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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出李冰，治水固蜀地；秦王奋勉图大志，始霸天下终虚无；高祖祀孔以太牢，一波三折成一脉；启去自有周公在，圣人继志大道来；古水东逝不复返，江水苍苍孤月轮。
《水经注》说：“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岷山又名㟭山、汶山、渎山和汶阜山、汶焦山，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绵延川、甘两省边境。岷山为岷江水系与嘉陵水系之发源处，《尚书·禹贡》说：“岷山导江。” 至于氐道县，古县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松潘县西北。《水经注疏》说：“赵云：近《汉志》陇西郡氐道县，《禹贡》食水所出。蜀郡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续志》同。二县名称久已各著所出之水又异。自蜀汉号湔氐道曰氐道，晋改曰升迁。方位是始相混淆矣。”
《水经注》又说：“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见氐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天彭阙在今四川省松潘县西北，《水经·江水注》也说：“至白马岭，而历天彭阙，亦谓之为天彭谷也。”只是《水经注疏》说：“会贞按：《续汉志》湔氐道《注》引《蜀王本纪》，县前有两石对如阙，号曰彭门。《华阳国志》三，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在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此《注》作昭王，与常说异，而言天彭门所在，则与二书同。”秦孝文王系秦昭襄王之次子，嬴姓，秦氏，名柱，又名式，前250年继位，可其三日后离世，《华阳国志》之说显然不成立。只是之于李冰何时被任命为蜀守，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论。有人认为秦昭襄王任李冰为蜀守，可有论者说，依据1970年出图的云梦秦简《大事记》的有关记载，考证秦孝文王在位时间一年有余，为父王治期年之丧而未改元，从而推测李冰极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期被任命。只是《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史记·周本纪》说：“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司马迁所言之“后七岁”乃周赧王五十二年，即前256年。至于《史记》中的“西周”，系西周考王元年，也就是前440年，姬嵬即位之后，划王畿河南之地，且封其弟揭于王城，建周国，是为西周公国，疆域为瀍水以西、洛河以南，是为西周桓公。如此以来，依《华阳国志》的时间定位，当是秦庄襄王“以李冰为蜀守”。年代久远，史料记载多有出入，致使传世文献出现异说不足为奇，只是李冰此人不虚。《史记·河渠书》说：“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汉书·沟洫志》本《史记》则说“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云云。
李冰通水利。知天文地理，为蜀守期间于岷江流域兴建水利工程，最大的功绩是与其子一同主持修建都江堰。唐代杜甫作《石犀行》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所以《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熊会贞又名崮芝，湖北枝江安福寺镇人，与杨守静有师生之谊，屡试不中，却也博洽古今，二人合著《水经注疏》绝不妄言郦氏之误。只是郦道元身为一代儒宗，为官严猛而不屈、为学严谨而博闻，注《水经》独成一家，经纬川流与史相融，唯史籍之疏而非笔之误。如此以来，郦氏著《水经注》言“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亦当有据。秦昭王即秦昭襄王，乃秦惠文王之子，嬴姓赵氏，名则，一名稷，在位五十六年间，行冠礼之后理政，范雎为相远交近攻，战胜晋、齐、楚，破魏之疆土，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史记·周本纪》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周赧王五十九年，即前256年，秦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西周惧而叛秦，继而合诸侯功秦，秦昭襄王震怒，遂大败西周。待西周武公和周赧王去世后，周地的民众逃向东方，秦收取九鼎及宝物，又把西周公迁惮狐，即今河南洛阳市南。西周文公姬咎为西周最后一任君主，西周武公死后继承王位。所以《荀子·强国》说：“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说秦国四代强盛绝非偶然，是必然的，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安闲而又治理得好，政令简约而周详，政事不烦乱而有功绩，秦国类似这样才会四世昌盛。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前316年，秦惠文王趁蜀国与巴国、苴两国交战之际，派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又说：“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周赧王元年，即前315年，秦惠文王封封嬴通为蜀侯，秦昭襄王之后不再立蜀侯，专以蜀守张若治蜀。《史记·秦本纪》又说，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司马迁所言之“三十年”乃秦昭襄王三十年，也就是前277年，蜀守张若出兵楚地，占领巫郡，即今重庆巫山县、湖北清江中、上游和四川北部，以及黔中郡，即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城西之黔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常德府》也说：“张若城，地记：秦昭襄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筑此城以拒楚。”如此以来，张若驻守黔中，李冰被秦昭襄王任命为蜀守就合郦氏之说了。《史记·秦本纪》说：“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人秦。周初亡。”司马迁说“周初亡”，缘于东周赧王尚未离世，那《华阳国志》说李冰于“周灭后”被秦孝文王任命为蜀守倒也说得过去。只是协助白起伐楚是秦昭襄王三十年，不说蜀守之位是否有空缺，秦孝文王尚为太子，岂能任命李冰为蜀守乎？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文王欲谋楚，与群臣议，秦国将领司马错和和中尉田真黄建议得蜀而亡楚就能称霸天下。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文有张仪连横六国，武有公孙衍、樗里子、司马错，北伐义渠，东出函谷，南下商于，尤其是平定巴蜀，为秦昭襄王让“九鼎入秦”铺平了道路。有论者说：“李冰是继司马错、张若之后的第三任蜀守，比《华阳国志》早一百多年成书的《风俗通》也说，秦昭襄王听从田责之议，遣李冰为蜀郡太守。《水经·江水注》也说，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此说与张若在秦昭王三十年离蜀任南郡太守说法吻合。”如此以来，秦惠文王和秦武王去世之后，秦昭襄王继续经营巴蜀，任李冰为蜀守治理蜀地，以修都江堰为最突出功绩，致使其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得以成功，以冰为守就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行文至此当有结论，郦道元本《水经》或《风俗通》言“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就有据可依了。
《史记·秦本纪》说：“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子柱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国志》所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存有两个疑点，一是“周灭后”，二是《史记·秦本纪》所言其“三日辛丑卒”，三日内有可能任命一个太守，却是历来争论的焦点。第一个疑点尚能勉强说通，可第二个疑点似乎不经推敲。《史记·秦本纪》又说：“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只是有论者说：“颛顼历，即秦历公元前250年十月为壬寅朔，当月没有己亥及辛丑日，故孝文王绝不可能在该十月即位。而颛顼历公元前249年十月丙申朔，己亥日为当月初四，辛丑日为当月初六，孝文王正是在这一年十月即位。由此可知秦孝文王在位的实际时间是从公元前251后几月昭襄王卒至公元前249年十月辛丑日跨越三个年头，已经超过十二个月。”如此以来，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就从三日变为一年。本《华阳国志》志之说，秦孝文王完全有时间任命李冰为蜀守。《史记·秦本纪》则又说：“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元年，秦孝文王服丧期满正式即位，下令大赦罪人，按功表彰先王功臣，优待宗族亲属，且开放供帝王玩乐的园林。除此之外，秦孝文王在位期间似再无大事可记，不过，要是《华阳国志》之说成立，置蜀守稳固天府之国，为秦并天下也功不可没！
依然本《华阳国志》之说，李冰被任命为蜀守为“周灭后”，按前文所述，“周初灭”，成就秦昭襄王任新蜀守之说。只是《史记·周本纪》说“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归于秦国之版图。如此以来，李冰被任命为蜀守又当有庄襄王之说。《史记·秦本纪》说：“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秦孝文王暴薨，秦庄襄王继位之后大赦天下，任命吕不韦为相邦，封文信侯。之后，秦庄襄王灭东周、蚕食三晋，派遣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两地，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再之后，秦庄襄王派遣蒙骜攻赵，定太原；蒙骜又攻魏高都、汲，攻赵榆次、新城、狼孟等地，取三十七城。《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其子嬴政即位，是为秦始皇。“并巴、蜀、汉中”之功非秦庄襄王一人之功，可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固守天府之国，以克赵、魏扩充领地，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史记·张仪列传》说：“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此处不提《史记》所述之前因后果，只说巴蜀之于秦国或说秦国之霸业的确不可小觑。《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司马迁所述乃范睢之语，所谓“大王”当是秦昭襄王，其所言之“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不能皆依靠巴蜀，却也是秦国功守之本。《史记·留侯世家》又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留侯即张良，佐刘邦平定天下，其言还是不弃巴蜀，可见始皇帝成就大秦后，巴蜀依然富饶，且能“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如此以来，秦庄襄王灭周之后，任李冰为蜀守似乎也顺理成章吧？
只是《荀子·强国》又说：“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先说秦之所长，再说其所短。纯粹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也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都没有自然会灭亡，此谓之秦之所短，其根由是“则其殆无儒邪”。秦偏居一隅，与西戎为近邻，轻礼而薄儒，倒有儒者涉足，然商鞅变法，儒家无缘留于秦地。至始皇帝又焚书坑儒，重刑罚而薄德政，灭六国一统天下，只是其最终被六国所灭。汉高祖抗秦起义，有项羽称霸灭秦，张良乃韩裔，助刘邦灭秦、斗项羽决胜千里之外；韩信系泗水郡淮阴县，也就是今江苏淮安人，其祖地先后为吴、越、楚所有；张耳系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人，其当属魏国人，却拥立赵歇为赵王，扶赵抗秦。自陈胜、吴广起义后，灭秦之士不胜枚举，行文至此当断言，余言六国灭秦实不为过矣。
《水经注》说：“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巴岭山，郡隶梁州，晋太康中立，治汉中。”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舆地纪胜》，巴水一名宕渠水，郦道元谓之潜水，又谓之渝水。然考《漾水注》宕渠水出南郑县巴岭，此地云巴水出宣汉县巴岭山，则不以为一水也。今巴水出西乡县西南大巴山。”巴水在今四川东北部，有东西两源：西源小通江，东源肖水河，即大通江，均出自陕西南郑、镇巴县境内米仓山。巴水南流至四川省通江县南汇流，称为通江，西南流至平昌县南与南江合流，称为巴河，即南江，下游为渠江、嘉陵江。至于杨氏所言之“大巴山”亦名大巴岭山，在今陕西南郑县南、四川南江县东北，为米仓山南支。《寰宇记》说：“大巴岭山在（南郑）县西南一百九里。”《水经注》说：“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左传》杜《注》，巴国在职巴郡江州县。《华阳国志》，巴子都江州。”前316年，秦灭巴国后置江州县，为巴郡治，治所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
《水经注》又说：“汉献帝初平元年，分巴为三郡，于江州则永宁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刘璋纳蹇胤之讼，复为巴郡，以严颜为守。”《华阳国志·巴志》说：“献帝兴平元年，征东中郎将安汉赵韪建议分巴为二郡。韪欲得巴旧名，故白益州牧刘璋：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河南庞羲为太守，治安汉；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初平是汉献帝刘协的第二个年号，共记四年，即190年-193年，所以《水经注》引文有误，当是兴平元年，也就是194年。有人说《华阳国志》亦曰初平年，史籍记载纷杂，许是传抄有误也未可知，为行下文先解《水经注》之语。
《华阳国志·巴志》又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秦置鱼复县，属巴郡，治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东白帝城，西汉为江关都尉治，东汉建安六年，即201年为巴东郡治。至于蹇胤，又有人称其为“蹇允”，史料记载极少，能查到的不过是“鱼复蹇胤”和“鱼复人蹇胤”。《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说：“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文中的“韪”乃赵韪，《后汉书》言“州中大姓”云云，敢与官府对抗，可见其势力的确不凡。有论者说：“蹇胤等都是当地大姓，能与刘璋抗衡，必有经济作保障。”如此以来，蹇胤当是鱼复大户，却该有据可依才行。西汉初期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也就形成了强劲的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推行盐铁官营等财经政策，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只是东汉时期，盐铁又私营化，地方势力再次发展引起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冲突。有论者说：“川东盐矿皆为千层埋藏，易利用，特别是巫溪宁厂镇和彭水郁山镇，多天然盐泉，虽然地处高山峡谷，土地贫瘠，但因盐而聚众、聚众而成邑。”奉节县曾经是古鱼复县治地，矿产资源丰富，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商贸物资集散地。”《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和历史人物，其说“鱼复蹇胤白璋”也必是不凡之人，何况，《水经注》说“刘璋纳蹇胤之讼”更不同凡响。至于严颜，乃东汉蜀郡临江人，刘璋之部将，守巴郡。至于赵韪，乃益州巴西人，早年随刘焉入蜀，刘焉去世之后奉其子刘璋为益州刺史。《三国志·刘二牧传》说：“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於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建安五年，赵韪联合荆、益二州人起兵反叛，却被刘璋镇压。赵韪退入江州之后，其部下庞乐、李异反叛，将其杀死。
《三国志·刘二牧传》说：“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刘璋是江夏竟陵，即今湖北省天门市人，东汉末年宗室、益州牧刘焉之幼子，父亲去世之后继任益州牧。《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说：“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刘璋惹不起张鲁，曹操又要进犯，《三国志·刘二牧传》说：“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建安十六年，即211年，刘璋听说曹操将派兵到汉中征讨张鲁，心中恐惧，张松劝说刘璋，庞羲、李异等人都居功自傲，且心怀异志，当求助于刘备方可外抵强敌、内平骚乱。刘璋听从张松之谏言前去会刘备，二人相聚畅饮，且资助刘备让其讨伐张鲁，此谓之引狼入室。此后，刘备反手攻击刘璋，且以法正为内应进驻成都。刘璋受封振威将军被迫迁往荆州，关羽失荆州之后其归属东吴，被孙权任命为益州牧，不久后去世。所以《三国志·刘二牧传》又说：“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
《史记·宋微子世家》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襃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争霸于泓水开战，宋襄公觉得楚军还没渡过河就攻击非仁义之师，结果楚军大败宋军。司马迁赞宋襄公礼让，且是君子之为。只是苏轼作《论十二首》说：“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晋荀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后世评言众说纷纭，何况，宋人之仁往往被视为愚，此与其祖为商之后裔而“客”于周有关，所以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校《商颂》，以传承重仁、重廉、重教之殷商文化。《都城记》说：“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馀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国，今徐城是也。”徐偃王乃嬴姓徐氏，名诞，字子孺，西周时期徐国第三十二代国君。周穆王灭徐国，缘于徐偃王僭越伯位而称王。只是徐偃王僭越缘于周穆王时期西征东伐，民生凋敝，遂变伯为王，以反宗周。《后汉书·东夷列传》则说：“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至于徐偃王是死是隐不知其详，可穆王灭偃，其仁义避战不虚，所以宋代杨伯岩作《徐偃王庙》说：“当年大德瑞朱弓，仁在斯民千古同。故国已无徐子土，灵祠今有梵王宫。”较之于宋襄公，徐偃王之仁就不能以愚而概之了，只是刘璋呢？以陈寿之言，刘璋亦“未为无道之主也”。《汇评三国志演义》则说：“毛夹批：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之为无用也。刘璋失岂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如此以来，刘璋之仁毫无徐偃王之智，皆收宋襄公之愚岂不哀哉？
《读通鉴论》说：“刘焉妄人也，而偷以自容。”刘焉系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出于其是汉室宗亲，拜为中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职。刘焉欲取得一安身立命之所，割据一方，于是向朝廷求为益州牧，封阳城侯，前往益州整饬吏治。刘焉进入益州之后，派张鲁盘踞汉中。张鲁截断交通，斩杀汉使，绝益州与中央通路，刘焉打击地方豪强，巩固势力以割据益州。所以清代王夫之作《读通鉴论》称刘焉为妄人，且以“偷”定义其独霸益州之行。《三国志·刘二牧传》说：“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初平二年，即191年，刘焉欲称帝，《三国志·刘二牧传》说：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乘。荆州牧刘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所谓“子夏在西河疑圣人”，就是说刘焉就像当年子夏在西河教书时被人当作圣人一样，以喻其图谋不轨。东汉有刘焉，西汉有刘安，前车之鉴之于昔日的益州牧毫无警醒之意。只是淮南王刘安崇道而不弃儒，而刘焉不道不儒，亦无刘璋之仁，岂不哀哉？故《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说：“焉作庸牧，以希后福。曷云负荷？地堕身逐。”
《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恭王即鲁恭王，乃汉景帝刘启之子刘余。汉景帝前二年，即前155年立为淮阳王，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封刘余为鲁王，元朔元年，即前128年去世，谥号为恭。鲁恭王扩建宫殿时得到古文经传，有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史记·五宗世家》说：“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司马迁说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可其发现古文经传也算是奇功。《汉书·景十三王传》又说：“子安王光嗣，初好音乐舆马，晚节遴，唯恐不足于财。”刘光乃刘余之子，其父去世之后承袭鲁王爵位，谥曰安。刘余一生好声色犬马，刘光也不会沉迷于诗书。故《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此以来，还必须追本溯源，只是孟子之言在此处不过适用于刘余父子罢了。
《史记索隐》述赞：“景帝即位，因脩静默。勉人於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司马贞之评较之于司马迁和班固都高，至东汉经学家桓谭、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都将汉文、景帝父子放在一起评说，有差异，却多褒词。汉景帝刘启是西汉第六位皇帝，汉文帝刘恒之嫡长子，父子同心，钟情于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使得民众能休养生息，共缔文景盛世。汉景帝崇尚节俭，少建宫殿楼阁，较之于“好治宫室”的刘余，父子间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司马贞赞汉景帝“率下以德”、“礼法可则”，尊黄老而不弃儒。西汉初期崇尚黄老思想，却没有绝儒学发展之途。自汉高祖实行无为之策治国，至汉景帝时期民心安定，社会繁荣，营造了很好的文化氛围。黄老思想占西汉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首，儒学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翁是西汉循吏，曾被汉景帝任命为蜀郡守，开创郡国官学，《汉书·循吏传》说：“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齐鲁乃儒家圣地，蜀地堪比齐鲁就很不一般了，所以《汉书·循吏传》又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所以有论者说：“景帝在践行黄老之术的同时，也让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各派存在和发展，这为后来董仲舒学说的发展，以及被汉武帝的重视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汉书·景帝纪》又说：“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说：“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第五位皇帝，汉高帝刘邦之第四子。汉文帝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废除肉刑，实现国家强盛，百姓小康，“文景之治”由此发端。《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太平盛世造就了浓厚的学术之风，作为影响巨大的儒学自西汉之始就不甘寂寞，加上适当的开放政策，也有了与黄老思想抗衡的实力。尤其是汉惠帝废除《挟书令》，大开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儒家终于走出秦时期的阴霾而见到阳光。至汉文帝时期，设立博士官，还派人专门研究儒家经典，许多儒生也跻身于仕途。《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家与黄老思想有过激烈的冲突，却也是后来独占鳌头的铺垫。只是汉文帝之功亦不可没，所以宋代何去非作《何博士备论》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说：“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髃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司马迁记述的是魏豹之言，先不说魏豹其人如何，言刘邦有失“上下礼节”不虚。《史记·孔子世家》则说：“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 汉高祖十二年，也就是前195年，刘邦路过鲁国以太牢祭祀孔子，此是天子祭孔的开始。自汉代以后，祭孔活动一直延续不断，规模也逐步提升，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被称为“国之大典”。刘邦能开天子祭孔之端得益于陆贾之言，《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常在汉高祖面前说起《诗》、《书》，刘邦却决然拒之。陆贾申辩，能马上的天下，难道还要马上治天下？又说“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昔者吴王夫差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且反问：“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除了劝谏刘邦以仁义治理天下，且将儒学与黄老之术相提并论，其在《新语》中引《春秋穀梁传》说：“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又在《新语》中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敝。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如此以来，仁义之德与无为之术就得以完美结合。故《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又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彊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读巴水书刘璋、刘焉、刘余、刘启、刘恒、刘邦，本系一脉，其所思所为却大不相同。《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儒受益于周礼，而周礼受益于夏礼和商礼，当然还有尧舜禹所遗。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和运用，之于刘家一脉来说亦可谓一波三折，不过，有汉武帝之行，光武帝之继，当不哀哉！只是巴水入江又见波涛，苍苍江水顿消旧水之痕，可新水有迹能留几时？然水来水往，东去不尽，滔滔江水又不没沟洫之功，乱流无常，却终归于一脉，亦当不哀哉！
《水经注》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溪水就是巫溪水，即今四川东部之大宁河。大宁河又名昌江，在今四川东部巫溪、巫山县境，注入长江。《方舆纪要》说：“（大宁河）在县治东，其上流即大宁县之马连溪也。经大昌县流入境，下流入大江。《水经注》谓之为巫溪”。至于巫峡，《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水道提纲举目张》，江水东迳巫山南麓，曰巫峡。南岸大山，士人亦曰巫山，以在县东者为十二峰也。”杨守敬所言之“县”就是大宁县，明洪武九年，即1376年降大宁州置，属夔州府，治所即今四川巫溪县。《郡县释名》说：“巫山大宁河发源此邑，大宁之名本此”。至于郦氏所言之“江水”，《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杜宇使敝邑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杜宇是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前1057年，武王伐纣其国为“牧誓八国”之一。西周初期，杜宇自立为帝，号望帝。《十三州志》说：“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鳖冷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国禅鳖冷，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故蜀人闻鸣曰：我望帝也。”
《水经注》说：“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水经注疏》说：“会贞按：《环宇记》引盛弘之《荆州记》，沿峡二十里有新崩滩。《吴船录》，自神女庙东二十里，至东奔滩，东奔当新崩之讹。在今巫山县东，巴东县西。”《水经注》又说：“《山海经》曰：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夏朝国君启有个臣子叫孟涂，是主管巴地的神，巴地的人到孟涂那里去告状，告状人中有谁的衣服沾上血迹，就会被孟涂拘禁起来。孟涂所居住的山在丹山西面，《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郦氏谓丹山西即巫山，故直定巫山为孟涂所处，而今本郭《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邓孟涂所居，与《经》不合，疑是后人羼入，当以郦说为正。”有孟涂也有孟涂国，夏朝属于孟涂氏封地，秦置河雍县，汉称河阳县，唐武宗会昌三年，即843年升河阳为孟州，明洪武十年，即1377年降州为县，始称孟县。孟涂是夏启的臣子，主管巴地也受理诉讼之事，能把告状人拘押起来，亦应是司法官，当与制典、执法、行德政的皋陶齐名，或步其后尘兴旺巴地，何况，古来但凡被誉为神的人都有不凡之功。只是与夏启相比，孟涂就有些逊色了，不论功过，凭姒启首创“家天下”即当与尧舜禹齐名。
明代方孝儒作《夷齐》说：“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允执厥中’也。”尧将帝位让给舜，舜又让给禹，此谓之禅让。尧将帝位让给舜的同时，又传给其四个字就是允执厥中，言行不偏不倚即是中正之道，亦谓之大道也。只是《史记·夏本纪》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伯益是舜时期的东夷部落首领，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助禹治水有功才“以天下授益”。依司马迁所言，伯益将帝位禅让给夏启后隐居，缘于其辅佐大禹的日子不多，诸侯们都去朝拜夏启，又缘于其是大禹的儿子，所以夏启才承袭了帝位。《战国策·燕策一》则说：“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大禹将帝位让给伯益，缘于“启不足任天下”，可夏启联合其党羽打败伯益才夺取天下，且说大禹只是名义上禅让。如此以来，大禹就违背了尧之遗留之训。只是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夏帝启都结束了禅让制时代。
尧舜禹时期，传贤为公天下，此谓之禅让。至夏朝之后，传子为家天下，此谓之世袭。夏启废黜禅让制而开创世袭制，其理论支撑点却来自尧舜禹时期，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也演变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宗法制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司马迁记述的是三监之乱，周公旦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之后卜都定鼎、制作礼乐。礼即别，也就是所谓的尊尊；乐即和，也就是所谓的亲亲，上下和睦，即有了尊卑贵贱之分，此谓之宗法。《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如此以来，周公旦立宗法于礼乐当念夏启之功。
只是《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何谓大道？《礼记·礼运》又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谓三代之英？答曰：尧、舜、禹是也。《礼记·礼运》则又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三代之英变成六君子，省去尧舜却依然存焉。只是大道隐去，天下成一家一姓的财产，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世袭，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所有，所以有了战争，所以当制作礼仪。孔子嗟叹没能赶上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其言下之意有责夏启之咎之意，亦谓之“大道既隐”，无可奈何才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要是《战国策》之说成立，圣人不该只责夏启之咎，可大道隐亦有大道来，此谓之礼也。《礼记·礼运》说：“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运》非孔子之作，却也达孔子之意。圣王顺应天时、地利和人情制作礼仪，山居者居山，居河州者居河州，因时制宜，又不夺农时。于是天降甘露，地涌甘泉，山中出现现成的器皿和车辆，大河中出现龙马负图，凤凰、麒麟、神龟、蛟龙四灵毕至。这是先王能通过制礼把种种天理人情加以制度化，又通过诚信达到顺应天理人情的缘故，所以太平盛世不过是顺应天理人情的结果罢了。《礼运》之论之于后世帝王影响深远，顺则昌，逆则亡，此即谓之大道，圣人要是在天有知必欣慰矣！
溪水入江，江水迳巫峡、历峡东，又迳新崩滩，有巫山，有孟涂，亦当有夏启。河道纵横，乱流交错，读水说史，人事万千，犹如巨树枝杈，叶茂茎杂，却不能脱于根。《水经注》又说，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李白亦有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水流湍急，瞬间弃白帝城至江陵，且能一日返还。时光如水，亦如白驹过隙，汤汤江水一泻千里，又造出几多瞬间哉？江水孤月，古水东逝不还，然影去痕存，追昔抚今，思之以辨，辨之以思，瞬间亦成永恒，当思当思哉！
《水经注》说，江水又东迳信陵县，南临大江，东傍深溪，溪源北发梁州上庸县界，南流迳县下，而注于大江也。三国吴置信陵县，为建平郡治，治所在今湖北秭归县西北，南朝宋废。春秋楚置上庸县，治所在今湖北竹溪县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