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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流伴河川，归处须朝宗；波涛激荡鸣旧水，片月刀光映沧浪；一脉蜿蜒多劫难，仁者远逝影犹存；涨落枯盛映日月，谷水屈曲入洛河。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迳新安县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崤黾。昔项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万于此，国灭身亡，宜矣。秦时置新安县，取新治安宁之意，因县境有谷山，隋时置谷州。崤黾也叫崤渑，其地域为崤底一带。崤底也称渑池，在崤山山谷之底，古设崤底关。崤底关旧属永宁县，明清时置巡司。“闻项羽亦重瞳子”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李白作《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也说，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对于项羽是否是重瞳或双瞳有人提出了质疑，可词典解释变成了厥功至伟之人的代称，除了西楚霸王，还有虞舜，再是比喻像舜一样的圣明天子。项羽不能与舜帝比肩，却是破釜沉舟、击破章邯、大战巨鹿、火烧阿房宫的西楚霸王！只是项羽自恃武力，刚愎自用，弑楚义帝、猜疑亚父，终被刘邦所败。“碧草凌古庙，清尘锁秋窗。当时独宰割，猛志谁能降”出自唐孟郊的《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题项羽庙》，后世评价总是一针见血，连郦道元说起西楚霸王坑降卒来也说国灭身亡罪有应得！《史记》说，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万于新安城南。项羽乃项燕之孙，其祖父是战国末年楚国名将。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灭亡。只是《史记·项羽本纪》说，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南公之预言被项羽变成了现实，可楚汉争霸后又黯然落幕。想起任用吴起变法的楚悼王、靠实力扩疆土兴楚的楚宣王和楚威王，叹叹之余依然有言。只是不能忘记西楚霸王，那就以宋人张尧同的《嘉禾百咏·谷水》起始：中宵孤鹤唳，片月在沧浪。
熊绎生卒年不详，芈姓，熊氏，名绎，鬻熊之曾孙。鬻熊曾是周文王的火师，也就是祭祀时持火之人。“鬻熊子事文王”出自《史记》，司马迁说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熊绎的祖父熊丽、父亲熊狂也侍奉过周武王。周成王感念鬻氏家族，赐给熊绎五十里的子爵爵位建楚，居于丹阳。初建楚国之后，熊绎与国人筚路蓝缕，以弹丸之地为立足点，逐步向南推进，以至于成为泱泱大国。待楚国呈勃兴之势就不再卑事周王室，最终在楚康王十四年，也就是前546年引发弭兵之会。只是经历柏举之战、吴楚之战后受挫于吴，这才引出了吴起变革兴邦重拾霸业。遗憾的是，楚怀王用人不当，再加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秦王政亲政后，遣李信大战楚将项燕惨败，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最终灭楚。
西周时期，楚国文字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从春秋到战国中期，楚国文字渐趋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自由奔放。战国中期以后，楚之疆域囊括整个江淮地区，周围的大国被灭，形成了楚“半统天下”的局面。楚文字源自商周文字，到战国时期通行江汉地区，要不是秦吞灭六国，楚文字就可以“书同文”。只是楚文字最终被秦篆取代，可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楚国八百年沉淀下来的丰厚底蕴。有论者说，到战国时期，楚文字已经形成通行江汉地区的文字系统，成为“汉字”的一部分，也就是“子系统”。楚文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楚文化上却保持不绝对排斥的态度。楚人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其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反儒”与“兼儒”的思潮一直在楚国持续着，批判性地吸收也于冲突中完成了融合，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论语·微子第十八》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和桀溺都是春秋时的隐士，子路问津，却不说渡口在哪里，且劝他们作隐士，其避世思想与孔子“仁者爱人”的立场相悖。“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出自《论语·微子》，这是楚狂接舆唱给孔子的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以矣夫”是孔子晚年时发出的哀叹，恢复周礼是圣人毕生的追求，接舆追着人家以歌哀之无疑是泼冷水，却也反映出否定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陆通，字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因其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不满，剪去头发佯狂不仕。只是楚国君臣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征伐陈国得美女夏氏，大臣申公巫臣引《周书·康诰》劝阻庄王纳夏氏为妃。潘党是春秋时楚国将军，曾向君主建议收取晋军尸首回去暴骨观兵，楚庄公以《诗经》中武王的《颂》与《武》篇予以了驳斥，言说武功用来消弭战争、保持自身强大、安定百姓，绝非只是为了炫耀武力。孔子游楚受挫，却依然将儒学植入了荆楚大地。《孟子·滕文公上》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孔子之道，北学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陈良是楚国人，曾到北方留学，后回到楚任教，儒家八派之一的代表人物。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有陈良那样的荆楚大儒传教于楚国，儒学对民众之影响自然不可小觑。有资料显示，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竹疏中有《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和《六德》等多篇，不同程度地展现出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也表明儒家思想早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是孔子在楚国恢复周礼的愿望绝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不能与施政者达成共鸣就成了最大的障碍。《史记·孔子世家》说，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要是听信孔子之言，楚国就要归还靠征伐得到的大片土地，那样不只是不会强大，还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如此以来，楚国贵族阶层才和道家隐士们一样反儒，却不能一概而论。“近者说，远者来”出自《论语·子路篇》，这样就不能不说叶公问政了。叶公就是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字子高，大夫沈尹戌之子，春秋末楚国军事家、政治家。叶公作为楚国贵族，理政时体恤百姓，慎刑罚，薄赋税，听从了孔子的为政之道，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就闻风归附。叶公问政反映了楚国政治阶层对儒家学说的认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出自《论六家之要指》，司马谈的观点道出楚国黄老道家“兼儒”之纲要。《黄老帛书》是以道家为主，兼采儒墨、法诸家学术思想的黄老之说，于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对于其写作年代众说不一，包括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和汉初等说法，却肯定作者是楚人。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的活跃时期，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造就了楚国特有的文化气质。
秦亡之后，项羽分天下诸侯，以梁、楚地九郡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于西楚重镇彭城，国号西楚。只是公元前202年刘邦合韩信、彭越、英布，率兵五十万兵将项羽合围于垓下，西楚亡。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以极其暴烈的方式推行秦文化，却始终没消灭楚文化，这缘于楚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学史纲要》说，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之言一语中的，只是楚声应含南公之言，与项羽遇到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言说“彼可取而代也”遥相呼应，却与其下令坑杀秦卒于洛水之上相比大有逊色。《汉书·礼乐志》说， 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楚国势力曾延伸到邹鲁边境，丰沛自然不能脱离，刘邦被不自觉地“楚化”了，也好楚音，最终以楚音亡楚就有些意味了吧？好在刘邦兴汉以“黄老之术”治国，楚文化才顺利延续，要是楚王们在天有知一定会获取些许的慰藉。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径魏将作大匠毌丘兴墓南，二碑存焉。“将作大匠”是官名，秦朝始置，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东汉、魏和晋时沿置。毌丘兴，复姓毋丘，曹魏大将，其子名丘俭。《水经注》引用《管辂别传》的话说，曹魏术士管辂曾随军西征，路过毌丘兴的坟墓时对朋友预言，玄武缩头、青龙断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乃四种危象，毋丘氏法应灭族，结果还真言中了。正元二年，也就是255年，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且谋害夏侯玄和李丰，毌丘俭率兵讨伐，溃败之后被杀害。之后，毌丘俭之弟毋丘秀流亡吴国，其子毌丘甸被俘丧命，另一个儿子毌丘宗也流亡到东吴，家破人散，且祸延孙辈，悲哉！《三国志》说，王凌风节格尚，毌丘俭才识拔干，诸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心大志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涂地，岂不谬惑邪！王凌、毌丘俭等四人是曹魏时期的忠臣，与司马氏为敌，且都“不虑祸难”，勤王终年。
毌丘俭曾于魏文帝时期任文学掾，与当时的平原侯，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交情甚笃。待魏明帝继位，毌丘俭任尚书郎、羽林监、洛阳典农中郎将等要职，心存魏室，一心事曹。曹魏时期，高句丽王位宫频繁寇抄边郡。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齐王曹芳时期，幽州刺史毌丘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屠句丽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毌丘俭两次出塞讨伐征服高句骊王国，确立了曹魏在东北亚及半岛地区的霸主地位。高句骊即高句丽，古国名，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高句丽是曾存于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政权，其国民成分复杂，分濊貊、扶余人、汉人，后又有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和三韩人。高句丽统治时间长达七个世纪，极盛时期不断向外扩张，曾大破隋朝大军，却于总章元年，即668年被唐朝所灭。
公元前37年，也就是建昭二年，扶余人朱蒙建立了高句丽国，先都于纥升骨城，即今辽宁桓仁，又都于国内城，即今吉林集安，再都于平壤城，即今朝鲜平壤。高句丽人的信仰大多源于汉文化，古墓壁画中有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反映了其文化从属于中华文明体系。朱蒙建国正是汉元帝执政时期，刘奭柔仁好儒，遭到重法的父皇汉宣帝之否认，继位之后却依然任用萧望之等儒臣推行仁政。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建国百余年后才完成地区性统一，作为一个弱小的部落联盟体，西汉王朝册封其国主为“高句丽侯”，而不是“高句丽王”。如此以来，西汉与高句丽自然具有不可否认的从属关系，且朝贡加强了两地的交往，再加上双方贸易也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只是高句丽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依然保持本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婚嫁,聚男女相悦即为之”出自《北史》，高句丽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可以己意自由婚配，且许可弟娶寡嫂、寡妇再嫁，这之于汉武帝之后，将儒学奉为官方哲学的西汉，彼此之间显然存有极大的差异。儒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影响着汉文化，可西汉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封建礼教，也成了封建统治的痼疾。
《山海经》说，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尚书大传》载言，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箕子系子姓，名胥余，殷商王文丁之子，帝乙之弟，帝辛的叔父。《论语·微子》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为周之释”后，箕子带着殷商移民立箕子朝鲜，也称其为箕氏侯国。《汉书·律历志》说，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箕子“走之朝鲜”带去了殷商的礼乐制度，也就是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以使古朝鲜之臣民习行中国礼仪。《洪范》是《尚书》之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所陈述的“天地之大法”，关于其作者存有争议，却也反映了箕子的治国之道，以天子建立皇极治国、治民，后世才有了天人感应之说。武王伐纣兴周引来周公之礼，周朝的礼乐文化在夏商的基础之上得以完善，且形成一种文化。箕子对武王言大法九章、五纪明历法，不愧为礼乐文化之先驱，五行、五事、八政和五纪，以及三德、稽疑都以“皇建其有极”为中心点，所以《尚书·周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箕子朝鲜存续近千年，作为殷商“三仁”之一，箕子将汉文化深深地植入了朝鲜半岛。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了“东方君子国”。
箕子朝鲜之后是卫满朝鲜，系西汉燕人卫满所立。卫氏王朝兴起正值西汉天下初定时期，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开放了文化传播空间，为儒学之发展提供了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也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前奏。作为西汉藩属外臣，卫氏王朝不只是在经济、军事上获得了支持，文化上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何况，卫满本身就是战国时期的燕国人。卫满死后，王位传到其孙卫右渠，却阻挠邻近部族与汉朝沟通，再加之其杀害辽东东部都尉涉何，汉武帝干脆出兵攻伐氏朝鲜。
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先后设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促进了汉文化在朝鲜地区的传播。之后数年，又出现了高句丽政权，儒学或说汉文化依然影响着朝鲜半岛。高句丽国灭亡之后又出现了泰封政权，即后高句丽，由新罗三韩人所建。918年，泰封君主弓裔部下起事推翻后高句丽，拥立王建为王建高丽王朝，定都开京，也就是今朝鲜开城，又合新罗、灭后百济，实现了三韩一统。受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和高句丽的影响，儒学作为其治国思想一直存在于高丽，却不是呈直线式发展。到了高丽中期，儒学和佛教一样进入了衰微期。直到后期，儒臣安珦将朱子学引进高丽，且逐渐植根于朝鲜半岛，也成为后来的朝鲜王朝唯一尊奉之官学。
从箕子“走之朝鲜”到金日成建国，汉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达几千年之久。毌丘俭率兵攻高句丽王朝，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小小的浪花，可讨伐与征服致使汉文化之传播渠道愈加通畅。毌丘兴也是曹魏时期的忠臣，讨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苏则，父子尽忠，无疑是儒家文化的践行者。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者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习氏评价毌丘俭无外乎忠义二字，却符合儒家学说提倡的道德规范。习凿齿又说，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若毌丘俭可谓不愧也。如此以来，毌丘兴长眠于谷水岸边，要是在天有知也会欣然自得，只是谷水屈曲伴乱流，若有归处须望洛。
《水经注》说，谷水又径河南王城西北，所谓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水经注疏》说，今本《公羊传》无何休此《注》，《史记·鲁世家·集解》引何休说，与郦书全同。何休即何子，字邵公，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儒学大师。《水经注》中提到的王城在周代洛邑城西，东面是成周，乃殷商故民之所在，西面是王城，是宫寝之所在。京相璠也说，郏山名，鄏地邑也。卜年定鼎，为王之东都，谓之新邑，是为王城。京相璠是魏晋人，曾协助裴秀制《禹贡地域图》，地理论著颇丰，郦道元著《水经注》引其论述多处。
《逸周书·度邑》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洛汭即洛水入黄河处，也指洛阳一带；伊汭就是伊水入洛水处，在今河南偃师。大禹建夏，曾都于阳城、阳翟、安邑。《竹书纪年》说，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斟鄩是古国名，之于其地望古来说法不一，分别是山东潍坊、河南巩县和偃师二里头村。只是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之后，专家们确其为夏中晚期都城遗址，那斟鄩的地望该在河南偃师。如此以来，斟鄩就是洛阳都城史之始。待殷汤伐桀兴商，即天子位定都西亳，也就是斟鄩。之后，商王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雍己等诸王都以西亳为都，共计二百余年。西亳又称亳，其地望在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处。《尚书·商书·太甲上》说，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姓姒，商朝政治家、思想家。太甲继位之后暴虐昏庸，被伊尹逐到桐宫，即商代桐地的宫室，其地望在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太甲被放三年悔过反善，重拥王权后立志修德，万国部落归服，天下安定。只是太甲之训没能影响帝辛，最终引来八百诸侯会孟津，也就是今洛阳孟津县东北，武王才兴兵伐纣。成王继位，周公营洛，史称“成周”。《逸周书·卷五·作雒解》说，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礼记·祭法》说，王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周公姓姬，名旦，武王之弟，其营洛后兴礼乐，分贵贱、缓和上下。只是至周幽王时期，坏礼而致周室衰微，平王东迁也引来了春秋之乱。孔子入周，于洛邑问礼于老子，问乐于苌弘，且以老聃为师。孔子问礼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可圣人一定不会忘记营成周、制礼乐的周公。周公制礼，发儒学之先声，洛邑成周也成为儒学之祖庭。
《水经注》说，余按史传，周灵王之时，谷、洛二水斗，毁王宫，王将堨之，太子晋谏王，不听，遗堰三堤尚存。《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此《周语》灵王二十二年事。《水经注》又说，至灵王时，谷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子洛，两水相格，有似于斗，而毁王城西南也。周灵王就是泄心，姬姓，周简王之子，东周第十一代君主。周灵王二十六年，即前546年，晋、楚、宋、鲁等十四国在商丘会盟，约定各国间停战，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史称弭兵会盟。弭兵会盟不过争取了一时的风平浪静，周室却愈加衰微了。《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太甲之训适周灵王之境遇，谷、洛二水相争毁王宫乃是天为，可周幽王废嫡立庶系坏礼乐之始就是自作孽，且祸延子孙。成王建成周缘于其南系洛水、北因郏山，为天下之大凑；周公营洛、制礼乐兴周室，然谷水之盛与洛水斗，“毁王城西南”系天怒还是人怨？答案尽在太甲之言。只是谷水无言亦有声，洛水尽收又奈何？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流径乾祭门北，子朝之乱，晋所开也，东至千金堨。《左传》里说的王城之圉门为正南门，乾祭门为正北门。只是《水经注疏》说，全云：按晋未尝开（乾祭）门，是误读《左传》而妄言之者。《河南十二县境簿》说，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秦置河南县，属三川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西涧水东岸，西汉时属河南郡，西晋末废，东晋义熙末复置，北魏太和中属河南尹。至于千金堨是古代水利工程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境。行文至此，暂且不表郭守敬于郦道元的文墨之争，《水经注》中提到的“子朝之乱”不过想点明晋国开乾祭门的时间，可作为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依然与谷水有关。
子朝是周景王之庶子，备受父亲宠爱。周景王曾有意立子朝为太子，可前有周幽王，不得不作为前车之鉴。周景王死后，太子姬猛继位，也就是周悼王，可他在位不到一年病死。之后，姬猛之弟姬匄继位，是为敬王。子朝在姬猛继位之后就不甘心，干脆率众攻入成周王城。周敬王只能逃亡狄泉，也就是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避难。前516年，赵鞅和荀跞请命于晋顷公，率晋军入周，占领王城，迎周敬王入城，持续三年之久的王子朝之乱告终。兵败后，子朝奔楚，却被周人所杀。子朝之败除了单国和刘国国君单穆公、刘文公支持太子继位，再就是拥立敬王的晋顷公，秉承周之礼乐制，三个国君自然是匡扶正义。只是周敬王时期，天下越发不太平了，先是吴楚之间发生了郢都之战，紧接着吴越争霸，再是卫国工匠们不堪受虐而暴动致使卫庄公暴死。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春秋三国君鼎力勤王不过是江心补船罢了。好在周敬王时期，孔子除了兴办私学，还编订了《诗经》、《尚书》等典籍，形成博大、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之于自春秋后式微的周礼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遥想当年，孔子入周就是想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那圣人站在谷水岸边，仰望成周一定会感慨多多。“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出自杜甫的《晦日寻崔戢李封》，斗胆续之：成周依谷水，洛河亦当忧。只是续罢少陵野老的诗作又禁不住汗颜，且有言难述洛水之忧，忧哉！忧哉？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璨焉如新。芳林园故址在今河南故洛阳城中，魏明帝时期建的皇家御苑，避曹芳之名讳改为华林园。《水经注》又说，其水东注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台，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钓台于其上。天渊池在汉魏洛阳城，也就是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北隅华林园内，引谷水入城而成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说，黄初五年，是岁，穿天渊池。黄初五年，也就是224年，魏文帝不只是开凿天渊池，还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之于帝王，古来评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意味可见论者喜厌之情，却不能一概而论。《三国志·蜀书》说，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诸葛亮以土龙刍狗评说曹丕也不是没有缘由，彼此是政权博弈中的对手，其政治立场鲜明，所言之物除了祈雨时用的龙形泥塑，再就是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都不堪一击。《张燕公集》则说，周文王之为太子也，崇礼不倦；魏文帝之在青宫也，好古无怠，博览史籍，激扬令闻，取高前代，垂名不朽。唐朝宰相张说先言崇礼不倦的周武王，再说好古无怠的魏文帝，且说后者取高前代，可见评价之高！后世对魏文帝之评价甚多，刘勰、王勃和苏辙等大文豪之论多赞其文采出众，只是《经学略说》中说，然魏文廓清谶纬之功，岂可少哉！章太炎大赞魏文帝“廓清谶纬之功”，曹植评曹丕也说，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妄，抗志清冥。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儒学遭贬，郑玄之经学备受推崇。待三国鼎立后，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法治，所以章太炎说：“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有不齿之嫌，可他除了著被《隋志》归入儒家的《典论》，还在原来汉室乐舞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 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老幼均可入仕。曹丕之举致使儒学复兴，却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有论者说，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致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司马氏家族势力膨胀，直接威胁到曹魏之江山，关键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竹林七贤也应运而生。嵇康、阮籍、刘伶、阮咸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七贤除了聚于竹林喝酒、纵歌、清谈，还以作品揭露、讽刺司马朝廷之虚伪。《文心雕龙》说，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言嵇康、评阮籍，可谓是精辟绝伦。嵇康之死名义上因吕安蒙冤入狱直言而触怒了司马昭，实则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触动了以名教作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之核心利益。只是司马昭弑君谋位，所谓的名教也就真成了嵇康所言“衰草秽污、臭粪腐汁”了。如此以来，嵇康死于司马昭的刀下，实则以生命为代价召唤真儒。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嵇康对后世之影响可谓巨大，却是各取所需，不敢说竹林七贤反其道而行之与宋朝理学的兴起存有直接关联，却予以了后来者不朽的精神力量。只是行文至此依然不敢言喜忧，可千层波浪激谷水，乱流入洛方悠悠，由此可说，河图亦谓之地上星河也！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径国子太学石经北。石经是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始于汉平帝元始元年，此后历代都有石经，如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等，今可考见其文字者，以熹平石经为最早。正始石经是曹魏时期刊刻的碑石经书，又名《魏石经》，《三体石经》，初刻于正始二年，也就是241年，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佃户乡。正始石经用篆文、古文、隶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为《三体石经》，碑文仅有《尚书》、《春秋》两种。郦氏著《水经注》引经据典，说完谷水经过国子太学前的石经北边，又说《周礼》有国学，教授礼仪法度；再以《学说》谈家塾、党庠，夏后氏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左学、右学，周人之东胶、虞庠。塾、序、学、东胶、庠都是学校的意思，有学校自然离不开文字，郦道元才又说大篆、小篆和隶书，以鲁恭王得孔子之宅书、史籀师模仓颉古文创篆体，讲述了字体书写之始、之经历，却是说石经的铺垫。
《水经注》说，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刊石立于太学门外，与《蔡邕传》言熹平四年同，光和在熹平之后，此言光和六年刻石者，就刻成时言也。汉灵帝刘宏是东汉第十二位皇帝，其在位期间施行党锢及宦官政治，又设置西园巧立名目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耽于享乐、鲜问政事，引发黄巾起义也不足为奇。只是刘宏尚不忘本，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书写，再将其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太学门外，引来众人观看、临摹、抄写，一日竟有千余辆之多。刘宏之举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关键是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水经注》又说，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邯郸淳又名竺，字子叔，曹魏时期的书法家，与杨修、曹植交好。《四体书势》说，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魏明帝曹叡是曹魏第二位皇帝，魏文帝曹丕之长子，在军事、政治和文化方面都颇有建树，且能诗文，与曹操、曹丕并称魏氏三祖。《典论》是曹丕当太子时所作，《文心雕龙》说，乐府清越，《典论》辨要。曹丕笃信“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其“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之作才流于后世。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王朗是汉末至曹魏时期重臣、经学家，著有《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且有文集三十四卷。魏明帝光扬先父之遗志，将《典论》刻石以昭示天下。东汉政权瓦解之后，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结构也随之解体，只是曹魏时期崇尚儒学，承袭汉制，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专科教育也兴起，地方学校更有所发展。遗憾的是，司马炎篡魏立晋，曹魏政权仅存四十多年。西晋时期也设立国子学和太学，持续发展儒学教育，却也不是一帆风顺。
《水经注》说，晋永嘉中，王弥、刘曜入洛，焚毁二学，尚仿佛前基矣。郦氏之言涉及到了永嘉之乱，晋怀帝永嘉五年，也就是311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且俘掳晋怀帝等王公大臣，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王弥是西晋叛民领袖，汝南太守王颀之孙，永嘉年间联合刘曜、石勒攻破洛阳之后，于回师青州的途中为石勒所杀。刘曜是汉赵末代皇帝，字永明，匈奴族，汉光文帝刘渊之从子。《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刘聪载记》称弥等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则二学在其中。《晋书》说，王弥好乱乐祸，挟诈怀奸，命俦啸侣，伺间侯隙，助悖逆于平阳，肆残忍于都邑，遂使生灵涂炭，神器流离，邦国轸《麦秀》之哀。《史记》说，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箕子过殷墟伤故国不再，《晋书》叹晋之失也挞王弥之好乱乐祸，可其焚国学与太学断的可是儒学之脉！郦道元说“尚仿佛前基矣”，一代儒宗走进洛阳，依稀见到二学之废墟一定心存感慨，只是不言罢了。《水经注》说，谷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径青阳门东，故清明门也，亦曰税门，亦曰芒门。谷水还在流，郦道元就停不下脚步，悠悠水东去还会有很多“仿佛”或“依稀”，只是感怀后世之语，郦氏就无言了。时间之于谷水来说，只不过于涨落枯盛中映照斗转星移，华夏历史之川流却留下了深深的刻度，其流变之脉络也清晰可见，岂能无言乎？
《水经注》说，谷水又东流注于洛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