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小学岁月，还有两个人，留在他的记忆中：一个是美术老师，姓项；一个是音乐老师，姓孙。
项老师身形高大，拉长的“国字脸”上，朗目阔嘴，鼻子挺直——有些女人眼中的“伟丈夫”“美男子”形象，大约与此相合吧。此外，张嘴一口纯正的京腔，且声出丹田，音色透亮，一句话说完，如钟磐之击，似有“嗡嗡”的余声，更添男性的魅力。
据说，他是从北京下放来的“右派”分子。
不大的学校，只有他一位美术老师，所以，他要教三年级以上所有班级的美术课。他穿行在校园中，于是，教室里响起他那独特的、有金属感的声音，凌青们便首次从他那里接触到最基础的美术知识，比如“透视”“比例”“远近虚实”等。
他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和他的母亲、女儿。
有一次，凌青和几个同学去找他，进到屋内，看到墙上挂着一条两尺多长的大鲤鱼。正惊异哪里来的这大一条鱼，又为何挂在这里，抵近一看，却原来是一张素描画。画中的鱼，黑灰色的色调，细致入微的片片鱼鳞和根根触须，躯干与鱼头鱼尾之间，躯干与上下前后的鳍之间，不着痕迹的转换和衔接，加上各处明暗的处理，真是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怪不得误以为是真鱼呢。
这还不算完，墙上还挂着一把猎枪，一张野兔皮，和一只山鸡的标本。显然，那两样东西是他打猎的收获。凌青曾看到，一次下大雪，别人都躲在室内，他却身背猎枪，头戴皮帽，脚蹬毡靴，一身猎人装扮，在漫天大雪中，踏着厚厚的积雪向校外去。
学校当时没有音乐老师。六一儿童节，要举办全局小学的文艺汇演，项老师就临时做起了音乐老师，挑出几十个学生，组成合唱队，由他来作指导。凌青有幸被挑中。
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合唱队便集中到一个教室里，开始排练。项老师在黑板上写上简谱，一遍遍教大家唱。最记得唱《保卫黄河》，大伙随着项老师的手势和表情，时而激昂，时而舒缓，或全体合唱，或分开来，你方唱罢我方唱，最后，合为一处并干净利落地结束。那协作的美和快感，让四年级的小学生也体会了一把。
这个男人还会什么呢？他还有什么惊奇带给人们呢？凌青有时不由的想。
但他是不快乐的，十一岁的凌青，能感到他神色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和忧郁。
他母亲六十多岁，是家庭妇女，五岁的女儿还未上学。每日他上课，母亲便在家照看孙女——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有时凌青在教室外玩耍，看到老太太唤：“妞妞，回来。”也在屋外玩耍的妞妞，噘着小嘴不愿回去。背已有点驼的老太太，走去牵起她的小手，于是，祖孙俩傍依着慢慢走回小屋。看到这一幕，不知怎的，凌青竟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冬天，他爱系一条围巾，像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那样，把围巾在脖子上围一圈，然后两头分别垂于胸前和背后。这种系法，后来慢慢少了，可凌青觉得这样系围巾，平添一种儒雅和书卷的气息。看着他系着围巾的高大的身影，凌青想，《红岩》里的许云峰，大约是这个样子吧。
他的生活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个才华横溢的谜一样的男人。
五年级的时候，有了音乐老师，就是那位孙老师。他同样是从北京来的，据说是某个全国性文工团的，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发配”下来。他的普通话同样标准，冬天也是那样系一条围巾。不同的，是他戴了一付眼镜，长长的略卷的头发，身材也没项老师高大。
这位孙老师虽然没有项老师多才多艺，但他专业上很有水平。当然，这是就矿区这个小地方而言，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处于什么水平，不得而知。他一般上课拉手风琴，不知什么缘故，有时也拉小提琴。此外，黑管、小号什么的，好多乐器他都会。他来了以后，学校的文艺很快有声有色地搞了起来。在他的培养下，其中涌现出的几个文艺骨干，还在局一级的舞台上演出。后来，“文革”中后期，局里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文工团，把他抽调了去。他在其中的作用，类似导演、音乐总监，甚为重要。
以他的水平，教小学的音乐课，应该说绰绰有余，可他上课仍特别认真。
教唱歌曲，他听到下面唱得不对——无论是音准、节奏还是节拍——都要予以纠正，重新来过，直到唱对为止。而他的耳朵又格外敏感，于是，这样的纠正在一堂课里便反复进行，以至于同学们都有点不耐烦——又不是音乐院校，这么认真干嘛？
这位教过凌青的唯一的音乐老师，他上课时的样子，凌青一直记得。作简谱视唱时，在结尾处，他一边用手打着拍子，一边嘴里数着：“一——二——三”。在教唱或拉琴的间隙，会看到他不时把掉落额头、有些碍事的长发，用手指“抿”上去，或把下滑的眼镜向上扶一扶。还记得，他拉完琴长吁一口气的样子——显然长时间拉琴并不轻松。他的长而柔软的头发，在他头上形成了大的“波浪”。后来，凌青发现跟文艺有关的好多人，都有一头类似的长发，这让他有些纳闷，不知何以如此。
总之，孙老师给人印象是个“文艺范”十足的知识分子，却也是一个认真到近乎迂腐的“教书匠”。
不光是项老师和孙老师，那个时候，在矿区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是从大城市来的，从南方来的。这里面有医生、教师、技术员、工程师。他们或是响应党的号召来支援内地，或是服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或是犯了“错误”被贬到基层，如项、孙二位。这情景，和后来人们一股脑地往大城市跑，往先进地区跑，正好相反。而且，不知怎么，凌青觉得那时的知识分子，真像知识分子——无论是修为还是外在。他们在矿区的医院、学校、技术部门，占了相当数量，而且大多还是骨干。矿区的历史，处处打上了他们的烙印；矿区因了他们，也在在变得不一样。这样的情形，以后不会再有了。以前是中心城市、先进地区的人“下来”，帮助、提升农村和落后地区，现在是后者大批涌入前者，要“淹没”它，迫使它在“俯就”中，拉平两者的差距。
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农村，为城市提供了大部分劳动力和建设者，他们源源不绝地来到城市，搞运输，当商贩，进工厂做工，到建筑工地干活……凌青走在街上，看着一条条笔直宽展的道路，一幢幢峭拔伟岸的高楼，一处处鲜花绿带，心想，这城市，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农民工兄弟建起来的。城市的多少美丽和恢宏，崭新和惊艳，是在他们的手中诞生。特别是，农村人能吃苦，刚来时起点又低，苦、累、脏的活不知有多少都让他们包揽了去，没有他们，城市不用说发展了，连正常运转恐怕都难。
总而言之，凌青的小学生涯，浑浑噩噩、轻轻松松地就过去了。
这五年是怎么学习的，他几乎想不起来什么。这方面的记忆只鳞片爪且模模糊糊。他似乎没费什么劲儿，可成绩还算可以，一不小心，还名列前茅。“辛苦”和“难”，“紧张”和“焦虑”，这些学习体验，他没有。简言之，学习上，他没有一点压力，他关心的，只有玩——其他同学大抵如此。
他并不是班里的优等生，但他字也还端正，汉语拼音熟练，作文、写信错别字不多，四则运算也很“溜”。这些，在同学中可以说稀松平常。
学习上，唯一记得的，也是唯一的亮点，是三年级时，他的一篇作文被老师拿来在课堂上宣读。那是一篇写“春游”的作文。有何出众之处，早已不甚了了，只记得用了“走在羊肠小道一样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山腰的云，像白色的飘带”之类的词语。许是这些比喻，有形象、生动的效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