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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慕汉制，青衣水注江；先哲大化营上古，影逝音去亦追踪；司马文章昭天下，桥接孙水一脉通；征蛮伐夷亦裂土，河水无界有异同；长河不息伴日月，流水不尽泛烟波。
《水经注》说：“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县故青衣羌国也。”青衣水在今四川南溪县南，《方舆纪要》说：“又北入于大江，亦谓之龙腾溪”。至于青衣县，西汉高帝六年，即前201年置，属蜀郡，治所在今四川芦山县。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汉县属蜀郡，后汉改汉嘉，属蜀郡属国，后为汉嘉郡治。蜀、晋因，后废，在今雅安县北。”杨氏所言之“汉县”就是汉嘉县，东汉阳嘉二年，即13年改青衣县置，三国蜀汉汉嘉县为汉嘉郡治，西晋永嘉后废。至于沫水，即今四川中部的大渡河，“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出自《史记·河渠书》，战国秦蜀守李冰曾凿溷崖，即今四川乐山市岷江与大渡河交会处，以避沫水之害，即此也。离碓即离堆，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都江堰。至于青衣羌国，建于前816年，领地在今四川省雅安至乐山之青衣江流域地带，国都在今宝兴县灵关镇，国王安阳。青衣羌国因古蜀人习惯穿青衣而得名，又因国土大多在青衣江沿岸，故青衣江亦称羌江。至于青衣江，古名大渡水、沫水、平羌江、平乡江、雅河，在今四川省西部。如此以来，青衣水和青衣江又如何区分？《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汉志》青衣县下载大渡水，而严道县下又增添，邛水入青衣，则青衣水即大渡水之殊目，故《水经》直谓青衣水出青衣县。此《注》依《经》叙青衣水，不及大渡水，而于《江水》篇互见之。”
《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今本《竹书》在周显王八年，道作导。《竹书统笺》，晋有二瑕，一在河东解县，一在陕州太原仓。盖瑕阳人为秦导岷，青衣水，至是自秦来归也。”至于解县，西汉置，属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省临猗县西南三十里城东、城西二村之间，北魏时改北解县。至于太原仓，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老城西南四里。周显王二年，即前360年，瑕阳人顺着岷山、青衣水来投奔青衣羌国。《水经注》又说：“汉武帝天汉四年，罢沈黎郡，分两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汉民。公孙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为郡。”天汉四年，即前97年，至于沈黎郡，元鼎六年，即前111年置，治所在莋都县，即今四川汉源县东北。至于部都尉，是秦汉朝时期驻边郡的军事长官。公孙述是扶风茂陵，即今陕西省兴平市人，王莽篡汉，受任为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王莽末年，公孙述自称辅汉将军兼领益州牧，建武元年，即25年称帝于蜀，国号成家，为东汉所亡。建武是东汉汉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世祖即是刘秀。《水经注》又说：“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属国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改曰汉嘉。嘉得此良臣也。”延光是东汉皇帝汉安帝刘祜的第五个年号，阳嘉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二个年号，即132年-135年。至于属国都尉，乃管理属国事务之行政长官。汉宣帝之后，属国或增或废，兼安置羌族，三国蜀汉亦置，后废。至于青衣王子，当是青衣羌国国王之子，可“王子”一词又释为“天子或王的儿子”，如此以来，又应是青衣羌国国王，依文理推测，后者当正。所谓“汉制”即汉代的制度，汉初，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叔孙通定礼仪，延至三国时期。《晋书·职官志》也说：“孙吴、刘蜀多依汉制，虽复临时命氏，而无忝旧章。”
周宣王十二年，即前816年，周宣王继位之后多次对外用兵，致使周王朝一度呈现出“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的局面。只是连年征战消耗国力，加剧了西周王朝的社会矛盾，再加上周宣王晚年独断专行、不进忠言、滥杀大臣，宣王中兴遂成昙花一现，青衣羌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国，其民众被称为青衣羌人。羌族是华夏族构成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青衣羌是人口众多、分布最集中、与汉族融合最早的种族，是羌族的一支系，也称之为种落。殷商时期，羌人是众多方国中实力较强的部落联盟之一。《诗经·商颂》说：“昔日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氐羌族主要分布在陕、甘、川交边地区，是古代族群名，春秋战国时的文献多以氐羌并称。武王伐纣，联合羌、庸、蜀、卢、彭和濮等部落组成军事联盟击败殷商。秦汉时期，羌族部落进入巴蜀地区。青衣羌种是多个羌种人群组成的种群，进入巴蜀地区后建国。
《华阳国志·蜀志》说：“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僰。”卢帝乃春秋末蜀人首领，开明氏鳖令子，为蜀国开明氏第二世王，卒后其子保子帝继立。保子帝曾率众攻打青羌羌国，实力扩展到川南以及滇东一带。如此以来，青羌羌国就成了蜀国的附属或附庸。《史记·秦本纪》又说：“司马错伐蜀，灭之。”前316年，秦惠文王乘蜀国与巴国、苴国交战之际，遣张仪和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青衣羌国也纳入秦国版图。《华阳国志·蜀志》又说：“高祖六年，始分置广汉郡。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前201年，西汉置广汉郡，辖境相当今甘肃文县、陕西宁强以南和四川旺苍、剑阁、蓬溪以西和潼南等地区。高后即高皇后吕雉，高祖死后临朝称制。《汉书·高后纪》有“元年春正月，诏曰”云云。如此以来，高后六年应依汉惠帝即位算起，当是前190年。僰道乃古县名，汉属犍为郡，为僰人所居，故名。清代丁澎作《送孙九畹备兵保宁》云：“ 僰道生猺能汉语，羌西诸将半渝歌。”至于“开青衣”，其意为秦已置县，可秦汉之际废除，西汉时又开置为县。只是有论者说：“前206年，西汉建立，羌人经过先秦一段很长时间的迁徙分化，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与华夏族融合，但仍然保留着自身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如此以来，青衣羌国人自然也不会一心臣服于外部势力，所以清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说：“《志》云：蜀中以青衣名江者凡三，一在汉嘉，即大渡河所经。《汉书》公孙述僭据，青衣人不宾，是也。”只是青衣王子心慕汉制，所以才有汉嘉，汉顺帝也得到一个良臣，却在公孙述歌剧蜀地之前。唐代李白作《峨眉山月歌》说：“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平羌江即即青衣江，《元和志》也说：“（平羌水）经县东二里。”其实，东汉时期，青衣江就更名为平羌江了。公元184年，青衣羌人响应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等省的羌民起义长达两年之久失败后也有了平羌江之名。只是青衣羌人如鲜卑、匈奴、突厥族一样，与华夏族在对抗中逐渐融合，魏晋南北朝有护羌校尉、平羌校尉，宋代及明清时期有平羌将军、伏羌侯、定羌庙。处于争斗与交融的矛盾环境之中，青衣羌人不可能都像青衣王子一样“心慕汉制”，可最终实现了羌族与华夏族的大融合。
青衣羌是古羌人的一支，《竹书纪年》说：“是时(殷) 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 南不过荆蛮, 北不过朔方。”氐、羌同源异流，《说文》说：“羌， 西戎牧羊人也。”《说文》释为氐“本也”,《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有论者说：“古羌民笃信自然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后又发展成人为宗教，却受到佛教、道教和藏传道教，以及西方宗教的影响，却一直保留着原始宗教的内核，停留在多神信仰的阶段。”羌族以白石为图腾，也形成了以白石崇拜为表征的多神信仰，以至于成就羌人尚白的习俗。自然界中的诸神，如天、地、太阳、树和火等极其神圣也崇高，致使羌族的原始宗教观念充满了原始宗教的色彩。原始宗教除了自然崇拜和鬼魂崇拜，还有圣贤崇拜和天地崇拜，作为一种具有初民信仰特征的宗教，自然会影响甚至绝对支配羌族人的生活。
儒家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只是直到西汉以后，儒家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儒学不是宗教，却也会影响甚至绝对支配羌族人的生活。青衣羌人自周代建国，与华夏族的融合与冲突起伏跌宕，有“心慕汉制”的青衣王子，又有抗汉的羌民大军，可期间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这就关系到了汉制。《汉书·孝成许皇后》说：“诸侯拘迫汉制，牧相执持之也，又安获齐、赵七国之难？”孝成许皇后是汉成帝刘骜的皇后，“七国之难”亦谓之“七国之乱”。《汉书》记述的是汉成帝之言，诸侯被汉家的制度约束，又有州牧与诸侯王相加以控制，怎么会再有汉景帝时期的齐、赵七国叛乱呢？自高祖建汉至汉成帝即位，近五十年的休养生息，致使西汉国力增强，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对汉初形成的汉制之影响也十分巨大。至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大兴崇儒之风，以求四方安定，只是到汉安帝即位之后，宦官当道、后宫争位、内忧外患，青衣王子“心慕汉制”当然是好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三家注》说：“三嬗，谓陈涉、项氏、汉高祖也。”高祖成汉，遂定汉制，《汉书·礼乐志》说：“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制宗庙乐。”所以《史记·八书·礼书》说：“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郦生陆贾列传》则说：“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乃汉初楚国人，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汉高祖不屑于诗书礼仪，陆贾谏言其以成汤、周武为榜样，以武取天下，却以文治天下，又当以亡秦为诫，须行仁义、效先圣方能长治久安。高祖听信陆贾之言，且对其所著之《新语》赞赏有加。如此以来，汉制的确因秦制而来，却又有别于秦制，关键是汉高祖不以儒术为治国之本，只是其尊礼崇孔之思想必然影响汉制。汉之后有三国有两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汉制被掩进史卷，可后世帝王承前启后，儒学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几经变化起伏跌宕，却终究与佛、道共存，且成为治国之本。青衣羌国亦不复存在，其后裔却与华夏族相融，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之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却可窥其精神流变之态，可褒可奖，可取可弃。青衣江变平羌江，可平羌江亦名青衣江，只是《水经注》又说：“青衣水又东流注于大江。”
《水经注》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后汉书·注》沪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今水曰鸦龙江，源出西番裹塘城西北，匝巴颜喀喇山，东南流，直清溪县西四百馀里地，接冕宁县境，皆古旄牛徼外地也。”若水亦作鸦砻江、雅龙江，在今四川西部，为金沙江北支流，三国时称之为泸水，《后出师表》说：“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旄牛乃古县名，《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之汉嘉郡》说：“旄牛县在邛崃山表，本旄牛王地。邛人筰人入蜀必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恒止市于此。有鲜水、若水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西汉元鼎六年 ，也就是前111年置旄牛县，属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南大渡河南岸，天汉四年为蜀郡都尉治。至于郦氏所言之“故关”，《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水经》无也字。《司马相如传》，略定西南夷，边关益斥。又云，关沫若，是若水故有关也。”杨守敬作疏于此处以己言说史，《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南夷，拆除旧有的关隘扩大边关，西达沫水和若水，南达牂柯，以此为边界，开通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所以杨氏说“是若水故有关也”。牂柯即今贵州省东境，乃先秦西南夷国名。
《水经注》又说：“若水沿流，间关蜀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斯水，为诸侯焉。”昌意生于帝丘，即今河南濮阳，乃黄帝和嫘祖之子。《水经注》又说：“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有圣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宝历矣。”所谓水德，乃古代阴阳家称帝王受命的五德之一，谓以水而德王。《汉书·郊祀志上》说：“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五帝本纪》也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颛顼佐少昊有功，封地于高阳，也就是今河南省杞县高阳镇，故号高阳氏。少昊死后，颛顼打败于其争夺帝位的共工氏而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制历法、创九州、作《承云》，被后世誉为人文始祖，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齐名。有巢氏建造房屋、袭叶为衣、首尝果实、实行土葬、族外通婚；燧人氏钻木取火、发明陶文、创造“十天干”；伏羲氏创造八卦、文字、渔猎、婚姻；神农氏炎帝教人农耕，遍尝百草，发明医药、陶器，开辟集市；轩辕氏黄帝统一华夏、发明鼎、井，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颛顼顺自然而施以教化，得万民称颂，所以《北齐书·文苑传序》说：“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
《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颛顼登上帝位是顺应天地之合，世间纯正之风才流行，天地之间发出熙熙、凄凄、锵锵的声音。颛顼喜欢那些声音就让飞龙作乐曲，仿效八风的声音，且命名为《承云》，以此来祭祀上古的帝王。《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天地之和”谓之自然之和，《乐记·乐礼》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所以，乐是天地之间万物最和谐的声音，也是先王表达喜悦的，却必须好到相应的表达手段，那就是乐。有好的乐，先王喜悦天下则太平，如此以来，“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故《礼记·乐记》又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论语·八佾》说：“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圣人言及礼乐以仁作前提，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以礼乐”建立秩序、教化万民，所以《论语·季氏篇》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儒家因周礼而成一说，孔子论天下之道在乎礼乐征伐的命令出自谁口，天子出则政治清明，诸侯出则政治混乱，所以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十分赞赏尧舜禹时代，尤其是西周时期，礼乐征伐也出自天子，可平王东迁后王室就衰微了。西周那么注重礼乐还要提及周公旦，《周礼·春官宗伯》说：“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大司乐是《周礼》官名，又称大乐正，为乐官之长，以乐舞教国子，却必须是有道艺、有德行的人才能在学校任教，死后被奉之为乐祖，且在学校受到祭祀。昔古朱襄氏治天下，其臣子士达作五弦瑟；昔黄帝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帝尧立，乃命大臣质作乐；殷汤即位，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武王伐殷，将俘虏献给太庙，命周公作《大武》；成王即位之后，殷商遗民叛乱，命周公去讨伐，殷商的人役使大象在东夷肆虐，周公又率领军队将其逐到江南，于是作了《三象》。所以《吕氏春秋·古乐篇》又说：“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颛顼乃五帝之一，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了华夏之基根，作《承云》以祭祀上古的帝王。所以《吕氏春秋·古乐篇》又说：“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司马迁赞颛顼沉静稳练有机谋，养育材物顺应天时地利，修养身心以教化万民，洁身诚意以祭祀鬼神。至于司马迁所言之颛顼“依鬼神以制义”，《左传·桓公二年》说：“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司马贞作《史记索引》说：“鬼神聪明正直；当尽心敬事，因制尊卑之义。”《左传·文公十八年》说：“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 杜预注：“谓鲧。”《神异经·西荒经》说檮杌乃凶兽，《左传》说其为四凶之一，与浑敦、穷奇、饕餮齐名。《抱朴子·审举》则说：“小人道长，则檮杌比肩。”只是檮杌是人还是兽都需要加以管束，所以《左传·文公十八年》又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韦昭注《国语·周语上》则也说：“檮杌，鮌也。”“鮌”同“鲧”，颛顼有个“不才子”更要严加管束以儆效尤，所以司马迁赞其“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
《宋元戏曲史》说：“然则巫觋之兴，在少昊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万物皆有灵演绎出初民对自然、图腾和祖先的崇拜，且虚构超越自然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此谓之巫术，继而形成一种信仰。《新唐书·黎干传》就说：“时大旱，干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只是《国语·楚语下》说：“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所要质。”巫者占卜，史者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此谓之巫史。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之时，行巫术是以家为单位，没有立盟之说，属于个人行为。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大规模的兼并战，人祸连连，巫术之风盛行，故《礼记·礼运》说：“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 孔颖达疏：“国之君臣，秖闻今日祝嘏之辞，不知古礼旧说，当是君臣俱闇。故云是谓幽国。”所以颛顼掌管部落之后，尽心敬事，因制尊卑，此谓之礼。所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王制》也说：“脩六礼以节民性。”
《国语·楚语》说：“颛顼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少昊部落衰落，九黎乱德，民神相杂，人人可作巫师。百姓们穷于祭祀而难得福，祭祀也没有法度，少盟誓，乏敬畏之心，祸乱因此频发。颛顼命南正掌管有关天象的事务，命火正掌祭火星，行火政，以恢复原有的秩序，不再互相侵犯轻慢，此谓之绝地天通。《书·吕刑》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传说：“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如此以来，天地各得其所，人于其间也建立起固定的纲纪秩序。
《淮南子·齐俗训》说：“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御览》七十引《淮南子》说：“拂”作“祓”，注云“除其不祥”。绝地天通致使颛顼主导的社会确立了纲纪秩序，“妇女避男于路”又规定男女之别，此亦谓之礼。《孟子·离娄上》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卿大夫，问孟子男女间不亲手递接东西是不是礼制？孟子说：“嫂子掉进水里，男人不救是豺狼；男女间不亲手递接东西是礼制，嫂子掉进水里伸手去救乃权宜时变通之法。追本溯源，孟子之言当源于颛顼之法，或说儒家学说可回望周礼和尧舜禹及之上，也就是颛顼之为。有论者说，男尊女卑始于颛顼，此言有理，却可辩。上古之时，男女无别，长幼无序，群婚群居，秽病丛生，颛顼定婚制、别血缘之姻、立伦理，因此诞生了家庭，创立新纪元。如此以来，颛顼之法与孟子之言就不可同日而语。只是礼的确由颛顼而生，且历经尧、舜、禹、夏、商和周又渐成制度，此谓之礼制。遗憾的是，西周鼎盛之后是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致使礼崩乐坏，孔子才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且成就一家之说影响后世。所以《汉书·成帝纪》说：“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班固所述当发端与礼乐，《礼记·乐记》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如此以来，所谓人情当以自然释之，只是礼乐所制又不能自然，此谓之矛盾矣。岂不知世间之事总是于矛盾中生成或消亡，古去今来，今亦谓之古，如此交替，褒贬之中亦有辨。《荀子·荣辱》说：“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如此如此，说古述今亦当平心静气，方能如清代纪昀于《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中所言：“闻之，使人追远之心油然而生。”
《水经注》说：“孙水一名白沙江，南流迳邛都县。”孙水即今四川西昌市西南之安宁河。《汉书·地理志》说：“孙水南至会无入若，行七百三十里。”西汉元鼎六年，即前111年置会无县，属越嶲郡，治所即今四川会理县。至于邛都县，同样是元鼎六年于邛都国置，为越嶲郡治，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东南五里。《水经注》又说：“司马相如定西南夷，桥孙水，即是水也。”《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故《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史记》、《汉书·西南夷传》置郡县，愈于南夷，以下《史记》云，因巴蜀吏币物赂西夷，又云，相如略定西夷，《汉书》并作西南夷，南字是衍文，盖邛笮西夷，司马相如所从事在西夷，未及南夷也。《注》乃从《史记》，赵依《汉书》增南字，误。”依杨氏所言，郦氏当说“司马相如定西夷”为正。西夷古代指我国西部地区的部族，《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至于郦氏所言之“桥孙水”，《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元和志》，台登县胡浪山下有司马相如定西南夷桥。桥孙水以通邛、笮，即此水也。”西汉元鼎六年置台登县，属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冕宁县南泸沽镇。至于胡浪山，在今四川冕宁县东南。只是依杨氏所言，《元和志》说“西南夷桥”云云也不准确。有论者说：“位于凉山州喜德县深沟乡朝王坪深沟河上的万宁桥，即是司马相如当年‘桥孙水’之桥，史书载其‘桥孙水以通邛筰’，却未记载桥的位置和地形地貌，是因为当时所经之地属原始老林，从来无人在此路过，故桥经之地本就无名，而孙水有名可记。至于万宁桥，乃后人重修后而定。”有史料记载，汉建元六年，即前135年，司马相如奉使西南夷开凿清溪道“过灵关道、桥孙水”于喜德县境内。北朝周武帝天和五年，也就是570年，大将郑恪平定各部落，越雷郡改名西宁州，旋复称严州，属总管府，分置五郡三县，喜德、冕宁一带设白沙郡、领台登县，郡治台登。年代久远，史料记载纷杂多异说，只是司马相如“桥孙水”不虚。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秦置中郎将，西汉时皇帝卫侍有五官中郎将的名号，地位仅次于将军。司马相如原名犬子，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年少时司马相如喜读书练剑，成年后“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只是司马相如不喜欢做官，汉景帝也不喜欢辞赋，所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说：“因病免，客游梁。”邹阳、枚乘、庄忌都是西汉辞赋大家，与司马相如聚于梁地，即今睢阳与梁孝王交好，其间作《子虚赋》，汉武帝大加赞赏，封其为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汉武帝时期，唐蒙上书建议开通夜郎道，遂被任为中郎将。西僰是古族名，春秋前后居住在以僰道为中心的今川南及滇东一带。唐蒙受命略取、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多为其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万人。渠帅即武装反抗者的首领或部落酋长，《晋书·武帝纪》也说：“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唐蒙又用战时的法规杀渠帅，巴、蜀百姓大为惊恐。汉武帝听说后，派司马相如去责唐蒙、安抚巴蜀百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说：“邛、筰、厓、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回来凑明皇上，唐蒙开路伤民伤财引起民怨，南夷与大汉开始交往，且得到厚待，邛、笮的君长们也想获取南夷的待遇而依附大汉王朝。司马相如又谏言，邛笮离蜀地很近，道路易开通，秦时已设为郡县，至汉才废除，要重新开通并设为郡县比南夷更好。汉武帝听信了司马相如的谏言，且拜其为中郎将，执持符节前往巴蜀。之后，司马相如“除边关”、“桥孙水”，其结果就是司马迁所言之“略定西夷”。
《汉书·地理志下》说：“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巴蜀土地肥沃，有江水灌溉田野，有山林竹木疏菜果实。百姓以稻和鱼为食物，没有灾年的忧患，没有愁忧和辛苦，因此巴蜀人容易放纵，恣纵逸乐，心胸偏狭。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蜀守文翁教导百姓们读书、遵守法令，受教者却没有令人称颂的德操，反而喜欢以文刺讥，羡慕权贵。司马相如游宦于京师诸侯之中，以文章辞令博得美誉，又有王褒、严遵、扬雄等人其文章也文冠天下。自从文翁在蜀地兴办文教，以司马相如为榜样，开兴地方官学之先河，招下县子弟入学，所以《汉书》引圣人之语说：“有教亡类”。
后世评说司马相如，除了其文著于天下，多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爱情传奇。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前179年，成年后效力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文景盛世存在的根源，只是自高祖奉行的黄老之术，而无为之治也造就了汉初自由、奔放的西汉人性格，继而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琴挑文君引来卓王孙之女丧夫后再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后借钱开店卖酒，彼此相濡以沫，不离不弃，被后世传为佳话。汉武帝独尊儒术，除了加强中央集权、改变治民之术，也纠正了西汉起始的自由之风，尤其是董仲舒的纲常思想，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人们在婚姻感情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司马相如身处“两个时代”，是否就是一个绝对的反儒者呢？其实不然。
《蜀中广记》卷十三《名胜记十三上·川南道》说：“按《益都耆旧传》，胡安，临邛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经。”胡安是四川临邛人，儒学大家，通天文历法，尤精于易学。《方舆胜览》说：“胡氏之易，相如之赋在汉有闻。”清代姜宸英作《湛园札记》说：“相如从受经后，西南僰族人盛览、张叔皆从相如学。”胡安之学，远播今云南、贵州地区。鲁迅先生作《汉文学史纲要》也说：“司马相如‘晚年终奏封禅之礼’，与他‘从胡安受经’有关。”如此以来，司马相如就是一个笃信儒家思想之徒。《蒙文通学记》说：“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由此论可知，司马相如年少时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再师从胡安，必然是一个佼佼者。入世之前的经历和学识，也必然会影响到司马相如的文章。《天子游猎赋》说：“览观《春歌》之林，射《狸首》，兼《驹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罕，揜群雅，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司马相如作《天子游猎赋》辞藻华丽，却不失思想，所以有论者说：“这里几乎将《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篇名、典故都用上了。其实就是说，实现改德政制的途迳和方法就是通过儒家礼义道德来完成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如此以来，说司马相如反儒就不切合实际了。
司马相如生于蜀地，为官后又重返蜀地，“除边关”、“桥孙水”是政绩，可“相如为之师”就是对蜀地文化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说起《汉书》中的“文章”，王文才作《两汉蜀学考》说：“犹《论语》尧之为君，焕乎其有文章之义，乃含典章礼乐。”所以有论者说：“由于司马相如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造成了学界对‘相如为之师’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其文章辞赋的传播和影响之上。”行文至此，不得不自反己说，司马相如笃信儒学，却反纲常而自主婚姻，此当为茅与盾之争。只是细究起来亦不然，儒学经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成为显学，可在汉武之前并没有独占鳌头。秦袭西戎之风，轻儒而重法，汉之后又施黄老之术。刘彻即位之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早就名正言顺了。为己说辩还该提及董仲舒，其最大的功绩，亦是被后世所诟病的就是强化了儒学对人性的限制，尤其是对“三纲五常”理论的建构，汉武帝时期的人文环境与文景二帝时期自然无可比拟。如此以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只是风云变幻不羁，长河时有波澜涌起，流水不尽，又有几多烟波苍苍哉？
《水经注》说：“岭西卢容水凑，隐山绕西卫北，而东迳区粟城北，又东，右与寿泠水合，水出寿泠县界。”卢容水即今越南广治省甘露河，至于“凑”，《广韵》说：“水会也。聚也。”本现代汉语，“隐山绕西卫北”中的“卫”难解，《说文解字》则说：“从韦帀行。段玉裁注：韦者，围之省。围，守也。”至于“帀，”当是“匝”之意。《说文解字》又说：“（卫）依《韵会》订，此释从行之意。”如此以来，郦氏之言就顺通了。至于区粟，本汉日南郡治西卷县，在今越南广治天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一说在今灵江南高牢下村或顺化南香江南岸，地入林邑后名区粟。至于寿泠水，即今越南平治天省北广治河，《水经·温水注》说：“出寿泠县界。”三国吴置寿泠县，属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平治天省广治县北广治河东岸，后废。《水经注》又说：“寿冷县以水凑，故水得其名。东迳区粟故城南。”《水经注》又说：“魏正始九年，林邑进侵至寿泠县，以为疆界，即此县也。”魏正始九年，即248年。林邑即占城，在今越南中部一带，《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三国时，此为吴境，故后文叙战湾云。”有林邑地亦有林邑县，唐贞观九年，也就是635年置，为林州治，寄治驩州之南境，即今越南义静省境，后废。有林邑地亦有林邑国，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公元192年建国，一说137年，初称之为林邑，唐至德以后改称环王，公元九世纪后期改称占城。
《水经注》说：“考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卷县。”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前214年置象郡，治所在临尘县，即今广西省崇左县境，辖境相当今广西西部、广东西南部及贵州南部，西汉元凤五年，即前76年废。至于日南郡，西汉元鼎六年，即前111年置，治所在西卷县（西汉置，为日南郡治），即今越南平治天省广治西北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所以《交州外域记》说：“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准迳相符，然则城故西卷县也。”《水经注》又说：“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初平之乱，也就是李傕郭汜之乱，董卓被王允、吕布杀死后，其率兵攻入长安杀王允及多个朝臣，劫持汉献帝，后被曹操等人平定。东汉内乱，象林，即今越南广南至岘港省维川县南茶桥，有一个姓区的功曹，其子名遴，攻入县城杀了县令，自号为王，趁着天下大乱立林邑国，后世代传位子孙。三国鼎立时期，林邑国没有归附任何一国。吴所领属的交州，即今广西梧州与林邑相邻，林邑入侵寿冷，以此为界。西卷县归入林邑国的版图后才有区粟之名，只是林邑国不修文史，帝位传承的世系也没有记录，究竟传了几代就不清楚了，且宗族灭绝，不再有人传宗接代。之后，区家的外姓代之而立，再之后又几易其主，至明代，林邑国最终被安南，即古越南所灭。
《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四夷》说：“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太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纂位。”太康是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咸康是东晋皇帝晋成帝司马衍的第二个年号。咸康二年，即335年，占城第一王朝国王范逸去世，奴文身为其奴篡位。《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四夷》又说：“至永和三年，文率其众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永和三年，即347年，日南太守夏侯览贪婪放纵，侵吞掠夺胡族商人，又下令征调造船用的木材，说准备讨伐征战使用，因此各国对其十分愤恨。林邑王奴文攻陷日南，斩日南将士五六千人，且杀掉夏侯览，用其尸祭天。奴文还给交州刺史朱蕃送去檄文，请求以郡北的横山作为与晋的分界。
《资治通鉴·宋纪六》说：“初，林邑王范阳迈，虽进使入贡，而寇盗不绝，使贡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之。”文中的“帝”乃刘义隆，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南朝宋第三位皇帝，是为宋文帝。林邑国的贡品少又薄，宋文帝就派交州刺史檀和之去讨伐。范阳迈听说后派使节请求宋文帝还回所掳掠的日南老百姓，并用一万斤黄金、十万斤白银作赎金。宋文帝觉得范阳迈有诚意，应该许其归顺。只是范阳迈抓起宋文帝派去的使者，于是宋文帝又派将包围林邑将领范扶龙所驻守的区粟城，且大败林军。
《南齐书·列传·卷五十八》说：“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永明九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永明是南朝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92年，范当根纯篡位后成为林邑王，备厚礼向南朝齐进贡。齐武帝念林邑世服王化，且范当根纯款至，封其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和林邑王。只是范阳迈之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击范当根纯，复得林邑国。永明九年，齐武帝又封范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魏晋以后有使持节、持节、假节、假使节等官名，其权大小有别，皆为刺史总军戎者。唐初，诸州刺史加号持节，后有节度使，持节之称遂废。
《南史·列传·卷七十八》说：“大通元年，又遣使贡献。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戍律陀罗跋摩遣使贡献，诏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献方物。”大通是南朝梁皇帝萧衍的年号，自527年至529年。《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又说：“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锦彩。贞观初，遣使贡驯犀。四年，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即火燃。五年，又献五色鹦鹉。”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自618年至626年。范梵志是林邑国第四王朝第二代君主，《隋书·列传·卷四十七》说：“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隋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隋炀帝以林邑国缺朝贡之礼为由，遣大将刘方率军进攻林邑，渡奢黎江，与范梵志交战。因林邑士兵骑巨象，刘方初战不利。刘方命隋军多掘小坑，以草掩盖，随后再向林邑挑战。隋军佯败后退，梵志率军追击，所骑大象多陷于坑中，林邑大败。五月，刘方兵临林邑都城城下，范梵志弃城逃入海中。隋军班师后，范梵志立即收复故地复国，随后奉表向隋炀帝谢罪，此后林邑国向隋朝朝贡不绝，至唐朝亦盛。
《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四夷》说：“其俗皆开北户以向日，至于居止，或东西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四时暄暖，无霜无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贵女贱男，同姓为婚，妇先娉婿。”宋代苏轼作《雷州八首其一》说：“旧时日南郡，野女出成群。”文中的“野女”之说，与《晋书》中的林邑人“倮露徒跣”相符。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特殊的人文环境，《晋书》言林邑人“贵女贱男，同姓为婚”足以证明其保持着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习俗。只是林邑人在与华夏族的对抗融合中，无疑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水经注》说：“自林邑王范胡达之始，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巢栖树宿，负郭接山，榛棘蒲薄，腾林拂云，幽烟冥缅，非生人所安。”约公元380年，林邑国王范佛去世后，范胡达即位，秦朝遗民迁徙到林邑国被蛮夷同化了。只是区粟城里有八尺表，即圭表，乃古代天文仪器，制定节令，且能排出二十四节令的日期，是汉人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汉书·地理志注》说：“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水经注》说：“区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圭是平卧的尺，表是直立的标竿，表放在圭的南、北两端与圭垂直。《宋史·律历志九》说：“观天地阴阳之体，以正位辨方、定时考闰，莫近乎圭表。”《淮南子·天文训》也说：“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冬至时井水上升，盆水也膨胀，羊脱毛和麋换角，鸟鹊开始建窝筑巢，中午树立八尺长的圭表，能测出一丈三尺长的日影。安徽阜阳一座古墓中曾发掘出一块圭表，其结构和刻度与汉代通行的八尺表吻合。
《国语·楚语下》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三国时期吴国韦昭注：“南，阳位。正，长也。司，主也。属，会也。所以会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乱也。”重和黎都是天文官，古人以日影定时间之序，由树影发端也就有了圭表的雏形。河南登封县有测景台，据传乃周公旦为测日影定地中而建的土圭，此亦谓之圭表。至西汉出现以青铜制成的圭表，到了元代，郭守敬在登封造测景台，亦名观星台，相当于测量日影的圭表。《授孙储邠州节度使制》说：“明镜利剑；高谢尘埃；止水秋山，居为圭表。”唐代裴廷裕将圭表引申为典范、表率之意，可见源自上古时期的测量工具对人文观念的影响。《授萧邺李玄监察御史制》说：“御史府居朝廷之中，杰出他署，盖以圭表百吏，纠绳四方。”唐代崔嘏又将圭表引申为使合法度和标准，汉语和汉文化之博大由此可见一斑。《周髀算经》说：“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传统表的高度定为八尺，相当于人之身长，显示人体测影的遗俗，大概是“八尺表”之名的由来吧？范胡达是范文之后，《水经注》又说：“范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齐书》作范稚奴，《梁书》作范稚家奴，《南史》作范幼家奴，幼、稚义同，则稚字是。”不表杨氏如何勘校范稚之名，依照《梁书》所言范文为范之家奴，西汉置西卷县，范氏自然在大汉营造的文化氛围之中。郦氏述言林邑人“巢栖树宿，负郭接山”，可八尺表传入林邑之地后，不可能彻底改变“日南旧风”，也不可能“变易俱尽”，只是汉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土著人的生存。
《水经注》说：“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顽凶，历代难化，恃远负众，慢威背德。北宝既臻，南金阙贡，乃命偏将与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陈兵日南，修文服远。”历经后汉三国和魏晋时期，至南北朝林邑人依然顽凶，故刘宋王朝派将陈兵日南。檀和之是高平郡金乡，即今山东金乡县人，南朝刘宋名将，元嘉二十年，即443年升任交州刺史、龙骧将军。《南史·列传·卷七十》又说：“（檀）和之先历始兴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盗贼屏迹。每出猎，猛兽伏不敢起。”《国语·周语上》说：“有不享则修文。”韦昭注：“文，典法也。”典法即典章法规，檀和之陈兵日南郡之后，强化文治，修治典章制度，以提倡礼乐教化，致使林邑国顺服。
《隋书·令狐熙传》说：“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令狐熙乃敦煌效谷，即今甘肃敦煌市人，生性严谨，颇有雅量，博览群书，精通《三礼》。北周时期，令狐熙门荫入仕，隋时迁鸿胪少卿，册封武康郡公，出任桂州总管，招抚岭南，考定政绩，名列天下之最。隋开皇十七年，即597年，令狐熙任桂州总管十七洲诸军事，包含交州等州，建城邑、兴办学校，政绩突出。有论者说：“统一的隋唐王朝在交州（安南）地区沿汉代以来的旧例，实行更为统一的政令、法律及语言文字等措施，历任该地区的各级地方官员，推行上述措施都不遗余力。”《柳河东集·安南都护府》说：“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易皮弁以冠带，化奸宄为诚敬，皆用周礼，率由汉仪。”张舟是唐代吴郡，即今苏州人，唐元和（806-820年）初任安南都护府，让外夷人改换用白鹿皮制成的衣服，感化坏人以变得诚恳、恭敬，都以周礼为标准，且率先遵循华夏的礼仪。《新唐书·列传》说：“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马总是扶风，即今陕西人，唐宪宗即位后历任虔州刺史、安南都护、桂管经略观察使。所以有论者说：“由于隋唐，特别是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较长、国力强盛的时期，对安南地区的管理也更加完善，因此该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也继续深入该地。”
安南系越南之古名，源自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自公元前三世纪，安南成为大秦的领土，至五代十国时吴权割据。隋朝时期，安南被隋炀帝派兵灭国，置三郡，唐朝时复国。至明朝宣德年间，安南彻底独立，此后数年一直作为属国存在。嘉庆八年，即1803年，改安南国为越南国，且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林邑国被安南所灭，至清代就归入了越南的版图。只是自秦朝，林邑就与华夏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抗与融合亦从未中断，没有完成彻底同化，可汉文化对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所以有论者说：“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古越南的治国之本，忠孝节义也渗透到民族精神之中，就是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中都无处不体现儒家思想的影响。”
《水经注》又说：“（郁水）又南，右纳西随三水，又南迳四会浦水，上承日南郡卢容县西古郎究浦，内漕口，马援所漕。”西随即西随水，即今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北部一段红河，东汉至南朝称西随水。至于西随三水，《水经注疏》说：“全云：按西随三水，即《叶榆水》篇所谓西随水过交趾，分为五水，至东界，复为三水者也。”至于卢容县，西汉时期置，属于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平治天省广田县东香江与蒲江合流处，南齐以后废。究就是山溪濑的尽头处，所以《水经注》又说：“竺枝《扶南记》，山溪濑中谓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谓也。”东汉开国功臣马援曾运粮经过古郎究浦，《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建武十九年，援征交趾事。”《水经注》又说：“（郁）水东南曲屈通郎湖，湖水承金郎究，究水北流，左会卢容、寿冷二水。”至于金郎究，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提出异议，却未定论，此处依郦氏之说。只是清代陈澧撰《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则说：“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至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陈氏之言不虚，所以有论者说：“按郁水当今西江上源右江，但其下流包括今西江，《注》文也常称郁水。其间错误甚多，河流混杂，名称参差，不一而足，陈澧所说‘几乎无一不错’，仅从河川水道一端而论，情况确实如此。”郦氏之误，当客观视之，依《水经》而注完前人未成之事当赞矣。余生性戆愚，却狂妄直书，步郦氏之后尘亦以水说史，旨在别先哲之言以达己意。说卢容水及郁水，当借东汉应劭之语作结。《水经注》又说：“《山海经》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者也。应劭曰：郁水出广信东入海，言始或可，终则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