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唐蒙兴巴蜀，通道略西南；马援平夷进武庙，盘瓠斗戎兴南蛮；身毒有音飘丝路，玉门关外羌笛鸣；乱流纷杂入平旷，夷水宣泄向大河。
《水经注》说：“淹水迳县之临池泽，而东北迳云南县西，东北注若水也。”古来水名参差，缘于史料有误，后世遂以误传误。西晋吕忱言淹水又名复水，杨守敬则以为“或是绳水之误”。所以《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淹）水即今金沙江也，源出卫地巴萨通位木山，东南流经四川西，皆古徼外地。”《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巴遂之山，渑水出焉。”金沙江古名绳水、若水、泸水、马湖江、犁牛河、丽江，为长江上游，今四川宜宾以上之江名也。郦氏所言之“县”乃遂久县，西汉元鼎六年，即前111年置，属越巂郡，治所在今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三国蜀建兴三年，也就是225年，遂久县属云南郡，南朝宋初改为遂段县。至于临池泽，也就是今云南省永胜县西南程海，自汉至南朝称为临池泽。至于云南县，西汉元封二年，即前109年置，属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祥云县东南三十四里云南驿东北果城。《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今金沙江自中甸厅东南流，经丽江县、鹤庆州、宝川州、永北厅、姚州，至会理州西，与鸦龙江合，即《经》淹水入若之道。”只是杨氏对郦氏之说有异议，故《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如郦所叙似误以今出姚州南，东北流入金沙江之大姚河当之，然大姚河远在古云南之东，不能迳其西，不尽合也。”至于郦氏所言之若水，即今雅砻江，其与金沙江合流后的一段，古时亦称若水。
《水经注》又说：“益州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县故滇池叶榆之国也，汉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开之，以为益州郡。”《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当入叶榆河出益州叶榆县北界，《经》变文书之，为避复省字耳。”叶榆河又作叶榆水，即今云南洱海源的弥苴佉江和洱海出口的西洱河、黑惠江，三国至南朝称叶榆河。至于叶榆县，西汉元封二年，即前109年置，属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大理西北喜洲，一说在洱源县凤羽镇，西晋属河阳郡，南朝梁末废。《史记·正义》说：“（叶榆县）本叶榆王属国也。”郦氏称“（叶榆）县故滇池叶榆之国”，《水经注疏》则说：“会贞按：滇及叶榆见《汉书·西南夷传》，《史记》作楪榆县，是二国。颜《注》地有滇池，因名滇，此言故滇池叶榆之国，岂以叶榆亦滇境乎？”熊会贞所言之“二国”当为巂和昆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史记集解》说：“楪榆在益州。楪音叶。”至于巂和昆明，《史记集解》又说：“徐广曰：永昌有巂唐县。”《史记索隐》说：“崔浩云：二国名。韦昭云：巂，益州县。”《史记正义》说：“巂音髓。今巂州也。昆明，巂州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至于滇池，又称滇池泽，也就是今云南中部之滇池。《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至于巂州，南朝梁置后不久废，隋开皇十八年，也就是598年改西宁州置，治所与南朝梁永，均在越巂县，即今四川西昌市。熊会贞当本《史记》而言，所以《水经注》言“故滇池叶榆之国”不妥。至于益州郡，西汉元封二年，也就是前109年，汉武帝开滇置，治所在滇池县，即今云南省晋宁县晋城镇。郦氏说唐蒙开置益州郡，只是《汉书·武帝纪》说：“（元封二年），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晋宁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巂。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叟为古族名，系汉至六朝对今甘肃东南部、四川西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等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泛称。只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说：“（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巂，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柯。”西汉元鼎六年，即前111年置牂柯郡，治所在故且兰县，即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另一说在今贵阳附近，辖境约当今贵州大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如此以来，开益州郡之事与唐蒙无涉。只是汉字多释义，“开”有开置之意，如《海瑞传》说，欲开置县；亦可解释为开拓和扩展，如《韩非子·初见秦》说，开地数千里。要是将郦氏所言之“使唐蒙开之”解释为“派唐蒙去开拓益州”，之后再有他人参与方设为郡就一通百通了。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迁遭受腐刑后，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孙子膑脚论兵法的勇气和智慧作《史记》彪炳春秋，其言唐蒙绝非随意书之。所以《史记索隐》述赞：“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筰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庄蹻，又作庄豪，乃楚庄王之苗裔，楚顷襄王时期占领滇地，后秦攻楚不能返遂称王，立滇国，首次开发云南。至于劳浸、靡莫都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古名，《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大夏袭西域国名。”《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王恢是西汉大臣，燕国人，边吏出身，后任大行令。建元六年，即前135年，王恢攻打东越，东越人杀死东越王郢以回报汉朝。王恢凭借兵威派番阳令唐蒙把汉朝出兵的意旨委婉地告诉了南越，南越拿蜀郡出产的杞酱给唐蒙吃。唐蒙得制服南越之策，遂谏言汉武帝征服牂柯、夜郎之地，以借牂牁江之利攻占岭南诸地。汉武帝采纳唐蒙的谏言，且封其为郎中将。唐蒙率兵进驻巴蜀后，打通自僰至牂柯江之路，其结果如《史记》所言：“（司马相如）略定西夷。”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西南夷指西汉时分布于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南部及云贵一带少数民族的总称。秦朝曾建郡县，至汉武帝时期，先后立越嶲、沈黎、汶山、犍为、牂柯、武都、益州等郡。西汉平定西南夷，唐蒙之攻不可没，开通夜郎道、促使朝廷立犍为郡，拓展了汉之疆域。之后有出使西域的张骞、归顺大汉的滇王和甘愿入朝朝拜的夜郎王，西南夷归为大汉的版图，也就有了西南丝绸之路。《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身毒乃印度古译名之一，《史记·大宛列传》说：“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骞遣副使使身毒。”张骞去大夏后才知道有身毒国，可昆明国为垄断中印商务，关闭了通往身毒国的路。蜀身毒道是中国通往印度的交通线之一，亦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自四川省成都经灵关道、朱提道、夜郎道入云南，于楚雄汇合，且入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冲道，于德宏进入缅甸、印度。为了打通去身毒国之路，汉武帝于前109年发动巴蜀兵前往昆明国，却未果。永平十二年，也就是前69年，东汉势力始达滇西边隅，设置永昌郡，辖叶榆、不韦、比苏、云南、 嶲唐、哀牢、博南和邪龙八县，至此才全线开通缅甸、印度之途。
有论者说：“佛教创立于公元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从出土文物、史书记载，以及文化遗址和民间传说来看，佛教文化是通过比丝绸之路早三百多年的蜀身毒道传入，也就是由古印度穿过缅甸在经云南，最后到达四川。”季羡林也肯定了这一说法，其在《中国丝绸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茂盛，这一代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又通过缅甸输往印度的丝的来源，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殷周以来，四川的丝绸文化正是通过蜀身毒道输入缅甸和印度的。”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古中国与缅甸、印度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佛教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桥接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说：“（支那寺）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其实，自公元4世纪左右就有内地僧人从蜀地取道去印度，至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又有更多的僧人通过蜀身毒之途将佛教文化带回了中国。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致使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思想存有分歧，却也有共同之处，彼此在对抗和交融中共存，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的意识形态之形成和发展。春秋时百家争鸣致使儒家成为显学，可至西汉方为独尊。只是魏晋时期道家兴盛，至隋唐时期佛学昌明，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却必须与佛混合。到了清代提倡宋明理学，即是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继而形成一种与佛、道相融的新儒学。遗憾的是，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致使儒学遭受灭顶之灾。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儒家的道统思想才彻底瓦解。只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且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而儒学剔除西汉之始形成的糟粕，依然影响着世人的人文思想。回首与反思，取舍与重构，继而成就一种新的文化伦理，后世不弃前世思想精华而用之，此谓之光大也。行文至此当有诗：古水逝去亦不逝，新水东流还复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枸酱即蒟酱，《史记·索隐》说：“蒟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夜郎紧邻牂柯江，当地人就偷偷渡江去卖。唐蒙通过蜀地商人之口，知道牂柯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也就有了出奇之策，以达到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之目的。所以宋代韩缜作《句》说：“唐蒙论巴蜀，通道至卭僰。列郡徼西南，夷居半岩壁。”
《水经注》说：“盘水出律高县东南盢町山，东迳梁水郡北，贲古县南。水广百余步，深处十丈，甚有瘴气。”盘水即盘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南中志》之盘子江，即今北盘江，《蜀志》之盘工，即今南盘江。郦氏之所谓盘江出律高者，今无其水。核其所叙，似今弥勒县之巴甸河，自西南而东北，倒流入叶榆者，纵川土流移，何至如此之甚？此亦必郦氏所据之图误也。”至于律高县，西汉元封二年 ，即前109年置，属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弥勒县南朋普，三国蜀废，西晋析修云、俞元二县复置，南朝梁末废。至于盢町山，也就是今皈依底山，在云南弥勒县东南隅，汉至南朝称盢町山，《汉书·地理志》说：“（律高县）东南盢町山出银、铅。” 至于梁水郡，三国蜀析兴古郡盘南置，属降都督，旋废，西晋时复置，属宁州，治所在梁水县，即今云南省开远市，南朝梁末废。至于贲古县，汉元封二年，即前109年置，属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蒙自县东南十四里新安所，南朝宋改为新丰县。至于郦氏所言之“甚有瘴气”句，《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注》引《南中志》，县北三百里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馀丈，此江有毒气。《御览》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略同。王先谦谓盘江即可渡河，则是今之北盘江，源非此地也。郦氏就所叙盘江牵合之耳。”
《水经注》说：“臣所将骆越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数发，矢注如雨，所中辄死。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建武十九年，即43年，马援欲攻打益州，遂向汉光武帝上言。《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此条及下条引马援说，乃援征交趾时事，而范《书》本传皆不载，当本他家《后汉书》。”查范晔编撰之《后汉书》，杨氏之言不虚，只是马援征讨交趾郡确有其事。《后汉书·马援列传》说：“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建武十六年，即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反叛东汉，率军攻城略地，且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汉光武帝任马援为伏波将军，与楼船将军段志联手征讨徵侧、徵贰。建武十九年，即《后汉书》所言之“明年正月”，马援平定叛乱。所以南宋陈元靓作《事林广记》赞马援说：“南征交趾，西破芫戎。于谁之德，伏波之功。老当益壮，心存匪躬。天长地久，人仰英风。”马援乃扶风郡茂陵县，即今陕西省兴平人，东汉开国功臣。建武二十五年，马援伐五溪蛮时病逝，唐德宗时成为“武庙六十四将”之一，宋徽宗时加封至“忠显佑顺王”，位列“武庙七十二将”，清圣祖时从祀历代帝王庙。《后汉书·马援列传》赞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陇。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徂年已流，壮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兴。廖乏三趣，防遂骄陵。”
《后汉书·马援列传》又说：“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湟中即今青海湟水两岸之地，汉朝时期为羌、汉、月氏胡等族杂居处。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湟水源出西海盐池之西北，东至金城允吾县入河。夹湟两岸之地，通谓之湟中。”建武十一年，即35年，汉光武帝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陇西乃古郡名，《汉书·地理志下》说：“陇西郡，秦置。” 颜师古注：“此郡在陇之西，故曰陇西。”自新朝末年始，羌族人趁中原混乱迁居塞内，因此陇西屡有侵扰之祸。先零羌是古代羌人部落，被陇西太守马援击败，羌人望风归降，再战，汉军又大获全胜。《后汉书·马援列传》又说：“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破羌即破羌县，西汉置，属金城郡，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东南湟水北岸，西晋时废。马援反对舍弃破羌，汉光武帝听信其谏言。所以《后汉书·马援列传》又说：“（马）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建武十三年，即37年，武都参狼羌联合塞外各部发动叛乱。《后汉书·马援列传》又说：“（马）援将四千余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授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参狼羌乃古羌人，今甘肃省武都和白龙江都有其人种，白龙江古称羌水，上源有参狼谷，故名，亦称武都羌。
《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三苗是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部落名，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史记·五帝本纪》说：“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司马迁所言之“三危”，乃古代之于青藏高原的称谓，《清史稿》说“西藏：禹贡三危之地。在四川、云南徼外，至京师万有四千馀里。周为西戎，汉为西羌，唐为吐蕃，其君长号赞普。至宋朝贡不绝。”至于姜姓，源出神农氏，为上古八大姓之一，炎帝生于姜水，因以水命姓。至于西羌，西汉时对羌人的泛称，亦指东汉羌人内徙定居在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的一支。《汉书·西羌传》说：“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西羌人居无定所，氏族也不固定，以父或母的姓氏作为部族的称号。西羌的婚姻习俗具有原始遗风，父死之后子娶后母，兄死之后弟娶寡嫂。《汉书·西羌传》又说：“（西羌人）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所谓“金行”，乃五行中的“金”一行，唐代李贤注引《黄帝素问》说：“西方者，金之域，沙石之处，其人山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唐代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也说：“冬主杀气，金行在西，是谓之寒。”地域、气候和生存方式造就了西羌人彪悍、凶狠的性格，也有了与华夏族长久对抗的雄心和壮志。只是两汉时期，西羌人无法阻挡民族于对抗中融合之大势。
《汉书·西羌传》说：“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所谓“寇”乃作乱的蛮夷，可其不安分的前提缘于华夏族族主失德教、不修王政。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夏桀之乱，畎夷入居；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后有夏泄、成汤、武丁修德教、立王政，四夷皆安，所以《诗经·殷武》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汉二祖优劣论》说：“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曹植作《汉二祖优劣论》赞汉光武帝，有“溺儒冠不可言敬”的汉高祖映照，其仁、智、德、忠、信足可称之为千古一帝。所以曹植认为汉光武帝“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退迹，建不朽之元功。”曹植所言之“五百之显期”，也就是《孟子·公孙丑下》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汉书·西羌传》又说：“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说：“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狄道位于甘肃省临洮县，周之前称陇西邑，战国秦称狄道。西羌人趁更始、赤眉争夺天下之际作乱，《汉书·西羌传》又说：“遂放纵，寇金城、陇西。”新朝末年，地方割据军阀隗嚣不能平定暴乱，只能安抚接纳，却借机征调羌人同东汉相抗。建武九年，也就是33年，光武帝平定陇右，隗嚣郁郁而终。司徒掾班彪谏言，欲平西羌治乱当本西汉旧制，设护羌校尉，《汉书·西羌传》记述其言说：“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汉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建议，也达到“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之目的。随后马援又平定先零羌、武都参狼羌之乱，悉数归服而融于汉。
《凉州词二首·其一》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至于羌笛，《元史·礼乐志五》说：“制如笛而长，三孔。”王之涣是并州晋阳，也就是今山西省太原人，唐玄宗开元年间辞官远游，其置身凉州，面对黄河、边城有感而发。有羌笛自有羌乐，其音层互垫，双音叠韵，音色柔和、悠扬婉转，表达悲凉之意，恰合王之涣之心境。说到王之涣笔下的羌笛和春风，明代杨慎作《升庵诗话》说：“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所以有论者说：“作者写那里没春风，是借自然暗喻安居于繁华帝都的最高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置远出玉门关戍守边境的士兵于不顾。”只是王之涣的诗作被后世传诵不已，汉文化中也自然有了羌文化的因子。汉光武帝对待西羌人实施“柔道”之策，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以至于羌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都与汉族保持着密切关联。曹植论刘秀以儒家风范为准，身为天子又率先垂范，而光武之功当不弃马援，所以王夫之作《读通鉴论》说“能任也，则不能让，所谓豪杰之士也，韩信、马援是已。”行文至此亦当有诗，可余才疏学浅，诗思再艰涩，只能斗胆改先人之作：羌笛绕梁醉杨柳，春风怎弃玉门关？
《水经注》说：“水又迳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西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迳沅陵县西之水乃沅水，《水经注疏》说：“朱脱沅字，戴同，赵增。”沅水即今湖南西北境沅江，《水经·沅水》说：“出牂柯且兰县，又东北过临沅县南，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入于江。”至于沅陵县，汉高帝五年，即前202年置，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南沅水南岸，东汉移治今沅陵县西南。至于武溪，一名武水，又名泸溪，沅江支流，在今湖南省西部，源出花垣县境，东南流经吉首市、泸溪县，在武溪镇入沅江。《水经注疏》也说：“章怀云，卢溪县西有武山。《元和志》，卢水在卢溪县西二百五十里，即武溪所出。今武山在乾州厅西北，武水出焉。”至于西阳乃酉阳县，西汉置，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省永顺县东南九十里王村镇，南朝梁废。《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酉阳在北，沅陵在南，二县以山为界，故云分山。”至于郦氏所言之“盘瓠迹”，《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后汉书·南蛮传·注》引典闵《武陵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般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般瓠行迹。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船瓠象也。”
《水经注》说：“盘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军吴将军头者，妻以少女。”吴将军当为犬戎之将，《水经注疏》说：“朱将下有军字，戴、赵同。会贞按：《后汉书》无军字。今删。”盘瓠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既然是神话，畜狗亦谓之人也。至于高辛氏，即帝喾，因生于高辛，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高辛镇而得名，黄帝之曾孙，帝喾是部落首领的称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所谓蛮夷，古代泛指华夏中原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帝者乃帝喾，顺应盘瓠之后代的意愿，且赐其名山大泽繁衍后代。《水经注》又说：“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汉高帝改黔中郡置武陵郡，治所在义陵县，即今湖南溆浦县南。《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后汉书·注》引干宝《晋纪》，武陵、长沙、卢江郡夷，盘瓠之后也。”
犬戎乃古族名，戎人之一支，也就是畎戎，又称畎夷、犬夷、昆夷、绲夷。《左传·闵公二年》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杜预注：“犬戎，西戎别在中国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说：“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盘瓠作为帝喾家的狗神勇无比，竟然一口咬下犬戎部落吴将军的头颅。如此以来，帝喾必须兑现承诺，将女儿嫁给盘瓠。盘瓠和帝喾的女儿于蛮荒之地生了很多孩子，再结成夫妻繁衍后代。《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说：“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盘瓠的后代用树皮织成衣服，用草木果实给衣服染上颜色，喜欢穿五彩的衣服，语言难辨，喜欢居山谷，不喜欢居平坦宽广地带，所以被称为蛮夷。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说：“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方叔是西周周宣王时卿士，曾率兵车三千辆南征荆楚，北伐玁狁，为周室中兴之功臣。《诗经·小雅·采芑》说：“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郑玄笺：“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蛮荆，皆使来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吉甫是周宣王的贤臣，曾率师北伐玁狁至太原。猃狁又叫犬戎，系匈奴族旧称，活跃于今陕、甘一带。《诗·小雅·采薇》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毛传：“玁狁，北狄也。”东汉郑玄笺：“北狄，今匈奴也。”至于蛮荆，古称长江流域中部荆州地区，即春秋楚国之地，亦指这一地区的人。《诗·小雅·采芑》说：“蠢尔蛮荆，大邦为讎。” 朱熹集传：“蛮荆，荆州之蛮也。”唐尧、虞舜时期，曾与蛮夷立盟，至夏商时期却与大邦国成为仇敌，且如《后汉书》所言：“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说：“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平王东迁乃春秋之始，蛮夷趁机入侵齐、晋等中原诸侯国。晋文侯辅助朝政，率领蔡共侯打败了蛮夷。《左传·文公十六年》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楚庄王时期﹐周边的蛮夷乘楚大饥之际大肆入侵，楚国反攻﹐群蛮降楚。战国初期﹐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时白起灭楚﹐夺取蛮夷之地﹐始置黔中郡，汉兴后改为武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说：“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精夫乃南方少数民族之酋长，相单程是东汉五溪人领袖。建武二十三年，即47年，精夫和相单程等人凭借蛮夷的地形之险要，大肆进攻郡县。汉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兵南郡、长沙、武陵，兵败后，伏波马援、中郎将刘匡等发兵至临沅击败群蛮。南蛮以盘瓠﹑廪君﹑板楯三者最大，秦汉时期居住在武陵郡﹑长沙郡，故又称之为“武陵蛮”或“长沙蛮”，其地有雄﹑樠﹑辰﹑酉﹑武五溪﹐故又称“五溪蛮”。至东汉末年和南北朝时期，南蛮与华夏族一直在对抗和融合中共存。所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四方夷人归顺反叛反覆无常，不过，只要推行教化，垂耳雕足的部族，还是像野兽般生活的种族无一不归属中原。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赞曰：“参差聚落，纡余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输宝。”“岐”当为“岐周”，所谓“岐道”亦当为周礼之道，前去教化一旦得到信任，夷人就会改变服饰送来珍宝。行文至此亦当有诗：石留盘瓠迹，沅水多旋涡。霾去生春色，夷水亦添香。
《水经注》说：“沅水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