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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固吴地，佛道儒相济；功成身退变富甲，散尽家财唯范公；伍员身死践忠孝，子长文直一家言；世事多曲折，翻转亦朝宗；江岸百花尽灼燿，群流入江古风迴。
《水经注》说，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彭蠡泽系古称，即今江西鄱阳湖，《尚书·禹贡》说，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尚书》中的“鸟”读“岛”，即阳岛，指扬州附近海岸的岛。《水经注》说，江水自濡须口又东，左会栅口，水导巢湖。濡须又名石梁河、马尾沟、东关水，即今安徽巢湖市东南濡须水。至于濡须口，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濡须山与无为县西北七宝山之间，因两山夹峙，濡须水从中流过而得名。至于栅口，亦称栅江口，古栅水入江口，即今安徽由巢湖出口，在今安徽省芜湖市东北裕溪口。江水再往东流去，又左会清溪水，注栅水，栅水又左会白石山水。栅水即今安徽由巢湖出口，东至芜湖市东北裕溪口入江的裕溪河。《水经注》又说，栅水又东南，积而为窦湖。《水经注疏》说：“会贞按：（窦）湖在今巢县东南。”唐改襄安县置巢县，属庐州，今并入巢湖市，直属安徽省。
《水经注》说：“（窦）湖水又东迳右塘穴北，为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格虎山当为小岘山，在今安徽合肥肥东县东，《舆地纪胜·卷四十五》却说，在梁县东南四十里。《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则说，《志》云：（小岘山）在（合肥）县东七十里，盖黄山之支陇也。南宋置梁县，治所在今安徽肥东县梁园镇，元属庐州路，明初废入合肥县。至于合肥县，西汉置，属九江郡，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西二里，东晋改汝阴县，隋复名，1949年撤销，城区改设合肥市，县境分别改设肥东、肥西两县。至于格虎山，肥东县岘山村乃包拯的出生地，据传因村边的山上有老虎而得名虎山，村民为驱赶老虎正对虎山放上石犼，这大概是山名的来历。《水经注疏》就说：“守敬按：考《方舆纪要》遏虎城在和州西，称《元和志》历阳西有遏虎城，晋王导筑以遏石虎，疑即此城。遏、格字异，盖传写歧出。”北齐时置和州，治所在历阳县，也就是今安徽省和县。至于郦道元所言之诸城，《水经注疏》说：“守敬按：《通鉴》梁天监三年，征虏将军赵祖悦与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败续、败绩。城盖是时筑。”至于东关，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六十里东关镇西北，裕溪河东岸濡须山上。三国吴诸葛恪筑东关，隔濡须水与七宝山上的西关相对，北控巢湖，南扼长江，为吴、魏之间的要冲。《三国志·魏书·齐王芳传》说，嘉平四年，征南大将军王昶等征吴，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至于东关，《水经注疏》亦有考究：“守敬按：《唐志》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环宇记》，在巢县东四十里，含山县西九十里，称顾野王《舆地志》，巢湖东南有石梁，凿山通水，是名关口，相传夏禹所凿，一号东兴，地高峻险狭，实守扼之所，故天下有事必争之地。”《水经注》也说，昔诸葛恪帅师作东兴堤，以遏巢湖，傍山筑城，使将军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东兴堤系东吴孙权、孙亮时筑建，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南，与巢湖市相接。《三国志·诸葛恪传》说：“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以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
诸葛恪是琅琊阳都，即今山东省沂南县人，字元逊，三国时期吴国名将、权臣，大将军诸葛瑾之长子。神凤元年，即252年，孙权病逝，孙亮即位，拜诸葛恪为太傅。同年，魏国征伐东吴，诸葛恪率大军克敌获胜。《三国志·诸葛恪传》说，（吴主）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六朝事迹编类》说，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建兴二年，即253年，诸葛恪征淮南失败被杀，大权落入孙峻之手，其死后从弟偏将军孙綝握权，杀害大将吕据、朱异，所以“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天纪四年，即280年，孙吴被西晋灭，共历四帝，计52年。《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说，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犹或矢誓众臣，予违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西晋史学家陈寿说舜、禹针对的是吴国末代君主孙皓，仅言其“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一条就足够了。唐代周昙作《吴后主》说，吴宫季主恣骄奢，移尽江南百媚花。一旦狂风江上起，花随风散落谁家。
《咏史八首》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唐代李善注：东吴，谓孙氏也。暂且不表魏晋诗人左思所咏之意，李氏所注亦无可挑剔，只是汉语词汇多释义。《晋书·食货志》说，东吴有齿角之饶，西蜀有丹砂之富。唐代房玄龄作《晋书》言及东吴则是古吴地之意，百度汉语还用了“泛指”一词，此证似有牵强之嫌。《汉书·东方朔传》说，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前195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都于沛，即今江苏沛县，改当年刘贾所封的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都于广陵，即今江苏省扬州。如此以来，《汉书》所言之吴地就是封国，可其言“吴地”也有“泛指”的意思了。至于古吴地，自然要说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周太伯是吴国的始祖，与孙权毫无瓜葛，可两个时期的君主所占的地望大致相同。《汉书·地理志》说，梅里上有吴国，周武王封太伯之后于此，是为虞公，即周章之弟虞仲，盖仲雍之曾孙也。梅里是商末周初吴国之都，该地存在太伯冢之遗迹，南梁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说其在无锡。依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疆域于涵盖无锡、苏州等地，其遗迹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宁镇地区、皖南丘陵和太湖地区西部，春秋时期向西延伸至滁河下游一带，超过了其重要源头湖熟文化的分布范围。孙吴的疆域范围，北至庐江郡，即今江苏中部、南通日南郡，即今越南中部，西达交趾郡，即今广西东部，东临东海，涵括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省的完整地区，以及江苏、广西、安徽和湖北和重庆、上海、今越南的北部地区。如此以来，东吴与古吴国就有了瓜葛，而之于今时其被统称为古吴地也名正言顺了。
《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司马迁说延陵季子之前，先引孔子之语，“太伯可谓至德矣。”太伯之德，除了三让天下，尚有开发江南之功，所以司马迁又以太史公之口吻感叹：“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至于延陵季子，乃吴王寿梦第四子，三次让位，堪比和仲雍让位于季历，即周王季的周太伯，难怪太史公褒其仁、其义，且视其为博物君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说，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夫差极武而亡吴，缘于其失周太伯之德、寡季扎之仁，所以《弘明集·正诬论》说，服则柔而抚之，不苟婬刑极武。吴国灭亡了，可其文化之脉未断，周太伯被奉为至德圣人、吴文化始祖。至229年孙权立国，与句吴相聚近八百年，其间有周有秦有汉，吴文化也在朝代更迭中成为华夏文化中不可获缺的因子。
《三国志·吴范刘惇赵达传》说，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陈寿所言之“范”是吴范，会稽上虞，即今浙江省绍兴人，孙吴官员，擅长术数，与刘惇、赵达、严武、曹不兴、皇象、宋寿和郑妪合称吴中八绝。术数亦多解，又称数术，之于吴范来说，应当为道家之术，《汉书·艺文志》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晋代葛洪作《抱朴子》说，曾从吴主别，到洌州，还遇大风，百官船多没，仙公船亦沉沦，吴主甚怅恨。明日使人钩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仙公”即葛玄，孙权从洌州回来找不到船“甚怅恨”，忽然见葛玄“从水上来，衣履不沾，而有酒色”，问其缘由就说：“臣昨侍从而伍子胥见请，暂过设酒，忽忽不得，即委之。”此言是不是杜撰此处不究，葛玄系道教灵宝派祖师不虚。张道陵是道教始祖，创五斗米教，传张衡，传张鲁，至张正常，已是元末明初正一派第四十二代天师。建安二十一年，即215年，张鲁降曹之后，五斗米道民开始向中原地区发展的同时也传入江南。对于道教传入江南的时间学界有争论，大致为汉末三国两晋或魏晋时期或西晋末年。至于道教传入东吴的时间问题亦有人论证，却不在拙文所涉之列，孙权与葛玄、吴范等人交往说明道教传播绝非偶然。有论者说，早期天师道的信奉者和追随者是比较贫穷的下层人士，可1950年发掘东吴道士郑丑墓，证实上层人士也不乏信道之人。其实，《抱朴子》所述，剔除非现实主义的成分，孙权与葛玄之间的交往早就印证了道教在东吴时期之的传播绝非仅限于下层人士，而作为吴主其号召力和影响力也不言而喻了。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同样影响着东吴文化，建业，即今南京是三国时的佛教重镇，孙吴的佛教中心。高僧支谦、康僧会先去孙吴，受到孙权的推重。孙权筑建初寺，吴末帝孙皓也曾修缮寺庙，且要求宗室信奉佛教。《高僧传·康僧会传》说，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道与儒相容，佛之经历多曲折，却一直与其共存，东吴作为江南之国亦不弃儒。《三国志·三嗣主传》说，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陈寿所述乃孙权之诏书，“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所以“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孙权下诏令“立五经博士”，意在“以敦王化，以隆风俗”。虞翻乃为会稽余姚，也就是今浙江余姚人，东吴经学家，文武全才。《三国志·虞翻传》说，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孔融是东汉末年名士、文学家，为孔子的二十世孙，与虞翻通书信大赞不已。太伯三让成句吴，也成为吴文化之源。东吴人是后继者也是开拓者，容道、佛两家，且与儒相济，此可谓江岸花灼燿，古风亦生新。《六朝事迹编类》说“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的确不虚，可东吴被掩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吴文化不会消失。只是古风之中孔孟之道当先，倡之反之，反之倡之，世事多曲，从来翻转，值今时当出何言哉！
《水经注》说，南江东注于具区，谓之五湖口。郦氏在前文引《汉书·地理志》说，江水自石城东出，迳吴国南，为南江。《水经注疏》说，戴云：按《地理志》，丹阳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道受江东至馀姚入海，于会稽郡吴下云，南江在南东入海。如此以来，《汉书·地理志》中所言之“石城”当是贵池，春秋时属吴，西汉时期置石城县，治所在今安徽贵池市灌口乡石城村，属扬州之丹阳郡。隋开皇九年，即589年废石城县入南陵，十九年复析南陵西五乡并石城故地置秋浦县，五代十国时期易名为贵池县。至于具区，又名震泽。即今江苏太湖，《尔雅·释地》说，吴越之间有具区。至于五湖口，《水经注》说，谓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滆湖也。
《水经注》说：“是以左丘明述《国语》曰：越伐吴，战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灭吴返，至五湖而辞越，斯乃太湖之兼摄通称也。”越王勾践几次欲征伐吴国，却都被范蠡阻拦。周敬王四十二年，即前478年，勾践蓄足实力，时机也见成熟。《国语·越语》说，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王曰：“诺。”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此谓之范蠡与吴王勾践之对语，伐吴从时有必胜之算。《国语·越语》又说，（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史记·越王世家》则说，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范蠡离开勾践之后，左丘明说其“莫知其所终极”，司马迁却说其自食其力，积攒家财，躬耕、经商，却视钱财如粪土、疏于官场，“卒老死于陶”。《国语》与《史记》中的描写之所以出现差异，应当缘于左丘明死后二十多年后，范蠡才离开人世，而司马迁知道其最终的结局。如此以来，左氏之说与太史公之言就不相悖了。
《人物志·流业》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所谓的术家乃精通权谋之人，而权谋谓之随机应变之谋略。张良辅佐刘邦成就霸业隐身而去，是不是步范蠡之后尘不得而知，可其随后笃信于道是不争的史实。《国语·越语》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三国时期吴国史学家韦昭作《国语注》说，与天，法天也。越王勾践召见范蠡问策，范氏之言意即要想保持强盛必须效法天道。范蠡之说能在《道德经》中找到源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谓之老子的天地人一体观。言及老子就不能不提计然，《范子计然》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越王世家》又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司马迁所言之“子”乃范蠡，其教越王勾践伐吴之术当是计然之功。计然又称计倪，字文子，春秋宋国葵丘濮上，即今河南商丘民权县人，南游越国时范蠡为徒，授其七计。计然所著之《通玄真经》，被道家奉为“四子”真经之一。
《史记·越王世家》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司马迁记述的是范蠡之言，太史公之笔法向来言简，可其说“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令人猜疑，尤其是“归相印”一节，究竟是作了相，还是没做就交还不知其详。如此以来，范蠡是不是在齐国作过相就有了争议。只是范蠡“浮海出齐”无异议，且在交还相印之前早“家致千金”，《史记·货殖列传》也说：“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史记·货殖列传》又说，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平粜理论反映了范蠡的经济思想，而其前提是“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经商如打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金木水火关联的是土，丰收、歉收、饥馑、干旱也离不开五行，此谓之自然，所以《史记·货殖列传》又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计然篇》也说，然者，自然，天然，必然，物之道也。物道乃物之情与势，不依人意所动。《道德经》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范蠡深谙老子之说，可其从不弃师之诲教，且践行之。只是《史记·货殖列传》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范蠡用计然之策帮助勾践治理越国，《国语·越语》说，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范蠡留下二策“用之家”亦兴盛，可《史记·货殖列传》说，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所以《史记·越王世家》说，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其实，探其缘也不难，范蠡始终秉承、践行老子之说才是根本，《道德经》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史记·越王世家》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司马迁说大禹治水平安九州，勾践是其后裔，励精图治誓灭吴国，可其尊奉周室，与“欲霸中国尊天子”的吴王夫差相比自然是贤德之人。勾践灭吴“战于五湖”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只是此战前，《国语·越语》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范蠡用兵讲究四时、阴阳，乃道之理。《国语·越语》说，范蠡进谏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越王欲伐吴，范蠡说夺取别国土地是背德之事，战争只不过是下策，违背德行、动用武力的人最终被打垮，可勾践不听劝阻，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司马法·仁本》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兵家礼、义、仁、信与儒家所倡之义合，《道德经》也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行文至此毋庸多语言，只是不知郦氏作《水经注》时言及五湖有何隐言哉！
《水经注》说，江水又东注于海，是所谓三江者也。只是《水经注疏》说，守敬按：自浅人见下文有三江环之之语，遂改南为三，若与郭璞之三江在离合间，不知郦氏不以浙江当南江，又何尝以松江当中江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史籍对三江都有解释，可今人认为，史籍中对其说法牵强，所谓“三江”应为众多水道的总称，非确指某几条水。依照郭氏之言，郦氏作《水经注》其原笔是南江，而今人认为这条水道并不存在。郦氏所处之年代乃南北分治时期，无缘涉足江南，作《水经注》之江水篇凭史料撰写，有误处或留争议亦不足为奇。只是《水经注》又说，故子胥曰：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水经注疏》说，守敬按：郦氏特引子胥语者，以其所谓北江、中江在吴分，南江在越分耳。
《国语·越语·勾践灭吴》说，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前494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困守于会稽山。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太宰伯嚭求和，夫差没听伍子胥之谏而与越国和好。吴国早期的疆域在今江苏南京、扬州一带，至吴王阖闾时扩展到苏州。越国封地处欧余山之南，其疆域以绍兴禹王陵为中心，至于勾践灭吴之后不在伍子胥谏言夫差的语境之中。如此以来，江浙古来多水道，那伍子胥言吴、越两国“三江环之”就不虚。伍子胥谏言夫差灭越，缘于“陆人居陆，水人居水”，攻下中原诸侯国不适合吴人居住，而胜越后，可“居其地，乘其舟”，且言“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只是太宰伯嚭受越国美女而谗言夫差，最终导致勾践灭吴。
伍子胥忠心谏言夫差灭吴引火烧身，弃齐灭越与就成了托齐灭吴，接受夫差的赐剑而自裁，所以《南华真经》说，伍员、苌弘知事君尽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祸。伍子胥名员，亦称申胥。苌弘是周大夫，帮助范氏遭晋卿赵鞅声讨被周人所杀。其实，庄子评说伍子胥有前提，“外物不可必”即外在事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其死后“流于江”的前提是“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可惜“忠未必信”。庄子说完忠又说孝，“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又可惜“孝未必爱”，所以以孝行著称著的武丁之子孝己被放逐而死、倡导孝恕忠信的曾参悲切一生。故《南华真经》又说，“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庄子用金木、阴阳讲求事物的秩序，顺着昌，逆则猖，猖则“僓然而道尽”。《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说：“忠孝之诚，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胜之，唯僓然无心而至顺者，忠孝之道尽矣。”《南华真经》以忠孝说道，而《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则以道说忠孝。有论者说，褚伯秀为南宋咸淳年间的道士，其撰写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纯属道学著作，而其治学兼融儒释，立场颇具遗民之志节。《庄子·胠箧》说，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庄子提倡绝圣弃知，反对所谓的至德之世，且以苌弘被剖腹、子胥被抛尸江中任其腐烂为证。春秋争鸣有百家之说，庄子师儒学道而反儒看似矛盾，却顺理成章。《庄子·胠箧》说，田氏代齐依然“身处尧舜之安”，鲁侯献酒味道淡薄，致使赵国之都城遭围困，所以“圣人生而大盗起”。只是《庄子·胠箧》又说，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庄子以反示正，圣知之法不能护正，也就没有存留的必要了。如此以来，伍子胥之死正如《庄子·胠箧》所说，“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只是还不如《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说得清楚，“忠佞相摩，患怨日炽，人和焚弃矣。”
后世对伍子胥的评说甚多，有褒有贬，评说者往往会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有人说，司马迁的评论则甚为理性和深刻。《史记·伍子胥列传》说，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只是余还是推崇庄子之说，其隐含之语恰恰是伍子胥所处的时代之痼疾。先秦时期，孔子提倡仁、礼、序和忠恕、中庸，以及为政以德；孟子提倡仁政、民贵君轻、性本善；荀子则提倡仁义、王道礼治和性本恶。只是儒家思想在春秋，尤其是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逐鹿中原，儒家思想注定遭受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史记·索隐》说：“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嗟彼伍氏，被兹凶慝！员独忍诟，志复冤毒。霸吴起师，伐楚逐北。鞭尸雪耻，抉眼弃德。”伍子胥弃楚助吴，掘坟鞭尸而释怨毒的确出于家仇，后世亦有诟病，可楚吴相争、越灭吴国，诸侯争霸乃春秋战国时期的常态化争端。田氏代齐乃窃国大盗，所以《庄子·胠箧》说，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如此以来，庄子之言就不是乱语，那其说孝己说曾参说苌弘说伍员，不正是感叹儒家所言的忠孝礼义之失吗？
《水经注》说，均水出析县北山，南流过其县之东。均水在今湖北随州市西，上源为淅水，出河南卢氏县，南流经西峡县西，至淅川县南与丹水合流为均水。至于析县，秦置，因淅水为名，即今河南西峡县，南朝宋废。《水经注》说，均水发源弘农郡之卢氏县熊耳山，山南即修阳、葛阳二县界也。汉武帝元鼎四年，即前113年始置卢氏县，属弘农郡。熊耳山在今陕西省东南和河南省西部，却不是一水之源，《汉书·地理志》说，熊耳山在（卢氏县）东，伊水出。至于修阳、葛阳二县，《水经注疏》说：“赵云：按《魏书·地形志》，析州修阳郡领修阳、盖阳二县。盖、葛音同通用。”修阳县和葛阳县为古县名，于今河南西峡县北置县。《水经注》说：“（熊耳山）双峰齐秀，望若熊耳，因以为名。齐桓公召陵之会，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史记·封禅书》说，桓公曰：“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春秋左传·齐桓公伐楚》说：“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左丘明记述的是鲁僖公四年，也就是前656年，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军中交涉，齐军后撤临时驻扎在召陵。召陵乃春秋楚邑，在今河南郾城县东召陵寨。《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齐桓公向屈完夸耀齐军势众，可对方只用简短之语就化解了一场战争。
司马迁写《封禅书》和《齐太公世家》时，一定不会忘记熊耳山，《水经注》说，太史公司马迁皆尝登之。《史记·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青少年时期，司马迁就游历天下，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上姑苏，望五湖；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报任安书》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只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如此以来，郦氏说司马迁曾登上熊耳山就不虚了。《汉书·司马迁传》说，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班固所言之“书”，乃《报任安书》，任安是西汉荥阳，即今河南荥阳人。任安与司马迁交好，曾任北军使者护军，受戾太子事件牵连被处于腰斩，临刑前收到《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辩解遭受宫刑，其作《报任安书》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孟子·离娄上》说，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焦循正义：“西伯，即文王也。纣命为西方诸侯之长，得专征伐，故称西伯。”周文王克明德慎罚，勤于政事，礼贤下士，其势力壮大令纣王不安。《史记周本纪》说：“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崇侯虎是有崇氏国君，侯爵，名虎，受商封为侯，西伯获释回国后举兵伐崇被杀。至于羑里，一名牖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北。《汉书·地理志》说，河内郡荡阴县：“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古来对《周易》推崇有加，且对后世影响至深。《论语·述而篇》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医旨绪余》说：“彼知医而不知《易》者，拘方之学，一隅之见也。《答苏伯固书》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尤其是孔子赞易之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
屈原被放逐后作《离骚》，亦为司马迁作《史记》之动力，所以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有其人必有其文，《文心雕龙·辨骚》说：“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只是刘勰说汉宣帝和杨雄之辨“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所以《文心雕龙·辨骚》又说，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经者，当谓之经书，诸如《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经传。“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出自《离骚》，有德者在位，无德者失国，此句印证刘勰之言，亦可说汉宣帝和杨雄之辨非子乌虚有。有其文必有其人，《楚辞集注》说，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朱熹集注楚辞，对屈原之评价可谓至高矣！
左丘明失明后著《国语》，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都尊左丘明为“君子”，唐封其为经师，宋封其为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其为先儒和先贤。孙子膑脚著《兵法》，《文心雕龙·程器》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刘勰评孙子，言其“《兵经》，辞如珠玉”非笃武而弃文，以文经纬军国，负重而成栋梁，其穷、达之论与圣人所倡之“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一脉相承，何况，大兵家向来以礼义仁智信为本。吕不韦受到嫪毐案牵连被迫迁蜀作《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注》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言其以黄老为宗尚不完全，《本生》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吕氏春秋》承袭老庄之道，却避其出世之态，而倡导兼顾儒家推崇的入世之姿，所言看似只涉天子治国，却也有普及大众之意。至于韩非被囚禁于秦国而发奋作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之言不虚，可法被秦用，汉用黄老，而儒终究独占鳌头，只是法儒又非水火不容。
司马迁命运多舛，以西伯、屈原、左丘明、吕不韦和韩非为楷模，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志·总序》说：“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南宋郑樵作《通志》言及《史记》，说其“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有论者说，《伯夷列传》以上古时期尧舜、卞随、务光让位，到伯夷、叔齐让贤，体现了司马迁以儒家天下大同和长幼有序为本的思想。此论非偶然，《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如此以来，司马迁作《报任安书》时说“仲尼厄而作《春秋》”一定多感慨，只是其登上熊耳山，齐桓公之鄙夷不屑、屈完之不卑不亢一定会浮现在眼前，而《齐太公世家》未必没有腹稿。再想到孔子及其弟子们适齐适楚适陈，司马迁游历天下望五湖、过淮阴、至临淄，脚踏圣人之履，历经磨难，终成一家之言。
《水经注》说，（均水）又南当涉都邑北，南入于沔。郦氏在沔水篇中说，按《郡国志》，筑阳县有涉都乡者也。秦时置筑阳县，治所在今湖北谷城县东北四里，以在筑水之阳而名，隋废入义成县，又改谷城县。至于涉都，郦氏又说，（沔水）又东南迳涉都城东北。涉都城在今湖北谷城县西北，汉水南岸。
《水经注》说，粉水至筑阳县西而下注于沔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