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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吟清浊，圣人悟玄机；儒宗一身汇贤愚，后世物我存异观；合流一脉通今古，芒洋浩汗竞朝宗；暖云翠巘凌汝水，风平鼓棹泛沧浪。
《水经注》说，漾水出陇西氐道县蟠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氐道是古代政区名，相当于县，西汉置，属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省礼县西北，西晋时期废。《汉书·地理志》说，颜师古注曰：“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至于嶓冢山，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与礼县之间。至于沮县，西汉置，属武都郡，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东黑河东侧，县以沮水为名，西晋永嘉后废。至于汉水，又名养水、水，即今汉水上源。古来对漾水的源头和流向有争议，且与汉水纠结在一起，《水经注》说，汉，漾也，东为沧浪水。《尚书·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古人误以西汉水为汉水，所以《汉书·地理志》 把甘肃西汉水某一支流称为养水。只是《水经》又以西汉水上源为漾水，都与《禹贡》所言不符。
暂且不说漾水和汉水如何，只说沧浪水。“沧浪”多释义，一是古水名，再是青苍色的水，也就是水色，又借指青苍色的水。今以沧浪作文自觉应当取青苍色的水之意，苍苍然可天马行空，犹如《江上怀吴下人朱侍山久羁均阳》所言，云暖探奇凌翠巘，风平鼓棹泛沧浪。只是明朝诗人马来如吟诗怀思朱侍山有淡淡的哀伤，还有不羁的飘逸，“逢人为报家乡侣，吴客而今作楚狂。”接舆佯狂不仕被视为楚狂，依《庄子·人间世》记载，孔子适楚，接舆游其门而歌，后升为典，也有了狂士之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出自《孟子·离娄上》，圣人听完《孺子歌》对弟子们说：“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取《孺子歌》意在阐述仁与不仁和国家兴亡的道理，还借用圣人之口，说水清水浊取决于水之本身，最终以太甲的话作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圣人听到《孺子歌》后借之教育弟子，可能在讲堂里，可能在树荫下，也可能走在河畔上。只是《孺子歌》另有新解，《刘澄之永初山水记》说，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渔父所歌也。楚襄王时期，屈原被放逐，沉入汨罗江前遇到一个渔夫，见其为心怀亡国之忧也唱沧浪之水，与《孺子歌》相同也有了不同的记载。圣人闻《孺子歌》有所悟，渔夫唱沧浪水之清浊，乃借景生情而歌之劝之，似乎都说得过去，可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屈原才出生，那谁先谁后就不言自喻。只是自屈原沉江而去之后，“沧浪”一词也超出了其本意，且经过后世演变其意愈加丰厚。
《论语》说，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圣人步入仕途受挫，五十五岁周游列国，克己复礼，希图凤鸟至、河出图，可其奔波数年也未如愿不得不发出“吾已矣夫”的哀叹。圣人闻听《孺子歌》发出“自取之也”的感慨在哪儿、什么时间不得而知，可其一生于心中都不缺属于自己的沧浪之水。古来文人入世才失意，出世之后也就有了沧浪之水，可圣人失意后不避世。周游列国失败之后，孔子守着心中的沧浪之水修六经，希望凤鸟至、河出图，生前遭受不公，死后方享哀荣。《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史记》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孟子记录孔子之言作《孟子·离娄上》，以“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警醒后世，自己也有所深悟才成就文章。作为圣人之徒，孟子心中也不乏沧浪之水，为推行仁政紧步先师之后尘，赴魏奔齐、游齐走宋。只是战国时期的诸侯们不会笃信孔孟之道，世清世浊或水清水浊无关紧要，唯有称雄于天下才是至高的追求。司马迁作《史记》也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去了鲁国，鲁平公本来要去拜访，却听信小人之谗言作罢。孟子知道事情真相后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失望地回到邹国，从此不再游走，眼前无沧浪水，却也心怀沧浪。 此后，孟子儒先师施教于人、著书立说。《汉书·楚元王列传》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北游》说，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沐浴子》也说，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杜甫和李白都认为是渔夫与屈原吟沧浪水。只是屈原不比只狂不仕的接舆，忧患而绝望，心恒而沉江，所以《江上吟》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只是班固说屈原“非明智之器”，北齐颜之推也说，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洪兴祖反颜之见，于《楚辞补注》中说，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洪氏之论缘于孔子所言“见危授命”，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说，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孔子游楚犹如去其它列国，遭贬却矢志不渝，终将儒学植入荆楚大地。之后，有荆楚大儒陈良传道解惑，据传其是屈原之师。《孟子·滕文公上》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如此以来，屈原以生命为代价践行儒家所倡导的礼义仁智信就不足为奇了，可较之于接舆其可谓是狂之极也！
圣人在先，屈原在后，孺子与渔夫吟沧浪水之先后也不言自明。只是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失意得沧浪者都心怀至诚，那时间之于沧浪之歌就不再重要。行文至此当有诗：沧浪入怀志不逝，言行济世沐后人。自觉才疏学浅，与朱子、太史公、洪兴祖和班固等先哲同评无疑是班门弄斧，汗颜之后却不思悔：止棹仰面叹天马，斯水青苍任苍苍。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泽中。汝水上游即今河南省汝河，自郾城以下，故道南流至西平县东今洪河，又南经上蔡县西至遂平县东会涤水，即今沙河，此下即今南汝河及新蔡以下的洪河。《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地形志》汝北郡梁县有广成泽。《御览》七十二引《河南图经》，泽在梁县西四十里。《舆地广记》，避梁讳，改曰广润河，在今汝州西北。至于狼皋山，又名鸣皋山，在今河南汝州西南六十里。
《水经注》说，安帝永初元年，以广成游猎地假与贫民。郦氏总是喜欢以水言史，说汉安帝元初二年，即115年，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天下士人认为文治将会兴起，武功应废弃，皇家狩猎的礼仪、列阵作战的方法也都应该束之高阁。《后汉书·马融列传上》说，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广成颂》的开篇，也难怪《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说，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只是《后汉书·马融列传上》又说，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正是以《广成颂》上疏，马融得罪了邓氏掌权者，邓太后大怒，下令禁止其为官。马融遭到禁锢，起初还要求自己言行一致，可其“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也是太爱惜自己的千金之躯就苟且偷安。直到邓太后去世，汉安帝亲政才召还马融回到讲部，又出任河间王厩长史。当初，马融被邓氏惩办就不敢再招惹权贵，后来为梁冀起草陷害太尉李固的奏折，又为其作《西第颂》，因此颇为正直之士所不耻。后世对马融之评价多贬，《日知录集释》说，扬雄之事莽，戴圣之赃吏，马融之附势，王肃之画篡逆策，吴澄之忘宋仕元，俱无容平反。只是人性多重，以一瑕之疵否定全瑜自然有失公正，否则，唐太宗也不会将马融列入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之中配享孔子、北宋时期也不会追封其为扶风伯得以从祀孔庙。
《事林广记后集》说，季长慱洽，为世通儒。名立训传，善诱生徒。季长是马融的字，深修古文经学，博采众家之说、遍著群经，开创性地发展儒家经学，其经注成就使古文经学日趋成熟。马融所学极博，举凡经书无所不注，尤其春秋上，成《春秋三传异同说》，堪称集大成之作。只是马融身为一代儒宗，《后汉书·马融列传上》却说其“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一个教书先生如此穷奢极欲的确鲜见，其“任性”就不齿了。只是《后汉书·马融列传上》又说，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具有如此博大、谨慎的学术胸怀，马融才不失儒宗之尊。
自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经过岁月腐蚀逐渐僵化。至东汉白虎观会议后，沦落成宗教神学化的思想，这无疑使儒学陷入困境。进入东汉中晚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源自西汉的儒家思想显示出不可回避的局限性，因而遭到来自内部的思想挑战，之于这一历史现象，有人称为儒学的反思律动。时势造英雄也适用马融的学术成就，有论者说，兼涉今文，不囿儒家门户，旁采道家、阴阳学说，达生韧性，不只是行为上表现出时代转型期的矛盾者的形象，还在经学学术中亦以今古文融合、儒道合流的方式展现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班昭续成《汉书》，马融在当时，亦博学者，请伏阁从班昭受句读，其识见过后人远矣伟矣”出自《苌楚斋续笔·卷十》，此言不虚。行文至此亦当有诗：汝水汇广润，泽出狼皋山。沧浪有清浊，自取有愚贤。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得鲁公水口。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城，古梁之阳人聚也，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水经注疏》说，会贞按：《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淮南·览冥训》谓之鲁阳公，盖即此鲁公，而陂及水皆取以为名也。阳人聚即战国阳人邑，在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四十里。《地形志》说，汝北郡初治阳仁城，仁、人古通。
《水经注》记述的“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发生在庄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49年。《史记·秦本纪》，（秦庄襄王）灭东周，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史记·周本纪第四》又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狐”又名狐聚，战国秦邑，在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北四十里，《正义》引《括地志》说，汝州外古梁城即狐聚也。九鼎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夏、商、周皆奉为传国之宝。相传，夏初，大禹划天下为九州，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史记·周本纪》说，成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至于与九鼎相连的宝器，意为象征王位的祭器。“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出自《周礼·春官·天府》，可见宝器也不可小觑。《史记·张仪列传》也说“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秦庄襄王灭周去九鼎宝器，无须挟持天子，只要吞灭六国就能成就王业，可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可灭周是彪炳史册的壮举！只是九鼎不过是王权的象征，而“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的宝器却是彰显礼仪的玉瑞和镇圭之属。秦灭周后，取九鼎并宝器置于国，似乎与沧浪无关，可鼓棹泛舟于历史川流，又岂能无视青苍且苍苍之水呢？
始皇帝焚书坑儒多被后世诟病，岂不知秦国儒学的渊源可追溯到平王东迁，其所继承的是西周文化典籍、孔子生前所修订的“六经”。圣人曾十分推崇秦缪公之政，“子夏居西河教授”也是不悖的史实。只是秦国注重儒学经典传授，轻视理论建设，致使儒、法相反相成，互斥互补，此乃其历史和地理环境使然。《史记·秦本纪》说，（秦）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至于由余劝秦缪公行“圣人之治”的结果暂且不提，有论者说，二人对话足以证明，于孔子之前，秦国无“六经”之名，却有其实。只是又有论者说，秦人继承的作为儒家思想文化之核心，并非西周的礼乐文化之精神，而主要是作为其文化载体的固有典籍。后世论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和对历史的解读不一，观点自然也不一致，却不会影响儒学在秦国存在的史实。周公制礼，发儒学之先声，孔子承袭周制演绎儒学且传之后世，之于秦国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出自《论语·八佾》，而秦国据有歧、封故地，《汉书·地理志》曾说：“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如此以来，秦国就是西周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孔子弟子众多，秦祖和壤驷就是其学生，学成后回到秦国也带回了圣人的学说，致使儒家的《诗》、《书》经典广泛传播，也让以礼法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
《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要“定亲疏，决嫌疑，明是非”却必须有一套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等级制度和行为准则。只是礼强调自我遏制，而法必须强制执行，二者互补也相得益彰，所以《说文解字·廌部》说，法，刑也。如此以来，礼法治国就通行了，且成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实行法家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有论者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消灭的只是荀子所说的“俗儒”和“贱儒”，也就是“杂反之学”。只是直到刘向作《荀卿书录》时依然将荀子的弟子韩非、李斯等人称为“名儒”，其学术和人都不在“焚”、“坑”之列。如此以来，秦始皇之行并不是彻底否认儒学，只不过“法”的成分大于“儒”罢了。
赧王驾崩，庄襄王取周之九鼎宝器都不在汝水岸边。只是“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姬延很可能伴着周已尽的气数在汝水岸边与世长辞。秦人得宝器未必不在大祭大丧时陈之，前文言有人说秦之儒家思想无西周的礼乐文化精神就有失偏颇。礼与法融合行于秦国，后世之继承和发扬致使儒学越发博大精深，且成为后世帝王们的治国纲领，不能不说礼乐之功、秦亦为先驱。只是行文至此依然无法以悲喜衡量礼乐之延续、儒学之光大。独自泛舟于沧浪但见苍苍然也令人茫茫然，思古望今不知出何言恰贴，那就看暖云、翠巘，汝水悠然东去终有所归，又何必劳神多语？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径成安县故城北。按《地理志》，颍川郡有成安县，侯国也。西汉置成安县，治今河南汝州东南，属河南郡，东汉建武二年，即26年后废。战国秦王政十七年，也就是前230年置颍川郡，治所在阳翟县，即今河南禹州。《史记·建元以来功臣侯者年表》说，汉武帝元鼎五年，校尉韩千秋击南越，死，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即此邑矣。韩千秋是西汉郏地，即今河南郏县人，曾任济南相。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樛氏想要归属汉朝，南越丞相吕嘉予以阻挠。汉武帝派韩千秋和南越王太后的弟弟樛乐率军进入南越。吕嘉杀死南越王和王太后，立赵建德为南越王，派兵消灭了韩千秋和樛乐所率的汉军。
南越国亦称南粤国，是秦末至西汉时期位于中国岭南地区的政权。从开国君主赵佗至亡国君主赵建德，共经五任国王，享国九十三年。赵佗是南越武帝，恒山郡真定县，即今河北正定人，原为秦朝将领，曾任秦朝南海龙川令，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秦朝末年，赵佗趁着秦亡之际，封关、绝道，兼并岭南的桂林郡、象郡，于前204年正式建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国都定于番禺。岭南在史籍中被称为烟瘴南蛮之地，其文明史始于秦平定岭南之后。赵佗立南越国，实施“和辑百越”政策。《汉书·地理志》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百越指古代南方沿海一带古越族人分布的地区，又称之为古越族或越族。《庄子·逍遥游》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百越人不蓄头发、满身刺着花纹，宋国人去卖帽子自然没用处。断发文身是百越族的古老习惯，与早就戴帽子的华夏族相比，其文明程度自然有了差距。赵佗入百越前，人们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待赵佗将中原的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过国去，岭南地区才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继秦之后，赵佗建立南越政权，充分尊重南越人的文化习俗、提倡汉越通婚，任用越人为官，促进了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只是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髻箕坐，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大罪也。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黄水注之。水出梁山，东南径周承休县故城东，为承休水。县，故子南国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汉县属颍川郡，后汉废。郭氏说的“汉县”是周承休县，西汉初元五年，即前44年置，为侯国，属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汝州东。绥和元年，即前8年为公国，元始四年，即公元4年 改为邟县，东汉改为周承休县。至于承休水，《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县多有取水为名者，水亦有取县为名者，此则水取县为名也。至于子南国，《水经注》和《水经注疏》无解，大概缘于西汉是置周承休县为侯国。《汉书·武帝纪》说，汉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阳，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询问耆老，乃得孽子嘉，封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始皇成一统后，停止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汉高祖建汉对古代朝代设置祭祀，却无封地建宗庙。至汉武帝时期，有限制推行儒家提倡的“兴灭国继绝世”。《史记》说，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自然不弃周礼或对其君主的祭祀。
儒家特别强调“以夏变夷”，韩愈深得孔子夷夏观之主旨，其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儒家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不断地强化夷夏之辩或夷夏之变。孟子贵夏贱夷，批评弃儒学农的陈相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汉初陆贾出使南越，见到南越王赵佗依然“椎髻箕坐”，说其“反天性、弃冠带”。汉代儒家春秋公羊学兴起之后，大一统的思想得到系统化表达。董仲舒“皆绝其道”、唯“孔子之术”独尊之言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其中就包括对少数民族施以道德礼俗教化，以期实现夷夏一体、四海一家，也就是从“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
岭南文化是以古越文化为基础，受汉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成。秦平南越战争，致使内地人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岭南，尤其是屯兵尤为突出，因此改变了岭南地区的人口结构，客观上促进了越人与汉人的文化融合。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后，中原王朝通过武力统一了岭南。自西汉到东汉，中央政府对岭南地区的政治控制不断加强，且逐步实现完全控制，也加速了人口流动。依据史料记载，南下岭南的不仅有秦军，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原移民与越杂居。东汉马援平复岭南后，留守在交趾的士卒大多就地繁衍，《儒学南传史》说，士人以其流寓，号曰马流，史称汉子孙也。政治、军事和人口迁徙等因素，最大程度地影响了岭南地区的文化结构，儒学的传播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和动力。赵佗立南越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也将儒学思想植入岭南地区。《史记·高帝本纪》记述了刘邦大加赞扬赵佗的一段话，“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汉高祖和屈大均对赵佗之评恰好相反，却说明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保持着汉越文化对抗与融合并存的文化局面，也是历史发展中一时不可消除的矛盾。
自汉武帝剿灭南越之后，岭南地区就正式划归到大汉的版图，设南海、郁林、苍梧等九郡，派遣地方官员，以儒家化之礼方式推行汉文化。至东汉时期，政府依然派地方官员治理南越。锡光是东汉汉中西城县人，汉平帝时担任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教其耕稼，置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聚；建立学校，导之礼仪。建武五年，即29年，南阳人任延出任九真太守，“始教耕犁地”、“俗化交土”，“为设媒官，使之聘娶”，以“人文化成”实行德化。后世对锡光和任延评价甚高，《资治通鉴》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随着两汉时期对岭南实行儒家化治理，以及学校教育扩大，加速了儒家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也造就了一大批本土知识分子。如此以来，儒学也从“外来文化”向着“本土文化”转移。只是说到岭南地区的“汉化”，不能不再提及汉武帝，汉光武帝能捡起先帝的衣钵尊儒，应该与刘彻封周后裔庶子嘉为周子南君一脉相承。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与张磨泉合，水发北阜，春夏水盛，则南注汝水。“会贞按：今有戴液溪，自汝州流入郏县西北，又南入汝，疑即张磨泉也。”出自《水经注疏》，《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十四》说，戴液溪在郏县西北四十里。秦置郏县，属颍川郡，治所即今河南郏县。悠悠汝水东去总是有水注入，汹汹然发奔腾之音。行文至此不觉又起诗思，合流成一脉，清流通古今。孤舟吟沧浪，浩汗竞朝宗。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南，径新蔡县故城南。秦时置新蔡县，属陈郡，治所即今河南省新蔡县。《水经注》又说，王命之以蔡，申吕地也。以奉叔度祀，是为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为新蔡。管、蔡二国离间周王室，蔡叔被放逐迁到新蔡，其子胡规规矩矩地改变行为，周公姬旦就推荐他为卿士，且带他朝见周成王。周成王将原属于申吕的地封给蔡仲，掌管叔度的祭祀，东汉大儒宋忠才说“故名其地为新蔡”。姬度是周文公之曾孙、鲁文公之孙、鲁考公之子、项橐之父、项羽之先祖，却与蔡叔姬度重名，后世才称其为叔度。只是《水经注疏》则说，《汉志》，成王封叔度子胡于蔡，十八世徙新蔡。又云，蔡平侯自蔡徙此。钱坫曰，宋忠以为胡徙新蔡者，非。郦氏系胡事于此，盖因宋说，聊书存之。古来笔墨官司甚多，可蔡平侯也好，蔡胡也罢，“放蔡叔而迁之”没有争议。只是提到蔡叔，就不能不说发生在西周时期的三监之乱。
武王灭商后以殷治殷，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同时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史称三监。武王病逝之后，周公姬旦摄政，管叔、蔡叔和霍叔及其群弟极为不满，武庚借机拉拢三叔发动叛乱。周公姬旦东征，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究其根源，三监之乱实际上是“礼乱”，三叔对嫡子继位而引发内讧，恰好为武庚复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只是《史记·宋世家》说，宣公病，让其弟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之通义也，我其立和”。宋宣公是宋国第十三任君主，死后其弟公子和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宋穆公。前1039年，也就是三监之乱后，周成王封纣王之兄长微子启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三监之乱是由“父死子继”而起，宋宣公却以“兄死弟及”为“天下之通义”成就了宋穆公。
《殷周制度论》说，殷以前无嫡庶之制，认定立嫡之制起于周初，为周公所创，且说“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只是有论者说，商代宗法的基本体制应该是依父系分族而依母系分宗，周初尚大致承此体制，而与晚周宗法大不相同。还有人对周先王继承制予以了研究，表明商代王位传承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且说周人在商代直至周初，实施的也是同样的继承制。《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周武王生病后，周公姬旦为其占卜、斋戒沐浴、求神除灾去邪，还甘愿替兄生病或去死。《逸周书·武儆解》说，命诏周公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王曰：“呜呼，敬之哉！”周公姬旦受王命立后嗣，为太子姬诵讲诵文和宝典，周武王就要求儿子不只是重视，且必须勤奋，知道该做什么而不做，纣王才失去了江山。如此以来，周公姬旦也绝对遵守“父死子继”的继承原则。周公制礼后，宋宣公却依然承袭“兄死弟及”之遗风，说明三监之乱绝非偶然，或说周公确立周礼之后两种继承制依然并存。只是周礼之延续，且成为万世帝王传位的“法定原则”，的确是从西周初期发端。
《尚书》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礼”是区别宗法等级秩序的制度，与“乐”共相互融合，二者相辅相成。《逸周书·明堂解》说，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三监之乱应该是周礼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除了田制变革、祭祀制度、刑罚制服，宗法制就是重中之重。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举行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明堂也是一种宗教制度，容政治、宗教、宗法、社会形态于一体。《孟子》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公姬旦被后世尊称为“元圣”、儒学先驱，所以《新书·礼容下》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姬旦制礼乐强调的是“别”，也就是所谓的“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之前，西周还没有严格的继承制，管、蔡、霍三叔才联合武庚发动三监之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出自《诗经·小雅·北山》，联系到周礼，周天子就具有无人匹敌的权力，也有效地稳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逸周书·五权解》也说，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武王传位之时，周人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以保小子于位”就是要求周公姬旦维护成王的君主地位以永保其天下。周公姬旦恪守武王遗令，且确立了“立子立嫡”为周家继统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殷周制度论》说，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依照前论，王国维著《殷周制度论》有失偏僻，后世对其提出异议也合乎情理，却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王氏之言。其实，后世与王氏之争，其症结应归于西周初期宗法制尚不完善，三监之乱后宋宣公传位于弟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此以来，王氏之言应该缘于周公制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以此分界自然有其道理。
《史记》说，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司马迁评价蔡仲可谓是至高无上，所谓“改行”针对的自然是其父蔡叔之德行。前104年，董仲舒逝世，恰与《史记》的成书时间相同，也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三十年之后。司马迁著《史记》说蔡仲“率德驯善”也就是《孔传》所言，“汝循祖之德”，至于“驯善”也就不言而喻了。身为一国之君，蔡仲“循祖之德”，又驯顺善良自然是楷模，只是其如《尚书》所言能“克庸祇德”就不能不说周礼。遗憾的是，自周幽王之后，西周国势渐微，至平王东迁也陷入“礼崩乐坏”的僵局。儒学诞生，恢复周礼似乎有了希望，可百家争鸣之后引来的是黄老之术盛行，之后之后再之后，史料多载，赘言自然无益。
《水经注》说，汝水又东南，左会澺水。古来河水多乱流，其源亦多变，史料记载也不同。《水经注》说（澺）水上承汝水别流于奇城东，《方舆纪要》则说其源出西平县周家陂。奇城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北魏时置颍川郡。明嘉靖时周家陂淤为良田，澺水又改诸山溪等水为源。水源变迁似乎说明不了什么，可历史川流之源无变。只是历史之川流亦有乱流多注入，河道弯曲，水之成分也复杂，自然有了起伏，可泱泱水流东去，水过有声，涛过有痕，又岂能不议沧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