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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铨赋》说：“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南朝梁代刘勰定概念，解究竟，言文章之主张、根由和气势。古来著书或自序或他序，就是坊刻杂书也要有之才合规矩。《礼记·经解》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规正圆，矩正方，此亦谓之道，所以作序。
余为文数载，初识文字不觉其神奇，待见草生情、遇花有感方知其妙用。四季轮回，风雨雪霜，先由感而感，再由感而发，知雨有情，雪霜冷酷而又不失情致，于是作文，借情景达己之意，期与知者共鸣而欣欣然。然少时不知肤浅为害，得一时虚名犹患癫痫，受挫之后才懂得文涉乎于四海，蕴一点方为精神。思文犹参禅，作文若行僧，身无袈裟，口乏素食，却不舍青灯黄卷，形影单只，唯悟之乃见菩提。奈才疏时顿，疑己不能，欲弃之亦不能，终择一道，亦谓之从一而终耳。然事过境迁，好者寡，昔有画饼充饥一说，不得饼亦乐，可今日饼散于四野唾手可得，又岂有以虚妄而足人欲哉？如是不济，困厄缠于庶身，又无去褐之遇，出不特而立，入囿于书卷，留一清幽之地遥想孤芳。身囚于陋室，心焦而徘徊，凝“饼”而仰天，月孤而影单，寒暑交替，轮回有常，闻虫鸣不时终有时，遂生足欲于心，于是又作文。
读《水经注》，知水亦识史，郦道元置身于北朝，却书尽天下水，也写尽天下事。《水经注》以水说史，通上古涉至三皇五帝，及下又有春秋霸主、战国群雄，亦不弃秦皇汉武、曹魏东吴，却止于其“当下”而不及唐宋。余与郦氏相隔千余年，因水见汉而思宋元、虚入魏晋又思明清，故《水经注》当为半部《史记》。然汤汤泱泱，郦氏随水而述，繁引司马迁、班固之文，言老庄孔孟之于春秋，汉高祖溺冠羞儒，屈原冤魂复现汨罗江，贾谊困长沙而无助励己知命不忧，所涉之丰非一部史书所载矣！
《水经》之简方有《水经注》之丰，《水经注疏》以“当下”之实勘校郦氏之误，疏其所未注，丰其所未丰，水道、地理及受讹之史不一而足，所以汪辟疆评说其“抉择精审，包孕宏富。”然昆仑有月亦谓河水之源，人兽共舞，伏羲、女娲成仙；清漳浊漳一脉，湜湜之流见溷尘；淇水过肥泉，郑卫音未断；渭水秋深收暮雨，乱世见狂狷。河水苍苍，时人见其变迁，与史相连亦见人之精神流变。水流无情亦有情，但凡史记唯回首落笔，再有时人亦回首，如此反复其见不一，所述自有别焉。余不注不疏，借水假史，宣己思而作文谓之经纬，凡三十二篇，引《注》用《疏》之文，亦以“当下”之思述己之见而立己之说也。
《正字通》说：“书，凡载籍谓之书。”载籍谓之书籍，亦谓之典籍，刘勰作《文心雕龙·事类》又说：“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古有三坟五典，又有经子史集，后世注释或考证以求完美，注、疏、集解，或正义或索隐，所衍生之书籍亦当以刘勰之语喻之。书亦多变，先是竹简，后是雕版和活字印刷，再后是铅字成籍，再再后是铅与火、光与电交替瞬间成册，倘若用柳宗元之语必是孤陋寡闻，时下之景岂止汗牛充栋括之哉？然《礼记·乐记》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欲化物，书富而穷，自固天生清静之性，敛穷极人所贪嗜慾者罕哉！明代宋濂作《文原》说：“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言及载道，似是为文之累，曾有人倡导文不载道，轻易阅之犹走马观花，亦博得一笑，书阅二者皆欢哉！然为文不能无道，或轻或重，或大或小，犹躯体不失灵魂，固有高下之分，可道之存方可称文也。《通书·文辞》也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周敦颐乃北宋大理学家，言为文之道犹如车与人，无人者徒饰无益矣！至于道，其释义宽泛，《尔雅》说：“一达谓之道。”或取《说文》之释义：“道，所行道也。”道之本义大抵如此，然汉字之意可衍生，此谓之喻。如此以来，周氏所言之“载道”当因文而释，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不离宗，宗者即文所扬之道也。然道非唯一，尤遇今日，孔颖达疏《礼记·乐记》说：“外物来至，而人化之于物，物善则人善，物恶则人恶，是人化物也。”化物必有物化，其中所变乃道之变，可道多而杂，岂能言一道而终乎？文不贵，书亦贱，为文者宣犹梦呓或痴语，赚得一笑己亦自惭矣！然物之善恶共存，道之微而杂非不存，文既载道，言者出即宣，犹覆水，难收不如不收，于是定建言、引情本，是为序。
2021年5月22日--23日作于满城
2020年5月24日改定于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