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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出黑山，共山能遇仙；沁水入枝津，绝水连残垣；淇水过肥泉，郑卫音未断；三江五湖泱泱漰湍，涓涓横决华夏川流万丈狂澜。
“吾观三江五湖口，汤汤谁能议升斗”出自黄庭坚的《再次韵呈廖明略》，彼此交情甚笃，酬唱也很多，所谓的韵呈就颇有趣味了。廖正一，字明略，元丰二年进士，与李格非、李禧、董荣并称苏门后四学士。苏轼十分赏识廖明略，《东都事略·廖正一传》说，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瀹以饮之。北宋大文学家黄庭坚赠答廖明略的诗词中，有不少夸赞其文、劝勉为官的，《再次韵呈廖明略》就是其中的一首，“男儿身健事未定，且莫著书藏名山。”面对三江五湖，黄庭坚看到汤汤河水发出了由衷的慨叹，却不过限于与友人之间的自谦，岂不知粒米成箩、滴水成河，涓涓横决也会激起万丈狂澜，谁说汤汤不能议升斗？
《水经注》说，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过山谷、越平原，吸纳百泉成就一脉清流，得清水之名也名副其实！《水经注》又说，泉发于北阜，南流成溪，世谓之焦泉也。焦泉东还有鱼鲍泉、张波泉和三渊泉，四泉在重门城西汇成一条河往南流去。重门城遗址在今河南省辉县市高庄镇史村，也就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的共县。西汉时辉县县境东部置共县，西部属于山阳县。共山是周代共国的一座古山，位于现在的辉县市东郊常村镇。《水经注》又说，山在国北，所谓共北山也，仙者孙登之所处。《竹林七贤传》说，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其实，孙登不过是魏晋时期的一个隐士，嵇叔也不仕隐居，可他们与众不同，与之相关的传说才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晋书·阮籍传》说，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如今，共山早不复存在了，山体破碎被开挖成平地。苏门山与共山同在辉县，只是前者在百泉镇。昔日嵇康听孙登弹琴在共山上，阮籍闻其长啸却在苏门山。只是郦道元说共山是“仙者孙登之所处”，听起来也言之凿凿，可孙登字公和，号苏门先生，那他隐居在苏门山上也就有了说得过去的理由。想郦道元著《水经注》前也博採史料，其间究竟是怎样的阴差阳错不得而知。好在《水经注疏》对嵇康遇孙登没提出异议，那苏门先生去共山上走走也未可知。
孙登著有《老子注》、《老子音》，作品亡佚，对阮籍和嵇康等人的影响却不可小觑。竹林七贤造就了魏晋风度，饮酒、服药、清谈、纵情山水是其生活方式，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的生活作封也被名士们倍加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风度的思想内核，迫于政治形式的压力才逃避现实、纵情山水，将玄学转化成生存方式，以对抗被绝对政治化的儒学。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代表，不是不信奉儒学，是对当时为政治服务的儒学持绝对反对态度，甚至视《六经》为衰草秽污、仁义为臭粪腐汁。只是鲁迅先生说，表面毁坏礼教的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有人说，阮籍、阮咸等放诞被视作反礼教、反儒学，实对儒学有眷眷深情，其背后是宿命般挣扎的无奈！魏晋风度以玄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突出个体意识，表现为放达、任诞的行为方式，却是排斥当下、肯定过去，致使其具有不可逆的局限性，加上老庄哲学不具备实践的品格，也自然有了难以摈弃的悲剧性。竹林七贤没能动摇当时的政治根基，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也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何尝不是汤汤川流？嵇康、阮籍之流又何尝不是升斗之水？
《水经注》说，（清水）又东过汲县北，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汲县就是今卫辉，西周时属卫，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魏之后始有汲邑之称。如今说起磻溪来多是一致的口径，《水经注·渭水 》也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吕氏春秋》所谓太公钓兹泉也。兹泉就是相传为姜太公遇周文王时钓鱼的地方，可晋李石在《续博物志》里说，汲县旧汲郡，有硖水为磻溪，太公钓处，有太公泉、太公庙。《续博物志》是一部笔记小说，鲁迅概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守志隐逸之士为志人，也就是说其创作必须有一定的现实依据。《水经注》也说，太公避纣之乱，屠隐市朝，遁钓鱼水，何必渭滨，然后磻溪？苟惬神心，曲渚则可，磻溪之名，斯无嫌矣。郦道元也承认磻溪就在汲县，且说此处的磻溪之名无可嫌疑，可他否认磻溪在渭河之滨，又说在那里，如此自然自相矛盾。只是细想想，姜太公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物，其履历变成传说也有了很多不确定性，那郦道元以传说写实，故意留下疑窦也未可知！
姜太公半生寒微，兴周灭商、封国安邦定天下，功绩卓著才彪炳史册。孔子说，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孟子》，圣人之言成就后继者集大成之思想，也让践行者成为后世之典范！武王伐纣大兴周室，周公制礼乐发儒学先声，姜太公强国富民、安定周室，三者缺一不可。周王灭商，结束了一个王朝的统治，大禹生鲧的神话逐渐深入人心，巩固男权社会自然首当其冲，加上妲己误国，再是礼乐文化和宗法制度盛行，精神流变也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这一变化看似与姜太公无关，实则不然，《诗经·大雅·大明》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尚父姜太公像雄鹰一样辅佐伟大的武王打败纣王，也终结了一个“无礼”的时代！《尔雅》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古牧野就包含现今的卫辉，要是姜太公的确在汲县磻溪钓鱼来着，面对飞湍浚急的清水也是升斗之水。就是被封为齐侯站在淄河旁，相信姜太公也不会与黄河比淘淘，何况，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早具备贤人君子的操守！只是姜太公之功成就的是武王之周、周王之礼，那汤汤为什么不能议升斗？
《水经注》说，沁水又东，朱沟枝津入焉。又东与丹水合，水出上党高都具故城东北阜下，俗谓之源源水。丹水自源东北流，又屈而东注，左会绝水。绝水发源于泫氏县西北杨谷，也就是今山西晋城高平。《地理志》说，杨谷，绝水所出。东南流，左会长平水，水出长平县西北小山，东南流径其县故城。泫氏之长平亭也。长平县属今河南省，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被封为长平侯后为县，北齐天保七年废。《史记》说，秦使左庶长王齕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使廉颇为将，后遣马服君之子赵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万众降起，起坑之于此。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活埋赵军四十万，又把他们的头颅收集起来在营地中筑起高台，后世称之为白起台。
白起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后位列武庙十哲。唐玄宗设武庙以姜子牙为主祭、张良为配享，历代名将十人从之，白起就在其列。王齕攻韩，取上党，上党的百姓都逃到了赵国，却不愿意归秦，这是白起活埋赵军的理由之一，再是赵军士卒反复无常，恐怕日后生乱不得已而坑之。白起是郿邑，也就是今陕西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秦国白氏。戎狄是先秦时代华夏对西方和北方的非华夏部落的统称，也就是北狄和西戎的合称。春秋时期，作为游牧民族的戎狄已经进入渭河、洛河一带。秦人属华夏族，先祖为周王养马、戍边。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驾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岐山以西土地，且许诺赶走戎人收复的土地全归秦。恶劣的生存环境，再加上多年与西戎拉锯式征战，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性格才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之族。岐山县以境内有岐山而得名，北接麟游县，南连太白县，东与扶风、眉县接壤，西同凤翔县、陈仓区毗邻。白起作为一个纯正的“秦人”，也具有“正统”的秦人性格，活埋四十万赵军非常人敢为，可武安侯敢，这是秦人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周兴而礼盛，礼衰才导致春秋之乱，可礼在儒学的倡导和深化后并没消亡，只是在百家争鸣中没成为显学罢了。秦人“无礼”或“轻礼”，致使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之后，承先秦之余绪也顺理成章。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的一大壮举，秦之后儒学又被黄老之术替代，至汉武帝时期才成为统治者的施政纲要。始皇帝焚书坑儒，白起无罪，可他功高震主，又得罪了应侯范雎，接连被贬官还不算什么，秦昭襄王五十年被赐死于杜邮才是灭顶之灾！只是白起也像姜太公一样“时维鹰扬”，极力辅佐秦王战六国，以谋求万世霸业！《史记》说，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相信司马迁作《史记》之前一定去过长平城，见到秦、赵营垒的残垣断壁也一定感慨多多，却不知太史公见到绝水后又作何感想。绝水源出高平市西北繖盖山，东南入泫水，也就是丹水。说起绝水与黄河相比用“汤汤”的确有些过，却也是一脉清流。白起坑杀赵军前后决不会对绝水视而不见，究竟是不是把自己比作升斗之水就不得而知了，可之于汤汤历史川流又是什么呢？
《水经注》说，淇水又东，右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东南流。淇水是黄河支流，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出自《诗经·卫风·竹竿》，泉源水就是今河南淇县南折胫河。“斫胫而视髓”与纣王有关，知道一老者“髓不实、故晨寒”不肯渡河，干脆让随从砍下他的小腿看个究竟，折胫河之名也就有了由头吧?《晋书·地道记》说，本沫邑也。沫邑在今河南北部的淇县，殷王武丁迁过去变成殷都，纣王执政后都城也在那里，就是《禹贡• 冀州》 所说的大陆之野。殷商曾多次迁都，可安阳的殷墟一直是盘庚后诸王世之都城。武丁迁居到沫邑不过是别都，待纣王坐上了帝位才改为朝歌。《史记·乐书》说，纣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故墨子闻之，恶而回车，不径其邑。朝歌之音也就是北鄙之音，司马迁说，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枚身死国亡。《水经注》又说，今城内有殷鹿台，纣昔自投于火处也。鹿台是商朝末期的宫苑建筑，牧野之战后，纣王兵败之后跑过去无处可逃，只好自焚而死。《水经注》又说，后乃属晋，地居河、淇之间，战国时皆属于赵，男女淫纵，有纣之余风。朝歌就是今河南省淇县，周朝时属卫，春秋时属晋，郦道元说战国时属赵，郭守敬却说属魏。《太平御览》说，至今民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余风，世称赵女之美是也。如此以来，魏国人承袭纣之余风就变成赵国人的事情了。只是战国时朝歌属赵也好，属魏也罢，“有纣之余风”是不是都应该归罪于北鄙之音呢？
其实，郭守敬著《水经注疏》时引用不全，《太平御览》还说，邯郸国属赵，於《禹贡》在冀州大陆之野，昴毕之分，大梁之次。昴宿与毕宿同属白虎七宿，古人以昴毕为冀州之分野。大梁曾经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也就是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所谓的“有纣之余风”就是赵国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名都邯郸。《太平御览》又说，纣自朝歌北筑沙丘台。“沙丘在巨鹿东北七十”出自《地理志》，也就是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境内。纣王在沙丘建苑台、设酒池肉林，通宵达旦狂歌滥饮。“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出自曹植的《名都篇》，邯郸是当时战国时期十分繁华的都市之一。公元前372年，赵成侯据邢，赵国在西夷仪筑有檀台和信宫才设别都为信都，也就是陪都。赵国女子容貌美、精通音律，《史记》说，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如此以来，司马迁言中的赵女无疑是曹植所说的“妖女”了。“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对抗胡人时采取的有效之举，可在彼此征战中也发生了文化融合。有人说，赵文化是与狄戎文化结合的产物和结晶就十分有道理了。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说沙丘之遗风影响着信都，再辐射到邯郸，乃至整个赵国的确有失偏颇。“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出自张衡的《南都赋》，高诱说，南歌，取南音以为歌也。杜预说，南音，楚声。至于郑舞就很直白了，有郑之舞必定少不了卫之歌，濮上之郑卫之音传到赵国也是自然而然。子夏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之所出也”出自《战国策·中山策》，这是赵王和一个中山国大臣的对话。司马迁说到赵国女子提到“跕屣”二字，那是一种独特的舞蹈。赵女舞蹈时脚部立、行、摆、跳，千变万化，加之婀娜的身段、悠扬而舒缓的乐曲，尽显粉黛之美。《史记》说，（赵地）丈夫相聚游戏，歌慷慨。赵国的歌也是乐，乐必有舞有声，男声慨歌、女歌南音，非郑非宋非卫非齐。“风流贺监常吴语，憔悴钟仪独楚音”出自宋苏轼《和方南圭寄迓周文之》，可见杜预所言之楚音的确独具特色，尤其是楚音具有平民化的浪漫，与雅乐也就有了区分。如此以来，响在赵国的“郑卫之音”就不等同于北鄙之音了，至于沙丘之淫自然该另当别论。只是也不能否认《太平御览》所言，其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至今民俗歌谣”中的时间限定更不可忽视，那赵国的确“有纣之余风”！说起朝歌属魏还是属赵，郭守敬说“郦氏盖杂采以示博”，可郦道元说淇地“有纣之余风”是不是真的信口道来呢？
周室衰微，春秋争霸，待三家分晋后，昔日的朝歌也就被划入了魏国的版图。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曾在魏国西河施教，李悝、吴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学生。只是李悝任魏国的相后，主张变法，反对礼教，以至于商鞅紧步老师的后尘，且功绩卓著。魏惠王时期，公叔痤曾在病榻上举荐商鞅，却没能成功，人家只好去秦国变法，提倡“耕战”，非议“诗书”，排斥“礼乐”，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以官吏“为天下师、学读法令”。只是公叔痤从魏文侯时就任魏国的相，重法而轻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魏惠王时期。魏惠王曾经问政孟子，孟子劝其“施仁政，行王道”，这大概是他不喜欢商鞅的缘由吧！魏惠王曾用惠施为相，可他主张“去尊”，反对有阶级的统治，以达到人人平等的目的，也就是墨家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子夏在魏国讲学时弟子多达三百之众，魏文侯倒是听从他的劝告不听“郑卫之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李悝叛逆师教，还培养出一个靠变法强秦的商鞅。如此以来，淇地人生活在魏国的统治之下，又有殷商之余绪，那北鄙之音自然不绝，至于郑卫之音就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纣王站在淇水岸边，相信他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怕寒迟迟不肯过河的老者，更相信他断然不会想升斗之水，就是想却也是污水！只是汤汤河水必定有清有浊，不议自然有失，历史之川流也就不是本真面目了。
《水经注》说，（淇水）又东与左水合，谓之马沟水，水出朝歌城北，东流南屈径其城东，又东流与美沟合。美沟水往东流经朝歌城北，又往东南流，注入马沟水。马沟水又往东南流去，注入淇水就是肥泉。“我思肥泉，兹之永叹”出自《卫诗》，这该是正统的“郑卫之音”，乐容曰舞，诗以律为歌！只是郑卫之音照样是一升斗水，正议者议，非议者也议，且乐不知疲，不过，未必能议出一个不破的定论，可惟有诸多升斗之水才能成就华夏之泱泱川流，那汤汤岂不议升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