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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健，吹皱华夏水，波浪逝，终归一脉流；棹歌绕梁，送孤帆远去，汾洛相望，无语叹邯郸；河出图，滔滔东去，川乱流，涓涓亦悠悠；故人逝去无形，影去却留残痕；眺望心中有声，回首但见雁渡汾水秋风吹。
《水经注》说，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西汉置汾阳县，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西，东汉时废，隋时改称阳直县，唐时改称阳曲县，明时复置，是汾州府之治所。“《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曰管涔之山”出自《山海经》，也就是说，管涔山是北方第二列山系的第一座山。《水经注疏》说：“《隋志》，静乐县有管涔山。《元和志》，涔音岑。又《寰宇记》引郭《注》，菅音奸。”春秋时期，静乐县属晋地，战国时为赵地，秦属太原郡晋阳邑，西汉高祖元年，也就是前206年始置县，名汾阳，属并州太原郡。隋朝大业四年，即608年改汾阳为静乐县。如此以来，静乐县就是汾阳县的异名？非也。战国时汾阳县与静乐县同属赵地，却为兹氏县。秦为太原郡之兹氏，西汉时置兹氏县，属太原郡，后封夏侯婴为兹氏侯，王莽改名兹同，兹氏故城在今汾阳南十五里三泉镇巩村，尚存有遗址。元朝时冀宁路所辖的十县中就包含阳曲，也就是唐时汾阳改名后的县名，所以杨守敬才在《水经注疏》中说“太原郡故汾阳县”。时过境迁，尤其是朝代更迭频繁，往往会引发区域的名称和地望之变更，史料记载多有出入，引来文墨之争也不足为奇。只是管涔山是汾水之源没争议，何况，诸多史书又都众口一词
《水经注》说，刘渊族子曜尝隐避于管涔之山。刘渊是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匈奴铁弗部，冒顿单于至后代，南匈奴单于于夫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至于“曜”是刘曜，乃刘渊之子侄。刘曜年幼丧父，刘渊将其抚养成人，也算是养子。《晋书·刘曜载记》说，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简狄吞鸟蛋生商契、母亲与蛟龙缠身生刘邦，古来帝王大多与神异的传说有关。刘曜隐避于管涔山上，管涔王派小臣去奉谒，且献上铭刻着“神剑御、除众毒”的神剑，如此玄幻不过想证实其之后承袭汉赵政权具有不可否认的合理性。汉赵建国之后，刘曜屡次征战，永嘉之乱身先士卒，镇长安有攻有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待其平定外戚叛乱就登上了帝位，也就是郦道元所说的“遂为胡王矣”。
永嘉之乱致使西晋灭亡，刘渊建汉赵，晋元帝渡江定都建康，即今南京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刘曜是永嘉之乱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王弥和镇军呼延晏。依据《晋书》记载，当时，呼延晏是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从宜阳入洛川，受命与王弥和刘曜及石勒会师，却未如愿。呼延晏带兵先攻入洛阳，烧毁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刘聪载记》称，弥等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则二学在其中”出自《水经注疏》，此处有疑点，暂且不表。《水经注·卷十六》说，考古有三雝之文，今灵台太学，并无辟雝处。“尘埃紫陌春，风雨灵台夜”出自唐韩愈的《县斋有怀》，灵台在此处是学宫，即学校的意思。国学大师钱仲联引用清代陈景云的话说：“谓官四门博士也。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号三雍宫。”至于辟雝，系西周天子所设的大学，东汉以后历代皆有。《晋书》说，弥之掠也，曜禁之，弥不从。呼延晏与刘曜、王弥会师后，再次攻入洛阳。王弥不听刘曜的劝阻，放纵士兵大肆掳掠，盗取坟墓，焚烧宫庙。刘曜和呼延晏同是匈奴族，王弥是东莱郡，也就是今山东莱州人，西晋叛民领袖，汝南太守王颀之孙。刘曜劝阻无效杀了王弥的牙门，彼此就有了嫌隙。待王弥建立汉赵迁都洛阳，刘曜也不依，烧毁了宫殿便扬长而去。宫殿不过是王权的象征，二学则牵扯到儒学之脉，刘曜是不是参与或与王弥一起烧毁了西晋的国学和太学不得而知，可其称帝后提倡汉学，广设学校，促进了匈汉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只是不能忽视刘曜执政后矛盾的文化心态，也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蛮夷统治者的痼疾。
元熙元年，也就是304年，刘渊自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立妻呼延氏为王后，国号为汉。刘曜承袭汉赵政权之后，实行胡汉分治，命其子作大单于统治胡人，对汉民则实行编户齐民，且承袭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网络汉族豪门望族维护其统治。除此之外，刘曜还立太学，延请名儒执教，又建小学，收平民入学以达到“有教无类”的目的，还亲临太学视察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更主要的是，刘曜除了文化举措，还在租赋上实行封建制，显示出极大的汉化倾向。有论者说，前赵时期，刘曜倡导“习以华风、兼其旧俗”，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推动关中地区的民族融合、促进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其意义和影响极其深远。只是刘曜和刘渊同属于匈奴铁弗部，入主中原后刻意凸显自身的民族特征，由此生发的自豪感，掩饰不住面对汉文化时的自卑感，也注定了难以摆脱最终被汉政权取代的命运。
铁弗部是汉末匈奴族的一支，系匈奴人的后裔。南匈奴入迁内地后，其单于宗族大约从单于之子豹开始改姓刘氏。《刘元海载记》说，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刘曜以分别对待的原则实行胡汉分治，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之举。只是刘曜死之后七十五年，即晋安帝义煦三年，即404年，赫连勃勃建立了胡夏王朝，其以“子从母之姓，非礼也”为由改姓赫连，缘于“匈奴谓天为祁连”，且说：“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以永享无疆大庆。胡夏政权存留的时间也不长，可赫连勃勃在对待民族问题上的偏执心态凸显得淋漓尽致，这与北魏政权建立后极力推行儒家文化大相径庭。只是分析赫连勃勃对自身文化认同的态度时，不能将“情有独钟”和“情有可原”硬性分开，这也反映了刘曜制定治国策略时的踌躇和无奈！
有论者说，胡汉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其实质上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了胡汉文化质的不相容性，却是变化着的，当匈奴与汉民族发生文化冲突时会改变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是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出于匈奴社会经济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缘故，于冲突和对抗中发生融合的同时，表现出了无法回避的卑怯心理，而不是民族的自傲自大。如此以来，匈奴族要想消除所谓的卑怯心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武力对华夏族予以征服，滥杀和掠夺自然司空见惯了。永嘉之乱中，王弥率兵入洛阳之后烧杀抢掠，其行的确令人不齿，却该另当别论。呼延晏首入洛阳烧毁东阳和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又“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馀人而去”，《晋书》所载记的都是不悖的史实。只是还不够，待王弥、刘曜和呼延晏会师后围洛阳，《晋书》说，“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曜于是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馀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也出自《晋书》，刘曜曾经劝阻国盗墓、焚宫的王弥，可其杀人后还要收集尸体封土成冢，其残忍与王弥、呼延晏毫不逊色。如此以来，刘曜与王弥等攻入洛阳后之举，与其称帝后大兴汉学，且承袭汉制治理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映射出来的矛盾心态也极其复杂。只是西晋灭亡之后，汉文化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极力推崇儒学的南朝之存在，可直至北魏时期依然在两种文化冲突与对抗中曲折地发展着，一如水之经络。《水经注》说，汾水又南，与东、西温溪合。水出左右近溪，声流翼注，水上杂树交荫，云垂烟接。自古河道多乱流，汾水屈曲亦分合，郦道元将东温溪和西温溪岸边的景象描绘得有声有色，还多了诗情画意。只是汾水或天下河川如此多变，岂能一语解读万般变化的《河图》！
《水经注》说，（汾水）又南过大陵县东，昔赵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琴而歌，想见其人，吴广进孟姚焉，即于此县也。西汉时置大陵县，属太原郡，北魏废。《史记》说，（赵武灵）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孟姚又叫吴娃，战国时赵国人，吴广的女儿，以出自舜裔，故称孟姚。赵武灵王宠爱孟姚，封其为王后，生子名何，即赵惠文王。《列女传》说，吴女苕颜，神寤赵灵，既见嬖近，惑心乃生，废后兴戎，子何是成，主闭沙丘，国以乱倾。刘向作《烈女传》将妺喜、妲己、褒姒和宣姜、文姜等列入《孽嬖传》，都是宠妾都没给君王们带来好运。赵武灵王因孟姚废嫡立庶，最终引来沙丘之变被活活饿死，儿子赵章也被诛杀，与发生在始皇三十七年，即前210年的沙丘之变同在一个地方就有意思了。只是赵国没像秦国那么惨，可赵武灵王身为一代英豪，竟然死在儿子赵何手中说不得令人惋惜，《史记》说，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征服蛮夷、强兵富国，以至于开疆辟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前306年，赵武灵王再攻中山国都，控制太行山的重要孔道力压秦国；建长城、收服楼烦、灭中山，聚天下诸侯大朝信宫，只是依然没逃脱亡国的命运。
《史记·赵世家》说，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司马迁著《史记》总是以“太史公曰”议论所述之人和事，《赵世家》中用“岂不缪哉”意在指责赵幽缪王品行不好，又听信谗言，杀良将李牧，任用奸臣郭开，难怪唐周昙作诗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说起赵王迁来依然离不开废嫡立庶，只是本该为太子的赵嘉没与兄弟争夺君位，致使赵悼襄王重蹈赵武灵王的覆辙。只是祖孙二人上演的是同一折戏，赵武灵王宠爱孟姚，赵悼襄王则是美貌的倡姬，即赵王迁的母亲，所以刘向评其曰：贪叨无足，执诈不悫，穷意所欲，受赂亡赵。公元前228年，也就是赵幽缪王八年，秦军攻克邯郸，俘虏了幽缪王。赵国贵族逃到北部代国旧地，拥立赵嘉为王，六年后却被秦军连同燕国一起灭掉。遥想当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嫡立庶，导致太子姬宜臼发动内乱结束了西周王朝。赵武灵王宠爱孟姚倒是没亡国，却变成了饿死鬼，至于赵悼襄王不用细说。
缘于西周的宗法制，突出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以致于“世卿世禄”成了后世封建贵族阶层的特权。有人说，儒学是一门秩序的学问，所以宗法伦理意识成为儒家思想的根基，成型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对其产生直接也深远的影响。《礼记·曲礼下》说，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东汉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说，支子，庶子也。祖祢庙在嫡子之家，庶子不敢辄祭，若宗子有疾不堪当祭，则庶子代摄可也，犹必告于宗子然后敢祭。《礼记》成书于西汉，再被创立“郑学”的郑玄注解影响愈加深远，可见宗法制的影响的确深远之极。春秋时礼崩乐坏，应追责于周幽王，赵氏祖孙却紧步其后尘，按刘向的话说，主闭沙丘、国以乱倾，直至亡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学成型于春秋，发扬于后世，直至演变成帝王们的施政纲领，桎梏人性的封建礼教也随之生成，其可哀也该哀，却又如何哀？细思之，今昔之变，无非是桎梏与解脱，然解脱之极又成了无形之桎梏，其中的变故当言也不当言，却不能忘精神。只是昭示着精神流变的“河图”展示的也是经络纷杂、乱流纵横的历史川流，可问其究竟总要追本溯源。
赵文化中有姬周的文化因子，可周文化失去独尊的地位后，东周列国的文化也开始向着“本土化”的趋势发展。地域是决定文化的重要因素，赵与林胡、楼烦、东胡、义渠、空同、中山等国毗邻，汉文化与胡文化的对抗与交融也是历史的必然。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直接影响了各诸侯国的文化发展，列子、慎到、荀子都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三人的存在致使儒、法和道渗透在郑国文化之中。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出自庄周的《逍遥游》，作为晚辈自然将先辈神话了，却符合道家思想规范，一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列子书录》评列子说，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慎到与庄子一样都是列子的晚辈，彼此在学术上却大不相同。慎到先习学黄老道德之术，后创立法家学说，被称之为道法家。《史记· 孟子苟卿列传》说，慎到、田骈、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太史公自序》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司马迁说出了道家的精髓之所在，黄老之学是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的合称，乃华夏道学之渊薮。黄、老在前，列子自然在后，而慎到将道容于法家，却又不囿于其中，以积极入世的姿态创立贵势学说，将“无不为”发展到了极致。作为后继者，慎到的“贵势”思想，突出重“势”和“无为而治”，贵势而不尚专断，尚法而不崇苛严，任术而不贵阴谋。通俗一点说，慎到强调“令则行、禁则止”建立在权势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像尧那样贤德的君主也会令不行、禁则止，因此反对儒家提倡的德治。荀子之于慎到依然是晚辈，却没像后者追寻列子的脚步发扬道家学说。《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春秋时百家争鸣，至战国时期诸子学说依然在无形的战场上博弈。荀子作为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教育家，其批评的矛头指向诸子各家，却唯独推崇孔子的治国之道。荀子的思想可谓博大精深，继承了天道自然的思想，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应以“制天命而用之”达到人可以胜天的目的；“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意在“其礼义，制法”则“涂之人可以为禹”，一反孟子的“尧舜之善”之说，人性之恶被转化后就可以为“禹之智”。关键是，荀子一如慎到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空间，继孔孟提出仁、义后，提倡礼与法结合，也就是于人性教化和治国上发挥法的作用。
从列子到荀子，三位先哲差不多伴随了赵国的始终，慎到没看见赵武灵王兴赵，荀子却见证了其废嫡立庶而死于沙丘。赵国作为先秦诸侯国之一，继承周文化，兼受蛮夷影响而逐步发展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赵文化。只是儒、道、法相互对抗，却又互为交融，充分体现在赵文化之中，慎到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荀子则特别提倡礼仪道德的教化功能，尊孔子为圣，反孟子之说，且与慎到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契合。如此以来，圣人要是在天有灵一定会责怪自己，凤鸟又至，河再出图，岂不悔哉？遗憾的是，荀子死在赵悼襄王之后，见证赵武灵王如何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朝信宫，也见证了赵偃废嫡立庶，无法验证其祖父“梦处女鼓琴而歌”之真伪，可吴娃变成惠后是不悖的史实。只是细究起来，吴娃或惠后无错，嫡庶之争亦当归罪于封建性之可恶，可假如孟姚再生今世，赵武灵王和其子也如是，不再有君位之争又当如何呢？行文至此当有诗：荧荧处女歌入梦，汾洛相望叹邯郸。沙丘留痕亦留恨，棹歌绕梁送孤帆。
《水经注》说，（侯甲水）又西径京陵县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侯谷水、胡甲水是侯甲水的别名，即今山西祁县东昌源河，源出平遥县东南，向北纵贯祁县境入汾河。西汉置京陵县，属太原郡，王莽改名致城县，更始帝恢复原名，北魏时改称平遥县，故治在今山西平遥县西。“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出自《国语》，关于九原，其名称和地望有争议。《水经注疏》说：“守敬按：《三国志旁证》云，京陵，春秋时九京。刘昭《注》引《礼记》为证。颜师古《汉书》注、《元和志》、《寰宇记》并从之。而《寰宇记》于正平县下云，九京一名九原，晋大夫赵盾葬所。《礼记》谓赵文子观处，是又一九原。《方舆纪要》因亦两处并存，盖疑不能定也。”古来记述一事往往会出在两地或多地，或易名或地域变更才有不同，如此也就有了郭氏之疏。
《礼记·檀弓下》也说，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羊舌肸，字叔向，又字叔誉,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文子是晋国赵氏第四位宗主，嬴姓赵氏，名武，“文”是其谥号，后世又称之为赵孟。赵文子幼年遭受灭顶之灾，被赵家门客程婴与老臣公孙杵臼解救，也就有了被编成戏文的《赵氏孤儿》。作为赵盾之孙、赵朔之子、晋文公的外曾孙，赵文子升任晋正卿之后促成了“弭兵之盟”，致使晋楚两国平分霸权，且各国之间也达成停战协议，换来了东周列国一时的太平。赵文子的主要活动年代差不多涵盖了晋平公整个时期，叔誉在晋悼公时曾任外交官和太子傅，晋平公继位后担任太傅。两个人一起“观乎九原”，赵文子面对众多坟墓问叔誉，要是死人能够活过来，他跟谁一起回去好？叔誉说出阳子和舅犯两个人，却都被赵文子一一否定了。《水经注》说，（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智不足称。“会贞按：此从《国语》作廉直，而《檀弓》作并植，戴作并植，与残宋本同”出自《水经注疏》，两个词语的释义不一样，对阳子的评价也就有了差异。“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出自《左传·文公五年》，文中说的就是阳子，即晋国大夫阳处父。《史记·晋世家》说，赵盾废贾季，以其杀阳处父。依《国语》所言，阳处父“不免其身”缘于其廉直，而非生性并植才被杀死。只是阳处父之死究竟出于什么缘由，赵文子都觉得其“智不足称”。至于舅犯，《水经注》说，赵文子曰：夫舅犯见利不顾其君，仁不足称。舅犯就是狐偃，姬姓，狐氏，字子犯，晋国重臣，晋文公的舅舅，狐突之子。说来说去，赵文子还是觉得和随会一起回去好。《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史称随会为范武子、随武子，“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出自《史记·晋世家》，晋灵公骄奢凶残，草菅人命，赵盾多次谏诤招来杀身之祸，幸有人出手相救。随会敢和赵盾谏言，赵文子的话就不虚，“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且不曲意逢迎而引退。赵文子与叔誉论阳子、舅犯和随会，也不外乎儒家倡导的礼义仁智信，身为一代宗主，经历了家族中衰之后励精图治、韬光养晦，家族终究中兴。只是赵文子复兴赵氏家族的同时，礼崩乐坏的程度也在不断地加深，否则，其也不会身体力行，更不会推崇“不阿而退”的随会，而不屑于“仁不足称”的阳子。
“好学，智也。受规谏，仁也”出自《新序·杂事四》，文中不只是以智和仁评说赵文子的为人，还用《诗经·大雅·抑》作结：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赵文子极力奉行儒学倡导的仁与智，造就了其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阳虎将为赵武之贤、解狐之公。而简主以为枳棘，非所以教国也。阳虎是鲁国人，曾与季孙氏把控朝政，失败后逃亡晋国，受到赵鞅的重用。解狐是春秋晋国大夫，为人正直廉洁。至于赵简子，也就是赵家的又一代宗主赵鞅。暂且不表韩非说阳虎和赵简子如何，言“赵武之贤”才是正题。赵文子任人不避亲疏，可德行是第一要义，要是不足就以身作则予以教化。天下之才为晋所用致使晋国人才济济，却无一人被赵武收于家中充实私门，此举被韩非大加赞赏。赵文子的胸怀和韬略成就了赵氏家族，也兴旺了晋国，可世族纷杂、强者林立，只是弱者退场后，赵、魏、韩三大家族崛起就结束了世卿世禄的时代。三家分晋之后，宗法政治逐渐演变成官僚政治，源自西周的礼乐制也受到了威胁。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出自《日知录》，顾炎武在文中还提到祭祀、聘享、宴会赋诗和赴告、策书，却都“不言”、“不闻”或“无有矣”。《日知录》全文涉及到经、史、吏、礼和艺文，其中的“礼”是“典礼”，即制度礼仪，或说源自西周的礼乐文化，而“七国则无其事矣”。顾炎武还在《日知录》中提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邦交具有游离性、士人事主也具有不确定性，缘于七国之间的博弈此消彼长，谁主沉浮，要看谁家技高一筹。战国七雄在各路诸侯中决出胜负，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晋国被三家瓜分后也逐步完成了从宗法政治到官吏政治的过渡，世卿世禄制受到冲击，长期受到歧视和压抑的社会中下层士人们成为新的宠儿。如此以来，儒学之发展无疑又面临新的挑战，何况，百家争鸣之后形成了文化多元化局面，至战国时期依然保持持续性发展的态势。
《史记·晋世家》说，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赵烈侯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开国君主，《史记·赵世家》说，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烈侯不因好音而拒受规谏，牛畜、徐越和荀欣都是相国公仲连选拔的良才，为政清廉，讲究仁义，三人均受到烈侯的重用。赵敬侯也是战国时期赵国国君，在位十二年，战敌国、保国土、善用臣子，却不修德行，暴戾、骄纵，耽于享乐，与先祖相比相去甚远。再说到赵武灵王，有功于赵国毋庸赘言，至于其它不提也罢。“颇、牧不用，王迁囚虏”出自《史记索隐》，司马贞说的是赵悼襄王和赵幽缪王，父子俩不用廉颇、李牧，赵迁才成了囚徒，其中的因果关系亦不用多言。自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共有十一位君主，再上溯到立赵之前的宗主们，为政以德的才譬如北辰，失德的必乱政，到最后饿死的饿死，成为囚徒的成为囚徒，其过失还不能归罪于宗法制的权威在官僚政治层面之消失。只是伤及礼乐，以致于不闻不言的赵国君主们就不好了，要是圣人在世一定还会像斥责郑音一样口诛笔伐，“罪”不全在赵、韩、魏立国后极力废黜世卿世禄，可之于七国之“乱”岂能无言乎？
《水经注》说，其故京尚存。《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国语》作九京，韦《注》，京当为原，晋墓地。著《水经注》之前，郦道元肯定到过九原，也见到了昔日的墓地。郦氏作文从来少感慨，可思文子、想叔誉，再站在随会的墓前，身为一代儒宗又岂能无言乎？
《水经注》说，（绛水）又西南过虒祁宫南，宫在新田绛县故城西四十里，晋平公之所构也。东汉应劭说，绛水出绛县西南，盖以故绛为言也。《水经注》曾在前文说，（绛）水出绛山东，寒泉奋涌，扬波北注，悬流奔壑，一十许丈。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望之极为奇观矣。其水西北流注于浍。浍水是汾水支流，源出今山西翼城县东南，流经绛县、曲沃、侯马等地入汾水。虒祁宫和铜鞮宫、灵公台并称晋国三大宫殿，晋平公于前534年建，与楚灵王造的章华宫齐名。《水经注疏》说，《元和志》，在正平县南六里。按（虒祁）宫当在王泽西。《括地志》，王泽在正平县西南，宫亦当在西南。正平县应该是正平郡，北魏神䴥元年，也就是428年改南太平郡为征平郡，治柏壁县，即今山西新绛县西南。太和十八年，即494年改“征”为“正”，移治临汾县，即今山西新绛县，辖境相当今山西省新绛、曲沃、侯马及闻喜等市县，公元583年，即隋开皇三年废。至于王泽，位于现在的山西新绛县东南，西通汾水，上有王桥。《史记·赵世家》说，赵襄子奔保晋阳，至于王泽。即此。至于绛县，“守敬按：前汉县属河东郡，后汉改曰绛邑，仍属河东郡，魏、晋属平阳郡，后魏废。《一统志》，在曲沃县西南”出自《水经注疏》，清代董佑诚又说，按此绛为新田，二汉皆治此。至于新田，属河东郡，又名绛、新绛，春秋晋邑，在今山西侯马市西晋国遗址。有关虒祁宫的所在处依然存有争议，此处不提。
《水经注》说，时有石言于魏榆，晋侯以问师旷，旷曰：石不能言，或凭焉。臣闻之，作事不时，怨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石言不亦宜乎！魏榆是榆次的古称，春秋时称涂水、魏榆，战国时期称榆次。师旷又称晋野，字子野，平阳，即今山东新泰南师店人，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晋悼公、晋平公执政时期。如此以来，《水经注》中提到的晋侯就是晋平公。师旷在晋平公面前敢借坡下驴，且直言耗巨资建造宫殿民怨必然沸腾，也找到了石头会说话的理由，叔向“以为子野之言，君子矣”！
晋平公也不是好君主，《史记·晋世家》说，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延陵季子就是季札，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又称公子札，是一位贤人。《史记·晋世家》又说，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乡语。叔乡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太史公著《史记》言简意赅，晋平公增赋税、迷享乐，大权旁落，三家不分晋除非人家自甘平庸，晋国岂能不走进末世？好在赵文子在世时尚未撬动以宗法制为根基的晋国政权，那之于宗姓、祭祀、赴告、策书之类还不会不言不闻，如此以来，盛行于西周、于春秋时艰难延续的典礼就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可其境况也不容乐观。好在晋平公时期，有太傅叔向、忠公体国，再是急公好义、誉满朝野的公族大夫祁奚，还有一个敢撞平公的师旷。“释之，以为寡人戒”出自《韩非子》，文中的寡人依然是晋平公，大言做了君主肯定没人敢违抗君命，师旷在宴会上用琴没撞到君主，却直言就是那个意思，且说君主说出了小人才说的话，竟然被赦免。联想到师旷与晋侯说石头，肯定也受到了晋平公的宽容，那姬彪还算不上一个很坏的君主。
《史记》说，师旷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师旷精通乐律，被尊称为乐圣，劝谏国君应清净无为、务在博爱，提倡民贵君轻。《孟子》说：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师旷是晋悼公平公时的大臣，太宰，宫廷掌乐太师，生来无目，自称盲臣，常以五行学说和五音六律相结合劝导晋平公。《孟子》之言不是专说师旷，却以其听力和高超的技能阐明了治国之道。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出自唐刘禹锡的《乌衣巷》，王导和谢安都是东晋时期的政治家，所繁衍的家族皆成为六朝望族，只是至唐时俱衰不知其处。东晋之前，经历了频繁的政权更迭，其动乱程度较之于春秋战国时期却毫不逊色。明争暗斗导致的血腥杀戮在春秋战国时期司空见惯，竞相争霸，你刚唱罢我登场，周天子式微，宗法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与之相连的礼乐文化也发生质的变化。有论者说，晋文化虽属于以礼乐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宗周文化系统，晋国却是宗法礼制中最薄弱的一环，宗法制淡薄，晋国总体上呈现出与同时期诸侯国不同的文化特征。
乐是礼乐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以礼制乐”和“以乐辅礼”形成了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同时也对臣民起到教化的作用。“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出自《公羊传·隐公五年》，与《左传》所说的“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不同，可佾作为古时乐舞的行列都表明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北史·宇文护传》说，五年，诏赐护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左传·隐公五年》说，於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春秋·隐公五年》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孔颖达疏：六羽，谓六行之人秉羽舞也。如此，自向神献演乐舞之始，六佾、六羽就成了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是《论语》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乐文化遭到破坏，《论语》之言也就是圣人所忧心的“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其实，圣人发声不是空穴来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废嫡立庶，西周灭亡之后，春秋争霸，至战国时期愈演愈烈，宗法制遭到破坏，礼乐文化也受到威胁。晋国作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超出周礼范围的乐文化也十分昌盛。
《诗经·国风》中有大量的晋国诗歌，大多集结于魏风和唐风，史官们去民间搜集、整理之后，再由乐工配乐就是雅颂，用于天子祭祀、诸侯助祭。诗歌配以乐器伴奏是弦歌，晋国使用的乐器种类繁多，钟、镈、馨、丝、琴、瑟、箫、管、埙、鼓，可见礼乐文化十分活跃。只是晋国处于春秋霸主的地位，除了对外活动配以规模庞大的月工团队，战败国还以馈与乐器和乐工，其中就包括郑国。平王东迁是东周之始，礼乐崩坏的后果就是诸侯们竞相僭越用天子之礼，而上行下效又让卿大夫们大胆地享受八佾。国风吹出宫廷，昔日的王谢堂前燕也飞入百姓家。百姓们祭祀倒还用不着八佾或六佾那么大排场，可发自民间的声音就不在受周礼的约束。
郑卫新声源自濮水岸边，却影响了晋国，《毛诗正义》说，至六世孙僖侯名司徒，习尧俭约遗化，而不能以礼节之，今诗本其风俗，故云唐也。“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出自《国风·唐风·绸缪》，洞房花烛夜，丈夫见到美丽的新娘说出了心里话，大胆、直白，且充满挚情，被人偷听之后整理出来就是诗歌，而“不能以礼节之”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诗经·国风》中唐风就占据十二篇，可见超出周礼范围的乐文化多么丰富！
“平公说新声”见于《国语·晋语》，所谓的新声就是新作的乐曲、新颖美妙的乐音，而晋平公所喜欢的乐声，则是来自春秋战国时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子夏曾劝阻“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的魏文侯，说，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师旷劝阻照样喜欢新声的晋平公也说，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师旷将乐与国家的风气相联系，“新声”流行，则意味着原有的礼乐制度行为规范不再有约束力，百姓不安于其业而社会纷争、王室衰微，天下将乱矣！
“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出自《诗经·郑风·有女同车》，美丽的姑娘啊，那美好声音令人难忘啊，不成体统啊，难怪朱熹说：“此疑亦奔之诗！”至于《有女同车》的诗意还有争议，只是那对男女恋爱还是私奔，都与承袭周礼而诚信践行的子夏和师旷所不容。如此以来，师旷以“石言不亦宜乎”劝谏晋平公，还是以“修礼以节之”说新声乃亡国之音，都与孔子、子夏和朱熹志同道合，那儒学之脉就不会断。行文至此亦当有诗：燕入柴门育新声，宫消未必除旧音。河水出图浪滔滔，绛水石言亦悠悠。
《水经注》说，（绛水）又西至王泽，注于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