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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城濮起战火，一公称霸假王命；濄水过武平，河曲亦见宗；相随观读讽以述，存真去伪也惑焉；淙淙潺潺或泱泱，飞鸟群翔乱流灇。
《水经注》说，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荡渠。秦置阳武县，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1949年与原武县合并称为原阳。蒗荡渠又名莨荡渠、狼汤渠，即战国至秦、汉间之鸿沟。《水经注》又说，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故渎东南径卷县故城南，又东径蒙城北。《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古大河经今原武县西北，卷县城在原武县西北七里。至于卷县，西汉置，属河南郡，治所在河南原阳县西圈城。西晋时卷县属荥阳郡，北魏废，太和十一年，也就是487复置，北齐废。至于蒙城，《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城当在今原武县西南。
《水经注》又说，（阴沟水）左渎又东绝长城，径垣雍城南。垣雍即春秋时之衡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圈城，春秋郑邑，战国是先后属韩、秦。《水经注》又说，昔晋文公战胜于楚，周襄王劳之于此。“《春秋·僖二十八年》，晋楚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出自《水经注疏》，杜（预）《注》，襄王闻晋战胜，自往劳之。周襄王二十年，即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也就是今山东鄄城西南展开争霸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时许下的诺言，退避三舍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只是楚国令尹成得臣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最终被晋军歼灭。《春秋》说，甲午年，晋文公抵达衡雍，为迎接周襄王在践土，即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修建王宫。《吕氏春秋》也说，尊天子于衡雍者也。“（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魏晋经学家杜预注：“逖，远也；有恶於王者，纠而远之。晋楚两国开战之前，楚国势力大大增强，侵齐、宋，降服鲁、卫、郑、陈、蔡等诸侯国，中原大地烽火连绵，北狄也攻击王畿，致使周天子蒙尘。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鲁、齐、宋、蔡等国共推其为盟主，且受封于周襄王为侯伯、掌握周王室的征伐大权，晋国也取得春秋霸主地位。
《史记·周本纪》说，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司马迁所言涉及到“子带之乱”，十七年，也就是前635年，晋文公把周襄王护送回朝，且杀死了子带。前632年，晋文公召见周襄王在河阳、践土相见，诸侯们都前去朝见，史官为避讳以臣召君才写成“天王到河阳巡视”。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至周襄王时期，内忧外患、诸侯争霸，晋文公、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凌驾于周天子和各诸侯之上。继晋文公之后，秦穆公又成为霸主，前624年伐晋大胜，扩地千里，周襄王派使者送去铜鼓以示祝贺。只是春秋五霸时期，秦穆公还不能撼动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却也为灭周埋下了伏笔。东周王室衰微，意味着源自西周的礼制不只是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所谓的“尊尊”之于君臣来说也本末倒置。只是儒学正是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于百家争鸣中成为显学，致使周礼在逆境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有论者说，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从文化角度分析城濮之战，的确反映了晋楚两国的文化差异，可之于整体层次来说，也反映出春秋时期周礼或儒学在诸侯国中的发展状况。
晋文公是晋国第二十二任君主，姬姓晋氏，名重耳，文治武功卓著，与齐桓公比肩，并称“齐桓晋文”。《左传·昭公四年》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椒举即伍举，乃伍子胥之祖父，春秋楚大夫，《左传·昭公四年》记录的了其与楚灵王的对话。楚灵王听完椒举的陈述之后，遂采取齐桓公的方法，派人向左师和子产询问礼仪。与楚灵王的对话中，椒举说到了“诸侯无归，礼以为归”，列举了夏启、商汤、周武王、周成王等与方国和诸侯以礼结盟。只是椒举提到践土之盟就不能不提晋文公，“敬服王命”应该是会盟的核心思想，“礼”也是成就其获取霸主地位不可或缺的元素。晋文公能赢得城濮之战的胜利，与其注重“义、信、礼”分不开，《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出自《春秋左传》，所言涉及到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骊姬之乱。重耳是晋献公之次子，申生的异母兄弟。骊姬受晋献公宠信，逼死太子申生，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重耳和申生二人遂遭其诬陷，一个逃往山西隰县，一个逃往山西吉县。重耳流亡十九年，秦穆公助其于前636年回晋，杀晋怀公继承王位。骊姬之乱是历史上典型的废嫡立庶事件，周幽王立庶子姬伯服为太子导致平王东迁，晋献公宠信骊姬引发晋国大乱。重耳历经磨难方得君位，以盟主的身份号令诸侯们“敬服王命”也有了前因后果。周公制礼明确嫡庶之别，“惟王建宫以捂方正位”致使君臣之间有了区分，所谓的“尊尊”也就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如此以来，重耳重“礼”自然顺理成章了。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秦、齐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子带之乱，晋文公因此受到周天子赏赐。《国语》说，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中记述了晋文公路过郑国，郑文公不加礼遇的经历。叔詹身为郑国的相劝郑文公善待晋文公，缘于重耳遵循先君的教诲，对兄弟以礼相待，资助穷困的人，一定会受到上天的保佑，却未奏效。晋国经历骊姬之乱后，晋文公果然称霸于诸侯，孟子之言是后果，左丘明之述应该是前因，这就关系到周礼于春秋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晋文化继承宗周的礼乐精神，融合戎狄游牧文化，与宗法制浓郁的鲁国文化、具有诗性特征的荆楚文化不同。晋文化属于周文化系统，可宗法制观念淡薄，轻礼轻德，讲究实用性。晋国受狄戎文化影响，兄终弟及，侄杀叔父、曲沃代翼、小宗代大宗，宗法制文化遭到破坏。待晋献公继位灭公族、逐群公子，致使宗法制度遭到毁灭性打击。“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出自《国语·晋语》，又说，“晋仍无道，天祚有德，晋之守祀，必公子也。”《国语·晋语》中的“公子”即晋文公，卫文公见其流亡时过卫，依然“不能礼焉”，卫国大夫甯庄子就劝谏说：“晋公子善人也，而卫亲也，君不礼焉，弃三德矣。”
有论者说，孔子游楚，致使儒学南渐，可在儒学南宗形成的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楚国，一直存有以道家为主的“反儒”和“兼儒”思想。子路问津遭到冷遇和讽刺，接舆知道孔子适楚“游其门而歌”，“何德之衰”？“逝者如斯夫”！楚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崇尚自然不受礼法约束，加上连年战火，避世之念造就了很多隐士。只是老庄学派和道家隐士对待儒学的态度还不是楚国反儒的全部，楚国贵族阶层才是主力军。“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出自《史记·孔子世家》，此言出自楚令尹子西之口，楚昭王听信其言，果断地拒绝接受圣人，以免封其土地成为楚之祸。其实，子西之言很明确，追其根源也不难，《史记·孔子世家》说，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孟子紧步先师之后尘，可其周游列国获取了同样的境遇，司马迁自觉说得还不够，又在《史记》中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时孔子尚未出生，自然谈不上儒学，可周礼是其滥觞，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并不意味着礼制消失。楚昭王拒绝圣人留楚，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揭其根源可上溯到历代楚王之行，否则，楚国也不可能称霸于诸侯。只是楚国也不是绝对拒绝儒学，黄老道家和政治上的“兼儒”使绵延不断的周礼植入荆楚之地。至于城濮之战，晋文公能获胜除了战略和战术上的把控，“勤王”和“敬服王命”也是不越周礼之矩，那“尊尊”之说依然存在，所谓的称霸于诸侯自然名正言顺。至于楚成王，《史记》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於诸侯。只是待楚成王灭亡贰、谷、绞等国后，先于齐国争霸，再与晋文公交锋，可其不“勤王”自然不能号令诸侯“敬服王命”，从文化角度上说城濮之战，晋至少占有“舆论”优势。
《水经注》说，东南径大梁城北，左屈与梁沟合，俱东南流，同受鸿沟沙水之目。大梁城在今河南开封，也就是阴沟水流经的地方。至于“鸿沟沙水之目”，《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沙水即渠水，盖阴沟、鸿沟、沙水之通称也。“乱流灇大壑，长雾匝高林”出自《日落望江赠荀丞诗》，品罢不觉思青苍且苍苍的沧浪之水。阴沟水不会如黄河成泱泱之流，可其终究要注入大壑，只是飞鸟群翔逾高林，鳌头留逝何言定？
《水经注》说，濄水又东径武平县故城北。城之西南七里许，有《汉尚书令虞诩碑》。濄水又名涡水，涡河之古称，故道自今河南扶沟县东分狼汤渠，东流经太康北、鹿邑二县南，以下循今涡河至怀远县入淮。东汉置武平县，属陈国，治所在今河南鹿邑县西北四十里庙王庄。西晋时武平县属梁国，东晋废，北魏正始中复置，属陈留郡，隋时改为鹿邑县。虞诩是东汉时期的名臣，陈国武平县，即今鹿邑武平人。虞诩历任朝歌县长、怀县令，平定朝歌叛乱，任武都太守，以增灶计大破羌军。虞诩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多次得罪权贵，一生九次遭斥责，三次被惩处，可其刚毅之性至终未改。“君儒者，当谋谟庙堂”出自《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范晔记述的是河内太守马棱与虞诩的对话。“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出自《论语·雍也》，马棱称虞诩为“君儒”，也就是说其是有学问、有见识的君子儒者。《安雅堂稿》也说，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李纲、虞允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也出自《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宦者孙程、张贤等知诩以忠获罪一起向皇帝谏言。郦氏探虞诩碑说其“文字多缺，不复可寻”，可史册之录无法舍其忠孝之行。《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就说，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顗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
东汉以降，刘秀承袭先祖之遗志崇尚儒学，《东观汉记》说，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馀间讲经艺。东汉立国之后，汉光武帝在开阳门外建太学、招揽儒学人才为官，且增设明经一科，亲自选拔人才，主持经学辩论。至汉明帝时期，皇帝十岁即通《春秋》，后师从博士恒荣学《尚书》。继位之后，汉明帝设立“四姓小侯学”，为四家外戚设立五经师，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无不授经，且亲自编写了《五家要说章句》。至汉章帝，不只是好儒，且组织今、古文两派经学大事与史臣班固等十二人召开白虎通会议，《白虎通》问世，标志着儒学发展又达到一个高峰。汉安帝年幼继位，在位十九年，可其依然不弃儒学，去曲阜祭孔，且亲自讲经。至汉顺帝时期，宠信宦官，外戚干政，导致梁氏专权，可其如先祖崇尚儒学，曾封赏六十岁以上的儒者以激励朝野。东汉儒学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名儒，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义之教义深深地影响着臣民。虞诩生年不详，却知其卒于永和二年，即137年，也就是说，其主要活动年代至少在汉安帝和汉舜帝时期之间。除虞诩之外，尚有王龚、张皓、张衡等东京之士，范晔说“于兹盛焉”也就绝非虚言。只是儒学发展总是出现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下文所述似与虞诩之忠孝脱节，却不偏大义。
汉安帝少年继位，邓太后临朝称制。自汉初吕后称制之后，孝元王太后、章德窦太后也步其后尘，至和熹邓太后临朝也就不足为奇。邓太后执政，依然承袭自汉光武帝倡导的尊儒之风，除了在宫中开办女学，还请以《女诫》著称的班昭授讲，近臣宫女莫不能受读，可见东汉儒风习习不漏丝毫。“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出自《女戒》，班昭所述意在明其卑弱、明其习劳、斋告先君，且说“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后世记述邓太后临朝称制之后恩施天下、明辨冤狱、功垂竹帛，可《后汉书·孝安帝纪》说，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出自《尚书·牧誓》，母鸡晨鸣预示家破，女性掌权，颠倒阴阳会导致国亡。只是东汉王朝没败在邓太后手中，称制后主幼国危，内忧外患，励精图治，度过十年旱灾、重用虞诩和马贤等名臣平复西羌之乱，可谓是功高盖世。行文至此，当用瑕不掩瑜评论邓氏太后，且应以“五四”式思维驳斥范晔之说，只是看水亦入境，“此时此刻”似不合时宜，何况，思想之脉犹如水之离合，岂能一刀断之？
东汉中后期，由于黄帝继位之时年幼等因素，出现了太后临朝称制以及宦官专权的现象。只是不能忽视皇帝的乳母，凭借着养育之恩进入核心权力圈，甚至堪比皇太后。《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说，王圣等惧有后祸，遂与丰、京共构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王圣是汉安帝刘祜的乳母，挑拨离间，又依仗皇权于邓太后去世之后诛杀邓氏、废平原王，其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说，初，帝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帝后以娥前有谋，遂封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宋娥是汉顺帝的乳母，只是东汉名臣左雄忠直进谏，逼其畏惧辞让失爵。《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又说，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范晔记述的是左雄之谏言，汉安帝时期就地震频发，至汉顺帝依然复震，可其灾祸的根源在于“专政在阴”。吕雉去世之后，其家族一如邓氏，吕氏家族最终也被陈平、周勃等重臣清除出西汉王朝的权力圈，且拥立刘恒为帝。《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说，《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范晔记述的是东汉思想家王充著《法诫篇》所言，又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王允提到汉光武帝，又在《法诫篇》中说，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有论者说，皇权的强化同样使得依附于皇帝之乳母更容易掌权，因此，专制制度的缺陷是乳母得以干政的根由。其实，乳母干政不是东汉专有，再提及太后临朝称制，邓太后请班昭去宫中传授，其所述“盖女人之常道”非邓氏之行，无疑与“礼法之典教”相悖。好在或不好在有王允之言，后世帝王也一再强调后宫不能干政。儒学亦“万变”，却终不离其宗，何况，濄水流过武平县故城，虞诩之忠孝之德就会流芳千古！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径赖乡城南，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非也。谷水自此东入濄水。“赖乡城在鹿邑县东十里，亦名厉乡。《史记》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注《正义》曰厉音赖。晋《太康地记》苦县东有赖乡城，老子所生地。《魏书地形志》武平有赖乡城”出自《大清一统志》，《水经注疏》也如是说。《水经注》又说，濄水又北径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类聚》六十四引《赖乡记》，老子祠在赖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时教化学仙处。汉桓帝修建屋宇宙老子庙。又七十九引皇甫谧《高士传》，桓帝诏陈相立祠。《地形志》，谷阳有老子庙。《元和志》，玄元皇帝祠在真源县东十四里，在今鹿邑县东。李氏王朝奉道教为国教，视李耳为始祖，唐高宗追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明皇加尊号“大圣祖”；天宝八年，即749年又加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至于真源县，是河南鹿邑县古称，其前身是苦县、谷阳县，唐改谷阳县置，北宋改为卫真县，属亳州，元朝废。
《水经注》又说，北有双石阙，甚整顿。石阙南侧，魏文帝黄初三年经谯所勒。谯即谯县，秦改焦邑置，属泗水郡，治所即今安徽亳州，西汉属沛郡，东汉属沛国。“全、赵作为迳”出自《水经注疏》，其实“经”和“迳”意思相近，都是说魏文帝经过谯县时在石阙前驻足。《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类聚》六十二引《赖乡记》，老子庙前有两石阙，大阙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庶，阙边各有子阙。《环宇记》，阙各高一丈七尺，魏黄初三年文帝所立，其阙有铭，是钟繇书。钟繇是豫州颍川郡长社县，也就是今河南省长葛人，曹魏时期重臣、书法家。《水经注》又说，阙北东侧有孔子庙，庙前一碑，西面，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孔畴是孔子之后，汉桓帝时为陈国相。至于陈国，西汉初期为淮阳国，章和二年，即88年改为陈国，建安二年，也就是197年废，该其为陈郡。《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魏志·仓慈传》注引《孔氏谱》，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於壁。孔畴为陈相，立孔子碑於像前。《孔氏谱》但言有孔子像，不言有孔子庙，与此《注》异。疑本无孔子庙，畴因有孔子像，遂於像前立碑。《孔氏谱》为得其实。《注》两庙字并当像字之误。此碑欧、赵皆不著录，洪但载郦说，盖已佚。《水经注》又说，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即老子庙，老子又有老君之，《后汉书·孔融传》，融对李膺曰，先君孔子与君之先人李老君相师之先人，是也。“李老君”就是老子，其又有“太上老君”之称。太上老君是道教“三清”尊神之一，全称“太清道德天尊”，老子为其化身。孔融和李膺都是东汉名士，郭氏引其言释老君之名也算新解。
《水经注》又说，汳水又东迳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水经》说，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汳水之故道自今河南开封东北分狼汤渠水东流，至今商丘北，自晋之后被认为是汴河下流。至于蒙县，春秋时期是宋国的蒙邑，位于宋国国都商丘东北，也就是今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蒙县故城。至于小蒙城，《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元和志》，小蒙故城在宋城县北二十二里。《环宇记》，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以为小蒙城。至于宋城县，系古县名，隋改睢阳县置，治今河南省商丘南，为宋州治。《水经注》则说，《西征记》：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色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郦道元所说的“城”就是小蒙城，只是《水经注疏》说，但谓在宋城县南十五里，《名胜志》又谓在商丘县南二十里，去故汳水甚远，与《西征记》不合。暂且不管郭氏与郦氏之争，只说庄周。至于漆园吏有两种解释，一说以漆园为古地名，庄子曾在此作官；另一说为庄子曾在蒙邑中为吏，主督漆事。只是史书上提到漆园吏，一般指庄子。惠施是宋国人，名家学派开山鼻祖，其死后庄子待在小蒙城里闭门不出，以示悼念之情。
谷水汇入濄水之前，先往东流过赖乡城，那是老子的出生地。濄水王北流经老子庙，汉桓帝曾经为其修葺庙宇，魏文帝也在碑上留下勒石。《老子韩非列传》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司马迁记述的是孔子之言，圣人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走，可“吾不能知，其（龙）乘风云而上天”。春秋战国时鹿邑县境内置苦县，也就是今太清宫镇，属豫州陈国，前478年，楚惠王灭陈后属楚。孔子祖籍宋国栗邑，也就是今河南省夏邑县。三监之乱后，周公姬旦东征平复武庚叛乱，于前1039年封纣王之兄长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夏邑属宋。前286年，齐、楚、魏联合灭宋，三分其地，夏邑地归属楚。“庄子者，蒙人也”出自《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所言之“蒙人”当是蒙邑人。孔子出生于前551年，庄子约出生在前369年，即齐、楚、魏三家分宋之前，也就是说两个人依然是宋国人。只是楚惠王十一年，即前478年，楚惠王灭陈，以陈地设为县，如此以来，老子的出生地就变成了楚地。其实，地域的名称和归属如何变迁，谷水、濄水和汳水各有其源，天下水不是一脉，却也是一脉。老子、孔子和庄子都被后世尊为先哲，圣人与老庄不是一道却也是一道，何况，孔子适周曾问礼于老子。《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所贵道”、“庄子散道德”、“韩子引绳墨”，与圣人之道相连也适合太史公语，“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惠施去世之后，庄子“杜门于此邑”，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是不失敬仰与友情。司马迁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针对惠施笃信的“遍为万物说”，庄子批评其“以坚白鸣”，“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只是惠施如墨家，以“遍为万物说”探求宇宙间万物的奥妙，其学术思想系其它学派所不及。至于墨家，与“名家”、“数术家”并为先秦诸子百家。“兼相爱，交相利”是墨翟重要的价值观，所创立的墨家学说，与儒家、道家、法家等同时成为显学，却有“非儒即墨”的说法，可见其影响力比圣人之道毫不逊色。《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原儒墨补》也说，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遗憾的是，秦汉之交，墨家学说式微，且逐渐淡出，儒道互补成了传统文化的主流，只是究其缘由也不难。墨翟追求“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与“农与工肆之人”结交，其提倡的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的学术思想，自然与儒家提倡的“礼治”相悖，那墨家学说之衰也就不足为奇。
看水能看到先哲们留在岸边的足迹，说水也能道出前人生存留下的滋味有何不同。《论衡·谈天》说，相随观读讽述以谈。王充所言有言外之意，随便读读书就把自己所感说出来到处传扬，那样传于世间“真伪不别”不说，世人也“惑焉”。闲读《水经注》的确常有感悟，却总是遏制不住着手作文，倒也想学郦氏著书，怎奈自愧难以博洽古今，只能尽其所能书写所思。每作文一篇，又总是不由“惑焉”，尤其是读“旧水”思今水之时，归去来兮还是来去归兮，不知所然。只是依然“相随观读”，自然免不了还“讽述以谈”，无可救药也只能尽力去伪存真、随其自然。
《水经注》说，汳水又东径葛城北，故葛伯之国也。葛城在今河南宁陵县西北葛伯屯，至于宁陵县，西汉置，属陈留郡，东汉属梁国，南朝宋属谯郡，北齐废，隋复置。至于葛伯国，《孟子·藤文公下》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寰宇记》说，（故葛城）在县北十五里。古葛伯国，以不祀，为汤所灭。葛伯是葛伯国的君主，嬴姓，皋陶之子伯益之后裔。伯益曾辅佐大禹治水，功成后拒受禅让。启立夏，封伯益之子大廉为葛伯，立葛伯国。“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出自《史记·殷本纪》，司马迁记述的是商汤说给葛伯的话，不敬顺天命的必须遭到惩罚，且概不宽赦！依照《水经注》所述，葛伯不祭祀缘于其没有宰杀的牲畜，可其得到商汤送的牛羊依然不祭祀，理由是没有供祭的谷物。商汤除了派亳人帮葛伯国的民众耕种，还让老弱的人去送饭，葛伯却“率民夺之”，且“不授者则杀之”。如此以来，商汤伐葛伯国的理由就十分充分，且受到伊尹的赞许，“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于是有了《汤征》。
伊尹名挚，姒姓伊氏，商汤征伐诸侯时任右相，与仲虺辅佐其打败夏桀。司马迁说，伊尹曾经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史记·殷本纪》说，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既丑有夏”就是说夏桀荒淫无道，伊尹才又归亳辅佐商汤。伊尹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和太甲等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其尊号为“阿衡”。《晋书·帝纪第二》说，伊挚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绥宁周室。”
《尚书·商书·太甲》说，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太甲既立“不明”，伊尹将其放逐于诸桐三年，之后做《太甲》三篇。伊尹不只是教导太甲以德为政，且敬天、仁爱才是治国之道。其实，伊尹讲求的也不过是一个礼字，《说文解字·示部》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出现后逐步演化成制，《礼记·乐记》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孔颖达疏：礼者，别尊卑，定万物，是礼之法制行矣。只是夏商礼制尚处在发育阶段，与西周后的礼制还不能同日而语。《论语·八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圣人想重构夏殷之礼，可惜史料不全也无奈，却是礼制成熟前不可忽视的发展期。
《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从饮食开始，却不能忘了“敬于鬼神”，也就是祭祀。有论者说，以氏族公社的传统习惯、习俗和种种以实物及象征性动作构成的表现形式成为礼的雏形。启立夏，国家政权出现，礼制也有了法的成分，所表现的形式就是刑，只是祭祀依然是重中之重。夏朝祭祀分祭神和祭鬼，神是人死后的变化，具有超越自然的力量；鬼是逝者的变异，祭之能达到维护血缘纽带、团结氏族成员的目的。“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出自《尚书·牧誓》，由祭祀演化而来的神权法就出现了。只是夏朝尚无法的概念，刑就成为礼的一部分，也表明夏礼由俗向制的转化。
商朝除了保留夏朝的礼制，依然是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礼制中法的成分愈加突出。《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殷人的祭祀之礼愈加奢华，鬼神的神秘感也愈加突出。商朝的宗法制一如夏朝，缘于对祖先的崇拜，立于宗庙的先王是神主，称之为“示”。大示用牛牲，小示用羊牲，夏朝祭祀的规格和仪式不同，也体现了血缘亲疏，这是宗法制的根本，也是等级制度的表现。商朝的礼制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其礼制以“敬天”为核心，且发展了宗法制，突出神权法思想。只是刑就成了维护商朝礼制最有效的办法或工具，也是西周礼制走向成熟的基础。
由礼演变成礼制，不只是约束臣民，《尚书·商书·太甲》说，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伊尹说成汤供奉神祇、宗庙社稷恭恭敬敬，上天才因其善政降命使其抚安天下。敬天、祭祀要从君王做起，礼形成制度后也就有了无可匹敌的约束力。《尚书·商书·太甲》又说，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伊尹不只是要求太甲具有慎行俭约的美德，还要有长久的计谋，像掌管山泽苑囿的人一样，拉开弓要察看箭尾是否符合法度在发射才行。太甲“徂桐宫，居忧”之后，果真“克终允德”，且说，“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多欲、放纵致使其败坏法度，也为自己招来罪过。之后，太甲所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就成了警世之言。《史记·殷本纪》说，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史记·殷本纪》又说，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商汤时咎单任司空，沃丁时任其为卿士，作《明居》篇，以明度居之法，算是伊尹的后继者。只是太康、纣王不敬成汤、太甲，才引来后羿代夏、武王伐纣。之后，武王驾崩，周公旦辅佐成王，平叛三监之乱，营洛邑、制作礼乐，《周礼》就成为影响千秋万代的“法典”，所以《荀子·臣道》说，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周公旦之后就是孔子，一生为恢复周礼奔波，创立儒家学说，言仁德、明尊卑，阐述帝王、臣民之纲，所以《阙里文献》引宋真宗赵恒的话说，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论语·子张》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孔门弟子评价先师如此之高绝无妄言之嫌，较之于朱子之言却略有逊色，《朱子语类》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行文至此，不得不责怪自己一味地沉溺于“旧境”不能自拔，只是一时难以抽身，尤其读罢朱子之言又不免嗟叹，呜呼，好一个长夜！呜呼，好一个长夜！
《水经注》说，（汳水）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获水又名猚水，《汉书·地理志》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获水入蒙县就到了庄子的老家，老庄不能分开，庄周生前也不会忘记曾杜门而悼的惠施，再是孔子、韩非和墨子，与获水无缘却也有缘。河水汤汤，群鸟翔空，狂澜细波逐两岸，乱流淙淙伴脆鸣，呜呼！呜呼！
《水经注》说，获水于彭城西南，回而北流，径彭城。彭城是春秋宋邑，即今江苏徐州，秦置县。《地理志》说，彭城县，古彭祖国也。彭祖国又称为大彭氏、彭和彭城，夏、商时期尚存。《庄子·大宗师》说，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史记·楚世家》说，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有虞是古部落，也就是有虞氏，部落就以地为氏，称有虞氏，即史书上说的“虞舜”。至于五伯，指夏昆吾，殷大彭、豕韦、周齐桓公、晋文公，殷大彭就是彭祖。天下洪水肆虐之时，帝尧将徐州，也就是后来的九州之一封给彭祖，立大彭国。司马迁说彭祖在殷商时曾是侯伯，彭祖国却被武丁灭。
《水经注》说，获水于彭城西南，回而北流，径彭城。城西北旧有楚大夫龚胜宅，即楚老哭胜处也。龚胜是西汉忠臣，可能是彭城人，即今徐州人的缘故，郦氏才称其为楚大夫，通晓五经，与龚舍并称“楚国二龚”。汉哀帝时，授龚胜谏议大夫等职，王莽立新朝，其拒不接受太子师友、国子祭酒之任命绝食而死。《水经注》说，获水又东，转径城北而东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开，传言楚元王之孙刘向冢，未详是否。刘向是沛郡丰邑，也就是今江苏省徐州人，汉朝宗室大臣，经学家刘歆之父，中国目录学鼻祖。《水经注》又说，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陈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文颖曰：彭城，故东楚也。项羽都焉，谓之西楚，汉祖定天下，以为楚郡，封弟交为楚王都之。《水经注》说，城内有汉司徒袁安、魏中郎将徐庶等数碑，并列植于街右。袁安是汝南郡汝阳县人，祖籍地在今河南商水西南，东汉名臣，不畏权贵，守正不移，被邓太后所忌，不惧；徐庶是颍川，即今河南禹州人，东汉末年是刘备帐下的谋士，后归曹操，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典。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列举了一些人物，不都是彭城人，却与彭城有关。如此以来，说彭城人杰地灵就不虚，尤其是大彭国始祖彭祖氏，略去此文也不完整。
彭祖氏就是篯铿，生于帝尧时期，死于帝禹时期，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人。《水经注》也说，《世本》曰：陆终之子，其三曰籛，是为彭祖。篯铿是颛顼的六世孙、黄帝的九世孙，其父陆终是氏族部落的首领。古来但凡是精英，其身世大多有神奇的传说，此处不提。篯铿受封于彭城，继承父亲的遗志，带领人民开发土地、治理洪水，筑城防御野兽和外族人入侵，且掘井取水以福荫众生。关键是篯铿教人们柔软筋骨，增强体质，还发明了烹调术，饮食上完成了从生到熟的飞跃。至于篯铿寿八百而终不可推敲，却肯定是长寿之人。
《大戴礼记》说，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西汉戴德著《大戴礼记》记述的是孔子之言，其意为彭祖和舜一起辅佐尧帝治理好了天下，也是圣人的理想，才入世为官，受了挫折又周游列国，以恢复周礼而太平天下。《大戴礼记》说，扬则抑，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与鲁哀公对话，说彭祖教大夫如何为政，教士人如何当官，教百姓谋生的技艺，且施于道德教化，遏制过度的欲望，弥补本身不足，这就是圣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彭祖“政之教大夫”以至于“技之教庶人”，被孔子吸收之后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扬则抑、抑则扬”被圣人演化成“叩其两端而竭焉”，也就是不偏不倚、过犹而不及的中庸之道。如此以来，孔子能创立儒学，与彭祖或彭祖文化对其影响是分不开的，那彭祖就不愧为先驱之先驱！
有论者说，老子非一人，而有四代，李耳、老儋、老聃、老莱子。彭祖不是老子，只是老子的确是彭祖的后裔。但凡论述总该有证据才行，老子与祖先一样，有耳朵大的生理特征，所以才取名为“耳”、“儋”和“聃”，《山海经》也有记载。曾由彭祖之弟子记录师言而成就《彭祖经》，可惜没有完整流传。继承前彭祖的思想，阐述“元气”和“阴阳”，也使老子成就了《道德经》。彭祖教导人养生，其中涉及到了男女，造字时以蛇身缠绕象征阴阳交合。老子承袭了彭祖之思，以阐明自己之悟，所以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也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深层诠释。如此以来，彭祖文化又是道家之源，或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源。
春秋时期，周王共主的局面被打破，“礼崩乐坏”促使社会大变革，诸侯间的兼并战打破了孤立、静止的生存格局，加快了文化传播速度，也就有了文化重组的可能。儒、道、法、墨、阴阳之外，尚有纵横、名家和杂家，百家争鸣，春秋文化也灿烂。阴沟水、濄水、汳水和获水同现《水经注》，淙淙潺潺或泱泱，不循一道，可“乱流”终拥一途，乃归大壑焉。
《水经注》说，（彭）城之东北角，起层楼于其上，号曰彭祖楼。《水经注》说，其楼之侧，襟汳带泗，东北为二水之会也。耸望川原，极目清野，斯为佳处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