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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出零陵，望而见九疑；舜承尧帝孕礼乐，禹念黄帝九鼎存；汨罗长流寻无迹，临湘有宅留谊痕。乱流狂注清水长，苍梧有源滋潇湘。
《水经注》说：“资水出零陵都梁县路山。”资水又名资江，湖南四水之一，长江洞庭湖水系支流，分南源与西源，主源为南源，即夫夷水。至于夫夷水，在今湖南省新宁县南，《明一统志》说：“源出广西全州界，过此至邵阳会澬（资）水”。至于零陵，乃古地名，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南。至于都梁县，西汉置，以县西都梁山得名，治今湖南武冈市东北七里桥，隋时并入邵阳县。《水经注》又说，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唐糺山，盖路山之别名也。《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经》言出零陵都梁路山。《注》言出武陵无阳唐纠山者，盖山先属零陵都梁，后割属武陵无阳，又变名也。”至于路山，又名唐纠山，在今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东北。《水经注疏》也说：“会贞按：《汉志》，零陵郡都梁路山，资水所出。《续汉志》亦云零陵郡都梁有路山。”汉高帝改黔中郡置武陵郡，治所在义陵县，即今湖南溆浦县南。至于无阳县，西汉置，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东南。至于零陵，乃古地名，在今湖南省宁远县东南。
有零陵，有零陵郡，又有零陵县。西汉元鼎六年，即前111年分桂阳郡置零陵郡，治所在零陵县，即今广西全州县西南。秦置零陵县，属长沙郡，隋开皇九年，即 589年平陈后废。《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乃古地名，古属百濮分支，后楚国并入楚地设苍梧郡。秦统一前，楚国就有洞庭、苍梧二郡，统治范围未及岭南，苍梧郡地域大致在长沙郡南、桂林郡北地区。至于九疑，乃山名，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南六十里。疑，又作嶷，《方舆胜览》说：“（九疑山）亦名苍梧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谓之九疑山。”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入山林遇暴风雷雨从不迷路误事，尧于才把天下传授给舜。尧年老后让舜代行天子之政，视察邦国州郡。舜乃轩辕黄帝八世孙，生于诸冯，即今山东省诸城，三皇五帝之一。舜代行天子之政八年，尧去世。三年服丧期满之后，舜要将天下让给丹朱，即陶唐氏尧帝之嫡长子，天下人却都归服于舜。《史记·五帝本纪》说：“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所谓“文祖”即帝尧始祖之庙，《书·舜典》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传：“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蔡沉集传：“文祖者，尧始祖之庙。”“庙，尊先祖貌也”出自《说文》，当作宗庙尊先祖貌也。至于文德，即礼乐教化，所以《论语·季氏》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至于始祖，《仪礼·丧服》说：“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郑玄注：“始祖者，感神灵而生，若稷契也。”稷和契都是唐虞时代的贤臣，如此以来，天下人授尧宗庙当缘于其文德之功。舜为了管理好天下，召集掌管四方诸侯之官于文祖庙了解民情，让十二州的长官讨论帝该具备的功德，结论是“行厚德”、“远佞人”，则四方蛮夷皆顺服，此谓之德政。舜即位之后，虚怀纳谏，惩罚奸佞，流放四凶，任贤使能，百业兴旺，所以《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司徒是官名，相传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时为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国家土地和人民教化。契是商族部落始祖，虞舜时助大禹治水，后被舜任为司徒。《尚书·虞书·舜典》说：“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孔传：“五品谓五常。”孔颖达疏：“品谓品秩，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耳。”《史记》用“驯”，《尚书》则用“逊”，二字有异，可其意相近。《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有个后妈，还有个桀骜不驯的弟弟，常遭受父亲的重罚，却依然恭敬地侍奉家人，且忠诚谨慎，没有丝毫懈怠。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所以元代郭守正作《二十四孝》说：“虞舜，瞽瞍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嚚，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所以《孟子·离娄章句下》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先秦时期，舜和尧被儒家奉为古昔圣王，又有周礼几经沉浮而延续，继孔子之后再有孟子等先哲光大，构筑也完善了之于后世影响至深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礼记·中庸》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
《史记·五帝本纪》说：“然，以夔为典乐，教稺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舜要找一个能主持天事、地事、人事三种祭祀的人，人们都推荐伯夷。伯夷是炎帝神农氏的第十四世孙、共工的玄孙，姜姓帝尧时，伯夷掌管礼仪。帝舜任命伯夷为秩宗,即掌宗庙祭祀的官。舜认为伯夷合适，主管祭祀，要早晚虔敬、正直，更要肃穆清洁。舜又任命伯夷为典乐，掌管音乐，教授贵族子弟，要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厉，刚正又不暴虐，简也不傲慢。另外，诗是表达内心情感的，歌是用延长音节来咏唱诗的，乐声的高低要与歌的内容相配合，还要用标准的音律使乐声和谐。八种乐器的声音谐调一致，不要互相错乱侵扰，如此以来就能通过音乐达到人与神相和的境界了。所以《礼记·乐记》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吕氏春秋·孟夏》又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高诱注：“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 人之正性。”行文至此，再说《尚书》所言之“五品”，《汉书·王莽传中》说：“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 颜师古注：“五品即五常，谓仁、义、礼、智、信。”颜师古是雍州万年，即今陕西省西安人，隋唐时期经学家、训诂学家、历史学家。《旧唐书·卷七十三·列传第二十三》说：“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负，竟在时讥，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
《水经注》说：“湘水又北迳衡山县东，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盖，一名石囷，一名芙蓉，芙蓉峰最为竦杰，自远望之，苍苍隐天。”湘水即湘江，源出广西，流入湖南，为湖南省最大的河流。南朝梁任昉作《述异记》说：“九疑山隔湘江，跨苍梧野，连营道县界。”西汉置营道县，属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南三十余里莽、巢两水口，东晋时期改属营阳郡，隋朝移治宁远县东南四十里泠道故城，属零陵郡。至于衡山县，《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三国）吴置县，属衡阳郡，晋改曰衡山，仍属衡阳郡，宋、齐、梁因。在今属衡阳县东北。”至于芙蓉峰，在今湖南衡阳市南岳区西北部，祝融峰东，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
《水经注》说：“禹治洪水，血马祭山，得金简玉字之书。”郦氏作言之“血马”，即杀马取血，以为祭祀之用。《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吴越春秋》曰，禹伤父功不成，登衡山，因白马以祭之。忽然而卧，梦见赤绣文衣男子。乐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请齐于黄帝之岳。乃退齐三月，登宛委，发石得金间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鲧是大禹之父，传为颛顼之后，治水无功而被杀。所以大禹登衡山，以血马祭祀，得到治水的要领而被万世传诵。
《史记·孝武本纪》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说文》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黄帝四经》说：“夫民卬天而生，侍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黎民百姓仰仗天而生存，凭借大地获取食物，那天地就是衣食父母，此当是黄帝造宝鼎最原始之初衷。《黄帝四经》说：“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合地，地合人，天地人大合谓之为王之道，宝鼎之涵义至此有了外延。所以《左传·宣三年》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鼎于商、周时期盛行，用于煮盛物品，或置于宗庙作铭功记绩的礼器，亦作烹人之刑具。所以《黄帝四经》又说：“故王者不以幸治国，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如此以来，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套用《吕氏春秋·古乐篇》之语说：“故鼎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
《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系古山名，亦谓之古国名，传说大禹会诸侯及娶妻之地，一说在今浙江西北,一说在安徽蚌埠。至于涂山之会，还有周穆王集诸侯于涂山之说，此处不提。涂山之会后，大禹以金造九鼎：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九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也就成了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即今河南登封东南告城镇附近，借以显示大禹成为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大禹称九鼎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所以自夏之后，九鼎遂成国柄。《史记·封禅书》则又说：“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司马迁所言之“宋之社”，也就是宋国太丘社。太丘亦称为泰丘，乃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地，《汉书·郊祀志》也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周显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前327年。《尔雅注疏·释丘第十》说：释曰：谓丘之西有大阜者名泰丘。宋依丘作社，在宋国于时亡去，故云‘大丘社亡’，亦咎征也。”至于社，《国语·鲁语上》说：“故祀以为社。”又注：“社，后土之神也。”至于《汉书》所言之“宋大丘社”，首先缘于太丘与宋地的地缘，再是宋国作为殷商遗民，承袭夏商文化于太丘立社，祭祀、祈福，以求得庇佑保万世太平。《礼记·中庸》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孔子所言之“上帝”乃天帝，也就是天上主宰万物的神。故《易·豫》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孔子说祭地之礼、宗庙之礼，就是让人们明白“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心中有数，如在手掌上指指画画。如此以来，太丘社就有了政治层面上的涵义。司马迁作《史记》将“宋之社”与“九鼎”并列，除了表达一种传承关系，还有连带性的因果关系。司马迁所言之“遭圣则兴”其意明了，所谓“圣”乃圣人，有黄帝有颛顼，还有尧舜禹。只是“鼎迁于夏商”有兴有亡，此为前提，“周德衰”致“宋之社亡”、“鼎乃沦没”，可所谓的“伏而不见”不是消亡，而是不见周德矣！
《墨子·耕柱》又说：“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墨子·耕柱》先言“九鼎既成，迁于三国”，此为谶语，源自卜辞，是否果真如此灵验不深究。只是夏、商、周三代“相受”数百年不虚，《墨子·耕柱》结论：圣人有贤臣，与“桀相而谋”就不会有几百年后的事情。《史记·五帝本纪》说：“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张守节正义：“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如此以来，凡神鬼者必有精气，无则非圣贤，神鬼在先，圣贤在后，或说圣贤效神鬼方称圣贤。所以《墨子·耕柱》又说：“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
《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周公乃周公旦，辅佐周武王伐纣，再事二王成就成康之治。《尚书大传》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武王之时，周公旦就有意于伊﹑洛二水一带营建新都。二次克殷后，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其重新占卜，且一再视察之后建都洛邑，又将九鼎置于城中。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周公旦）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九鼎象征九州，被奉为传国之宝。只是周德衰而九鼎不见，所以南北朝谢瞻作《经张子房庙诗》说：“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
《史记·周本纪》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自平王东迁，周室遂衰，各路诸侯觊觎王权而问鼎，《左传·宣公三年》说：“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子乃楚庄王，周定王时问鼎于洛阳，被驳回的理由也充分，“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秦惠文王依张仪之策希图夺九鼎以号令诸侯，齐、楚两国却与其共争，周赧王力保九鼎未失。秦武王占韩国借巡视之机入洛阳欲霸九鼎，可其举之未成重伤而亡。至秦昭襄王顺先祖遗愿，取九鼎入秦，以至于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秦灭周后将九鼎西迁到咸阳，可秦始皇灭六国九鼎下落不明。所以宋代 王安石作《九鼎》说：“弱周无人有宜出，沈之九幽拆地轴。始皇区区求不得，坐令神奸窥邑屋。”之于九鼎的下落，古来就存有争议，有人说司马迁所述前后矛盾，余独解太史公之语非欲立己说，望文生义又合乎情理，倒也不失读书之法。
之后，武则天享明堂、置七宝、封神岳、作大乐、铸九鼎。再之后，宋徽宗又以铜铸造九鼎，饰以黄金，且仿明堂、造九成宫，内有九室，陈列九鼎。行文至此当再提太丘。《论语·述而篇》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是春秋时期宋国，即今河南商丘人，乃宋国司马。桓魋用石头制作椁，三年未成工匠皆病，受孔子批评就心怀不满。看见孔子带领弟子们在太丘社附近的大桑树下演戏礼仪，桓魋以砍树泄愤。所以孔子说：“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呢？”孔子祖籍宋地，太丘有社成就一种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其对儒家文化的建构。言圣人之语有多余之嫌，可司马迁将九鼎与太丘并述又岂能无涉乎？大禹登衡山以血马祭山，意在以治水平万世，再承黄帝之德、扬尧舜之功，聚九牧之金而铸九鼎。所以《太史公自序》说：“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
《水经注》说：“湘水左迳麓山东，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麓山即岳麓山，《元和志》说：“岳麓山，在县西南，隔湘江水六里，盖衡山之足也，故以‘麓’为名。”文中的“县”乃长沙县，589年，也就是隋开皇九年改临湘县置，为潭州治，治所即今湖南长沙市。至于临湘县，秦置，为长沙郡治，治所与后长沙县同。《水经注疏》则说：“会贞按：《元和志》、宋本《环宇记》并谓之岳麓山，云在长沙县西南，隔湘江六里。今岳麓山在善化县西南。”北宋元符元年 ，也就是1098年分长沙、湘潭两县置善化县，与长沙县同为潭州治，治所在潭州城，即今湖南长沙，元为天临路治，明、清为长沙府治，1912年并入长沙县。至于郦氏所言之“上有故城”，《水经注疏》说：“会贞按：此志建置无考。”至于白露水，《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晏公类要》，湘江中四洲，一曰白水洲，即此白露水也。当在今善化县西南。”
《水经注》说：“晋怀帝以永嘉元年，分荆州、湘中请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内，郡廨西有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永嘉元年，即307年，至于湘州，《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宋志》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至于陶侃乃东晋名将，其曾孙为田园诗人陶渊明。至于贾谊，乃西汉人，祖籍河南省洛阳，世称贾生。《汉书·楚元王传》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儒”释义多解，《礼记·儒行》说：“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如此以来，《礼记》之言甚合《汉书》之语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汉文帝四年，即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辞别汉文帝后，贾谊前往长沙赴任，听说长沙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自认为寿命不会很长，又是贬谪离去，心中不得意。所以贾谊见到湘水后作赋吊屈原说：“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弃周鼎，视破瓦壶为宝，让老牛、跛驴驾着车奔跑，却让骏马垂着两耳拉盐车，好端端的礼帽当鞋垫，以欺诈行事不会长久，嗟叹先生劳苦，独自遭受这样的灾祸！同病相怜，贾谊感伤，却又自为高洁，只是胸中不失鸿鹄之志，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贾生仰圣人之神德，远离浊世，慕不羁的良马才有异于犬羊。所以感叹有才之人当择良木而栖，狭窄、污浊的河沟容不下吞舟之鱼。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说：“横江湖之鱣鱏兮，固将制于蚁蝼。”贾谊又感叹横绝江湖的大鱼，遭受禁锢之后要受制于蝼蚁。所以《史记索引》说：“（贾谊）以此喻小国暗主不容忠臣，而为谗贼小臣之所见害。”
《汉书·贾谊传》说：“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廉让未皇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谓之“易服色，法制度”，不论二史书语言之别，此处只说服色。《礼记·大传》说：“改正朔，易服色。”郑玄注“服色，车马也。”孔颖达疏：“谓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车之与马，各用从所尚之正色也。”孙希旦集解：“服，如服牛乘马之服，谓戎事所乘；若夏乘骊，殷乘翰，周乘騵是也。色，谓祭牲所用之牲色；若夏玄牡，殷白牡， 周騂犅是也。”只是宋代高承作《事物纪原·官爵封建·服色》说：“《隋礼仪志》曰：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緑，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宋书·礼一》又说：“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牲币乃牺牲和币帛，古代用以祀日月星辰、社稷、五岳等，后泛指一般祭祀供品。《宋书·礼一》记载的是魏文帝黄初元年之诏书，如此以来，所谓“服色”就不单指服色车马之制。有论者说：“曹魏继汉为土德，与唐虞一致，这样符合唐虞的正统。服色车马之制则再沿用汉制，下降主色改为与土德对应的黄色。”土德是五德之一，所谓五德，古代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依五行相克或相生的顺序交互更替，周而复始。《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司马贞索隐：“炎帝火，黄帝以土代之。”依照战国邹衍的五德始终说，德的变迁与王朝的气运一致，唐虞为土德，夏为木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汉为火德。如此以来，服色就与五德紧密相连。
汉高祖建汉之后，有陆贾和叔孙通辅佐而定汉制，其中有儒家思想的成分，却依然笃行黄老之术。汉文、景二帝延续高祖治国之策方成文景盛世，所以汉文帝对待贾谊的谏言只能以无暇顾及为托词敷衍而已。其实，贾谊之难实属不逢时也。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尊窦皇后为皇太后。汉景帝即位后，窦太后被尊为太后，一时权倾朝野。故《汉书·儒林传》说：“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矣。’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人圈击彘。”辕固乃西汉齐郡西安县，即今淄博桓台县人，又名辕固生，汉景帝时为博士。城旦书泛称刑书，《史记集解》说：“徐广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汉书音义》又说：“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辕固曾贬低《老子》，窦太后大怒，让其入兽圈刺杀野猪。较之于贾谊，辕固还算幸运，曾被汉景帝拜为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只是遭到喜欢阿谀逢迎的儒生们诟病，可汉武帝即位后，其弟子多跻身于仕途，且成绩斐然。辕固乃西汉大儒，故《史记·儒林列传》说：“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辕固生卒不详，可其于汉武帝即位之后，罢归之时已过九十，死后亦当含笑九泉矣！只是作为辕固的前人，贾谊过湘水吊屈原愤懑而无奈，今吊贾谊出言当不逊于屈子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遰葪兮，何足以疑！”居长沙作太傅三年，贾谊见鵩入宅，遂有感而发，作《鵩鸟赋》直抒胸臆。贾谊之语可映照其无奈后豁达的心胸，不因活着而过于珍惜自己的生命，修养空灵之性如不受拘泥的浮舟，至德之人无俗累，乐天知命复何忧？鸡毛蒜皮区区小事，哪里值得忧虑生疑呢？《汉书·贾谊传》引《鵩鸟赋》，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道家养空虚，若浮舟也。”道不弃儒，儒亦融道，儒道共存，置释于度外，入世受挫，出世却不乐青灯黄卷、素食袈裟，有道存于心中亦超然物外，顺其自然而不弃修养心灵，又是何等快哉！后贾谊又受文帝之宠，只是终不得志郁郁而去，时年三十三岁。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汉书·贾谊传》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西汉刘向亦为西汉大儒，称伊尹、管仲之功皆不及贾谊。刘向所言之“三代与秦治乱”，乃《过秦论》，清代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卷二中批曰：“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所以刘向痛惜，假如贾谊当时能够得到重用，“功化必盛”。此外，《汉书》中还提及“五饵三表”。贾谊作《新书》建议用仁、义、信以为招徕，称之为三表；以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和亲近安抚，称之为五饵。《汉书》说贾谊对付匈奴之策“其术固以疏矣”，可其不忘儒术亦可赞可贵，尤其是文景之时，所以刘向说：“甚可悼痛。”只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所言之“世其家”，当为“世其家业”，也就是说，贾嘉继承贾谊的学识和遗志方成大器。《后汉书·郭镇传》就说：“ 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
《水经注》说：“（宅）中有一井，是谊所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似壶。傍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形制甚古。”临湘县故城即长沙城，为长沙王之藩都，系吴芮始封长沙王所建。贾谊的旧宅在临湘县故城郡廨，也就是郡府西边，里边有井有石床，还有一棵其亲手栽种的大柑树。《水经注》又说：“流俗相承，云谊宿所坐床。”那个“形制甚古”的一脚石床是贾谊小憩时的坐具，举目能见偌大的树冠，也能见突入宅院的不祥之禽，要是夜深人静之时，还可能闻城外的流水声。湘水左迳麓山东，右迳临湘县故城西，泱泱汤汤，流水一去不复返，可流俗相承不遗贾生之所，乱流入湘又岂能弃苍梧之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