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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山川霞光，嗟时光无限；看碧波烟渚，慨来日无穷；激浪淘沙，多少风流人物竞折腰，千帆远逝碧空尽，滔滔黄水却冲不去重重旅痕。
汤汤河水，自西东流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凡遇到坎儿，有人就请神仙帮忙。《国语》说，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华岩。华岩上是不是留下巨灵的手掌痕迹不值得细考，至少有与之相像之处。《水经注》中处处可见神仙或神人，当然是在河边，且必须有故事才行！神仙除了不食人间烟火，还超脱尘世、长生不老，可姿容、行止和技艺非凡的人也是神！其实呢说到底不过是古人借助神话或神人的想象，以表达对美好生活或未来的向往，或处于无奈时的精神寄托。正是那种向往或寄托，致使一代代人留下了一幅幅或绚烂或凄婉的流变图，也展示出清晰的精神脉络，如化石，可探其源、究其由，其中的趣味倒也值得细细品味！
《水经注》说，（河水）又南出龙门口，汾水从东来注之。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魏土地记》又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大禹照样是神，却必须先是人，开凿龙门、涂山之会、铸造九鼎，待他仙逝后也就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超越。但凡功绩超凡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大禹之前有尧和舜，他们是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完成划时代的变革才改变了社会。有人说，大禹的功绩不只是治理洪水、发展生产，关键是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的过渡，文明替代野蛮，也开创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
《庄子·盗跖》说，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庄周描述了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图景，也反映出当时的人文景观。《公羊传》也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难怪嬴、妫、妘、姺、燃、妞等古姓都离不开女字旁。只是那种原始生存格局被男性改变了，“民知其父、也知其母”，待大禹建立国家之后还有了“伯禹腹鲧”的神话。遗憾的是，好多传说往往充满矛盾，却又一起流传不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传说也是神话，简狄吞下一个鸟蛋才生下契，好像又与男人毫无瓜葛。究竟处于弱势地位，待大禹被父亲所生的神话渐渐深入民心，很自然地与“牝鸡之晨”联系在一起似乎也顺理成章。妲己误国，纣王才断送了大商王朝，也留下令男人们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古来皇帝讲究“后宫不能干政”，就是居家过日子的男人们都不许家妇多言。大禹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导河积石、疏决梁山彪炳史册，太史公还说：“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秦始皇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宋太祖颁诏护禹陵、将祭禹列为国家常典，连康熙和乾隆都跑道绍兴凭吊大禹，可见司马迁之言的确不虚，神也就是神！
《水经注》说，溪水东南流入河。昔魏文侯与吴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于此也。魏文侯曾与吴起泛舟黄河，论山川也谈社稷，评夏桀还说商纣，最终不过说要想稳固大好江山必须施德于民。吴起历仕鲁、魏、楚三国，可他佐魏文侯也功不可没，都是豪杰，都是神人！
魏文侯师事儒门子弟，礼贤下士，以官僚政治替代世族政治，开创了百年霸业，可谓是功绩卓著！魏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其宗教融儒家和法家为一体，只是魏文侯曾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郑卫之音源于民间音乐，活泼、清新，有别于古乐就显得很另类了。儒家视郑卫之音靡靡之极，难怪卜子夏强调古乐能教人修身齐家平天下，再加上董仲舒斥责夏桀、商纣沉迷于声色，濮上之乐就理当受到排斥才行。有论者说，春秋战国是礼治和法治共存的时代，只是法具有强制性，是礼所不能替代的，可二者各自拥有独立存在的空间，彼此就能在相互影响、融合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前，儒学一直没成为显学，可魏文侯在利用法家思想变革的同时，依然用儒学教化国民，这与有尊礼传统的鲁国之影响有很大关系。只是自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孝养”淡化导致母权下降，一夫多妻制盛行、声色业与贞洁观念并行不悖的矛盾存在，再是殉葬之类的原始遗风抬头，也就构成了一幅幅值得品味的精神流变图。魏文侯倒是不比大禹，究竟也是一代君主，继往开来理当永留史册，可他到底不如汉武帝果断，好像不只是少个董仲舒的缘故吧？
《水经注》说，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圆三百仞。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岳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周武王打败了纣王，不只是建立新的王朝，还使礼乐文化代替了巫术文化和祭祀文化，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对后世影响也极其深远。天下平定后，周武王巡游时放马归山、放牛桃林，林子里才有好多野马。赵国的始族造父在林子里得到弊骆、绿耳、盗骊等良马献给了周穆王，也就有了一段离奇的传说。周穆王和周武王一样都是神人，却神得有些出奇，见到那么多良驹，干脆让造父驾车拉着他上昆仑墟见西王母。《穆天子传》写得有些玄幻，作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架构文本，那周穆王当然能上本身就缥缈的昆仑墟见一个想象中的人。西王母原是半人半兽，《穆天子传》里却是个善于吟诗、知书达理的女子，且对周穆王产生了爱意。想象可任意虚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王母的形象也不住地发生着变化。汉武帝时期，西王母与长生和不死药联系在了一起，且是个修短得中、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的真灵人，以至于魏晋时期，游仙、炼丹、服药成了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至于民间想象，西王母作为玉皇大帝的老婆，神仙的法力被削弱了，变成一个维护天界秩序的母亲形象。
上古时期，西王母以人面兽身、虎齿豹尾的形象出现，吃的也是生冷粗劣的食物。这种想象与上古时期的原始生存状态和图腾崇拜有关，那西王母是女性也说明民众的想象先于父系氏族。道教起源于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能变成信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得道成仙，期间还派生出好多神话，西王母被视为女仙之首，且与男仙之首东王公对应。如此以来，源于道教的想象就找到一种平衡，似乎也消解了儒学或礼治贬低女性的后果，地位逐渐式微的女性更能在精神上得到最大程度的抚慰。礼崩乐坏之后，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并不显著，也就有了春秋时期的狂欢。只是战国时期，女性对理想的诉求依然建立在男权社会基础之上，再加上对人伦的重视、贞洁观念的提倡，狂欢式地释放就遭到了遏制，缘于道教的“平衡”也变成了阿Q式的幽默。穆天子在缥缈中与西王母相会不过是一场如梦境般的体验，与听古乐“则惟恐卧”的魏文侯相比就有点意思了吧？
《水经注》引用戴延之的话说，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戴延之提到的方位指的是陕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三门峡市西北，有河水环绕，人们说里边有铜翁仲，却又说是别的东西。只是郦道元又提示说，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秦人铸的翁仲叫金狄，是一种穿着狄服的坐像。郦道元说起铜翁仲来还借用《叙篆》提到了李斯，说他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李斯必须被列入神人之列才行，师于荀子、佐于赢政经历不凡，尤其是践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更功不可没。李斯不是法学家，却是践行者，切实完成了管仲、商鞅等人的未竟事业，法学也变成了显学。说到此似乎与铜翁仲没关系了，其实不然，放在秦宫门前的铜人个个胸前都有李斯撰写的工篆：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只是王莽也和李斯过不去，当了皇帝后梦见翁仲哭泣觉得很讨厌，干脆让尚方宫署的工匠把铜人胸前的铭文都凿掉了。董卓更干脆，将九个铜翁仲扔进火化炉铸成了钱，可其余的境遇也实在不好，除了照样被铸成钱币，剩下一个可能被扔进陕城西北的河中。一连串的故事到底发生了那么多年，细究起来也的确不易，可参与其中的人都留在了史册，且与之相关的史实更不容否定。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另立新政，功过是非自有人评说；董卓干预汉室，倒没像曹操之流窃取皇权，却照样是一代枭雄，他们都是无可置疑的神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只是自汉武帝开始，儒学又经历了东汉、王莽新政，以及魏晋南北朝后也是起伏跌宕，最终还要靠后来的神人们再将其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犹如古乐与郑卫之音的较量！
《水经注》说，历田渠川，谓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烛水。烛水又北入门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终军弃繻于此。说到函谷山不能不说函谷关，历史上有三座，除了秦关和汉关，还有个魏关，可后两关都不在弘农县，也就是今河南省灵宝市北。《水经注》又说，汉武帝元鼎四年，（函谷关）徒关于新安县，以故关为弘农县、弘农郡治。如此说来，元鼎四年终军刚出生，那他弃繻之所应该在汉关，至于燕丹和孟尝君亦义动鸡鸣，以及老子西入关、尹喜望气自然在秦关了。只是郦道元又说，人们对尹喜望气之所众说纷纭，最终结论是“并未知所定矣”！
汉武帝时期，终军被选为博士弟子，入函谷关时竟然不要关吏给他的繻帛，也就是用帛制的通行证，言说大男儿当立志成就大事，绝不凭那劳什子出入。年轻气盛又才智过人，终军很快被封为谒者给事中，后擢升为谏大夫，北出匈奴、南使南越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汉书》说，南越与汉和亲，汉武帝遣终军出使南越说其王，打算让他们归顺。只是越相吕嘉不愿意内属，干脆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终军死时才过二十岁，后世称他为“终童”。汉武帝大战匈奴在史书上屡见不鲜，与南越之间明争暗斗也是家常便饭。汉承华夏之域之仪，尤其是汉武帝丢弃自高祖以来奉行的黄老思想，独尊儒术消除“无礼”之乱，与夷族之间的纷争看似地域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或三种意识形态的较量。蛮夷之所以被称为蛮夷，缘于没经历过周礼的洗礼，依然保持着原始遗风，与视儒学为显学的汉武帝打交道自然有精神上的不适，消灭或降服就是一举两得。南越最终被汉武帝消灭，只是终军还不能与历史开拓者比肩。历史发展往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汉武帝也不过是一个继往者，那“终军弃繻”、“战前请缨”之类的典故就稍有逊色了吧？似乎有些牵强，却是读《水经注》时体会到的别样趣味。方苞在《狱中杂记》中说：“众言同，于是乎书。”人们说的一样才写成书，可阅之悟有异，何尝不能亦成书乎？
《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孟尝君的门客学鸡叫帮他逃离了函谷关，之前，还装狗夜入秦宫，偷出早进献给秦王的白裘，以讨好人家的爱姬，求得能释放被扣留在秦国的主子。多少年来，有关“狗盗”的来历多见于史书，且众口一词，包括“鸡鸣”都言说出自孟尝君的门下。只是《水经注》又说，燕丹、盂尝亦义动鸡鸣于其下，可谓深心有感，志诚难夺矣。郦道元作《水经注》的时候，估计将《燕丹子》与《史记》和《汉书》一样当成了史料，或太子丹真在函谷关学过鸡鸣。“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出自《燕丹子》一书，可有人考证那不过是传记小说。如此以来，燕太子丹学鸡鸣就令人怀疑了，只是人家的确在秦国做过人质，要想回燕国也必过函谷关。
说到函谷关，郦道元将燕太子丹和孟尝君放在一起，是有意还是无意倒无关紧要，两个人都曾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燕太子丹不惜砍掉美人的手义动荆轲，意在刺杀秦嬴政以固守旧土，功败垂成却留下万古传送的慷慨之歌！孟尝君曾效力于秦国，遭到秦昭襄王的猜忌才凭着学鸡鸣过函谷关，逃回齐国后可谓是功绩卓著。只是又遭到齐湣王所疑，孟尝君干脆奔魏，联秦、赵和燕一起攻打齐国。荀子说孟尝君“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只是曹子建对孟尝君可谓赞赏有加，“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霓。”张闰还为孟尝君惋惜，“狗盗鸡鸣却遇知，可怜真士不逢时”！王安石则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好也罢，坏也罢，孟尝君和燕太子丹一样都有过离秦的经历，倒是落下了“以环主图私为务”的恶名，究竟在春秋争霸的舞台上显示过神威！只是燕太子丹和孟尝君都没改变历史，倒是秦嬴政灭掉六国一统了天下，诸子百家惟法家为显学，岂不算作神人乎？
《史记》说，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多少年来，对于老子入关、尹喜望气究竟在何处颇有争议，甚至对李叟西去还是东归都有所怀疑。只是《道德经》留了下来，多部史书都众口一词，那尹喜望气就无可置疑了。紫色的霞气被视为祥瑞之兆，函谷关关令尹喜见东方有紫气西迈，才有了逼老子著书一节。尹喜除了依照老子所受之经法精修至道，还著《关尹子》九篇，使道德二经得以发挥。老子骑着青牛不知所踪，尹喜也弃绝人事专修道德。
“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以及“我无为而民自化”都是道德箴言，其影响上至帝王下至黎民，以至于始于战国盛于西汉的黄老思想变成了统治者的施政纲要。老子的思想对后世之影响极其深远，嵇康等七贤隐逸避世、李白伴着美酒求仙，再是道教盛行于民间，难怪胡适说：“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老子的神通如此广大，非虚传的神仙可比，却又存于人间，那现实与缥缈也就有了分界。只是人有了神通必成为神，孔子说他见到老子就像见到龙一样也不过是个比喻，《列仙传》干脆把李耳、赤松子、宁封子和马师皇一起称为神仙。其实呢说来说去老子还是人，却是个神人，其思想一直与儒家、法家、墨家等并行，且延续不断也影响至深！自周礼被夺去独尊的地位后，人们的精神脉络之流变起伏跌宕，老子思想的影响是其不可忽视之因素，积极也好，消极也罢，老聃、尹喜，再是后来的庄周都功不可没！至于老子出关和尹喜望气是不是与秦关有关、老聃究竟归隐到何处都无关紧要了。
《水经注》说，又东过砥柱间，砥柱，山名也。山挡住了黄河，大禹干脆凿宽山两侧的河道让河水分流而过，如此就留下一座像石柱的山矗立在河中，“中流砥柱”一词也有了出处。黄河自昆仑墟始发，咆哮东奔，激起了多少浪花，一代代风流人物在骇浪中留下了驱之不去的旅痕！万古波涛看砥柱，乘风破浪搏中流，留下的故事才那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