也有那么几个“不合群”的人，不是五音不全，就是节奏错乱。本来大伙唱得好好的，可惜总有一种怪异的声调，掺杂在里面，时隐时现，那恼人劲儿，好像不整得齐唱变了味，就不罢休似的。还有的，唱着唱着，冷不丁地发出一个或几个高八度音来。最可笑的，有一次唱《铁道兵志在四方》，到了结尾处，全排齐唰唰地唱完最后一个音“方”，不想，紧跟着，一个尖锐高亢的声调，孤零零地又来了一声“方”，好似空谷回音，把大伙乐坏了。一看，是娄荣喜，他在那儿掩面傻笑——除了害羞，估计他自己也觉好笑。
廖凡的耳朵像安了筛子，他能听出毛病，哪怕是细微处，也清楚这毛病的根由，还懂得教人如何去改。还有一点，他态度好，耐心，他可不会像侯二那样没“德行”。没有了侯二的尖刻和絮叨，大伙轻松多了。他的指挥有板有眼，有模有样；脸上变换的表情，影响调动着大伙的情绪；偶而将掉落额头的长发，潇洒地向后一甩——像几乎所有的指挥那样。
在他的调教下，一排的歌唱水平一下子冒了尖，饭前，开会，行进，逮着机会就亮开嗓子可劲地唱。那几个排教唱歌的，先不说别的，光是指挥，比廖凡差了就不是一点半点。有的挥舞着拳头，气势到有，稍嫌生硬；有的表情呆板，很难提升大家的兴味；有的动作僵硬，缺少歌唱的韵味。总之，各各不同，可有一点相同：不太像指挥。这是缺乏素养的缘故，一看就不如廖凡专业。
别的排纷纷来请廖凡去教唱，指导，连女排都不例外。廖凡一下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每天走在路上，回到屋里，都昂起个头，眼睛能看到天上去，着实让凌青羡慕嫉妒了一阵子。看了他，凌青就想：人，有一样别人不及的技艺、才能，就能让人另眼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