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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水多屈曲，先哲聚颍川；洧渊潭内见蛇影，杯弓非蜧映双伯；德化鸟兽虫不入，清阳沟水过旧祠；乱流交错缘散聚。河水渺绵瓜蔓流。
《水经注》说，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秦置阳城县，曾是春秋郑国阳城邑，属颍川郡，治所即今河南省登封东南二十四里告成镇。只是《地理志》说，出阳城县阳乾山，今颍水有三源奇发，右水出阳乾山之颍谷。阳乾山是汉代的山名，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非古山，也就是今马鞍山。《水经注》又说，中水导源少室通阜，东南流，径负黍亭东。“少室通阜”今称当阳山，位于现在的河南省登封西境少室山西南。《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续汉志》，阳城有负黍聚，即此。
《水经注》又说，《显志赋》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许由于负黍。相传，善卷是尧舜时期的隐士。《庄子·杂篇·让王》说，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许由是阳城槐里，也就是今河南登封人，字武仲，许姓始祖。与善卷一样，许由也拒受尧帝禅让逃于箕山。箕山是鄄城四山之一，鄄城一般指鄄城县，属菏泽，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西北两面跨黄河与河南省毗邻，因境内有鄄邑、鄄城而得名。只是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箕山被逐渐淤没于地下。《濮州志·山川考》说，箕山在州治东五十里，相传许由所居。《水经注》又说，《吕氏春秋》曰：卞随耻受汤让，自投此水而死。张显《逸民传》、嵇叔夜《高士传》并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卞随也是上古时期的隐士，后世以卞为姓，奉其为始祖。《水经注疏》又说，《御览》五百九引嵇康《高士传》又作桐水，《庄子》司马《注》见《释文》云，本或作桐水。《文选·长笛赋》注引《庄子》作桐，《史记·伯夷传· 索隐》作桐，桐亦泂之误。桐水也被称为桐汭水，在今安徽广德县西。魏晋杜预说，宣城广德县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阳湖。郭守敬也不过矫正郦氏所言之瑕疵，可卞随拒商汤禅让史料中多见，可见不虚。《庄子·杂篇·让王》说，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
其实，拒受禅让的还有子州支父，《吕氏春秋》说，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子州支父同样是上古时期的隐士，拒受尧禅让才说出《吕氏春秋》记录的那段话。子州支父讲求以大道之精髓得以保全，而不应该以损害身体为代价追求功名利禄，且将那些“危身弃生以徇物”者视为“今世俗之君子”。《庄子·杂篇·让王》又说，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子州支伯拒受舜让天下时，以过度忧劳致疾为托词，庄子由此感慨，天下固然珍贵，却不能用生命去替换，这是于世俗者的区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李颐的话说，支父，字也，即支伯也。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引俞樾言说，《汉书·古今人表》有子州支父，无支伯，则支父支伯是一人也。李颐是明朝隆庆二年进士，俞樾是清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都是大学者，倒不会言之无据。只是尧在先，舜在后，彼此年龄相差悬殊，在世之岁尾首也不接，何况，庄子作文也令人疑支父和支伯是两个人，究竟是笔误还是后世传抄有误就不得而知了。古来作文或注文多文墨之争，只是子父也好，子伯也罢，两个人拒受尧舜禅让，所言表明都深悟道之精髓，轻物重生，万物齐一，以达到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境界。再联系到善卷、许由等都不外乎表达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思想，“安时处顺，逍遥无待，穷天理、尽道性，以至于命”也是《庄子·杂篇·让王》的题旨。
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儒墨法道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在唐宋之后成为传统主流文化。道家思想成型于春秋时期，大道无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是其核心思想，无为、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也就是道法自然。老子堪称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师儒学道，认为《易》以道阴阳、道遍及六合四方，反对人为，追求至德之世，继而形成与儒释并立于世的老庄哲学。其实，每一种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前世之影响。《太上老君开天经》说，黄帝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广成子，消自阴阳，作《道戒经》、《道德经》。黄帝以来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别，贵贱有殊。“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出自《谁氏子》，太上老君本身就是个虚拟的人物，再下界授道于黄帝自然是托古立言之说。《庄子·在宥》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庄子记述的是广成子授道之言，知者倒是“尽知其妄矣”，可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播百谷、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与岐伯讨论病理，成就医学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出自《淮南子·修务训》，其言属实，却融合了自上古传下来的阴阳、经络和养生之说，其中就蕴含着“至道之精、形将自正”的道理。除黄帝之外，还有创八卦的伏羲、置婚姻的女娲、尝百草以医民恙的神农，八卦后有《周易》，婚姻和能疏经络、去病疾的百草也不弃阴阳之道。《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此以来，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不是创立者，其治世思想却启发了后世，且直接影响了道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汤液本草》说，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伊尹是殷商人，中华厨祖，也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种卷中有《九主》篇，是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中之佚篇。《伊尹·九主》中真正全面肯定的只有“法君”，其顺道而应法，也就是“圣王”，其余八种成为八啇。有人认为“啇”为“谪”，《释文》说，谪谓其过也。《九主》说，法君名分，法臣分定，以绳八啇，八啇毕名，过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战国时期，楚国是黄老思想盛行的主要地区，《方言》也说，谪，过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议人谓之谪。如此以来，《伊尹·九主》的作者就是楚国人，成书年代也不晚于春秋末期。《伊尹·九主》说，天乏无（名），复生万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不可为二名，此天乏也。“天乏”无名，无名即无形，能生物而不为物，超乎物象之外，实则是老子所说的道。天纶实即天理，《释名·释采帛》说，纶，伦也。作之有伦理也。天乏是无限之道，不可言喻；天纶是有限之道，有形有名，两者同出一源，是道的不同表现形式。《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古人托言于伊尹，总结正定明分，加强王权，以免重蹈夏桀之覆辙。有论者说，伊尹的思想原貌现已无从考知，不过就《九主》的内容来看，至少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其思想的认识。只是伊尹的“天乏”和“天纶”之思想，完全可以于老子之前寻找到道家之源。黄帝之后有巢父、姜太公、辛甲和鬻子等，其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那就是管仲。《管子》大概成书于战国时期，集法、儒、道、阴阳等为一体，古来评说不一，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却直言：《管子》，道家之言也。《管子·心术》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无所位，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老子》以为“失道而后德”，管仲则说道德无间，语辞不同，却依然是道。《管子》一书也被人说成是托名之作，只是有论者说，《管仲》、《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建内之》，不仅体现出管仲、鲍叔、隰朋等人辅佐齐桓公始霸这一春秋早期重要的史事，同时与《凡物流形》、《慎子曰恭俭》等相关文献一道体现出早期黄老道家的天道、人道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社会政治指向。如此说来，管仲作为道家思想的后继者，理应彪炳史册！
春秋战国之后，秦重法而轻儒，至汉初才用黄老之术治国，尤其是文景之后，被看成是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魏晋之后，处于政治上的原因，道家由“外王”转向“内圣”，老庄并称致使玄学兴起。两晋之后迎来五胡乱华，佛教盛行，蛮夷统治者极力倡导与中原文化融合，推崇儒学以教化臣民。两宋之前，儒释道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从六朝时的“三教一致”到“三教合一”，以至于宋后出现程朱理学，以儒为本，吸收与佛、道之长而形成影响后世深远的宋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出自苏轼的《定风波》，其人生态度之旷达与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超然物我之理念形成了完美的契合。苏轼之思之行不过是道家学说影响后世的一个方面，对帝王、庶民的统治和生存影响之深才可称为全方位渗透。鲁迅先生说，不读《道德经》就读不懂中国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家、教育家南怀瑾也说，真正把中国五千年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亦是道家老庄之学。
《水经注》说，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尧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墓焉。山下有牵牛墟，侧颍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也。石上犊迹存焉。郦道元说对着箕山的是崈高县南，也就是崇高县，在今河南登封西北，隶属颍川郡，东汉初并入阳城县。《水经注》又说，（阳城）县，汉武帝置，以奉太室山。行文至此不觉突发诗兴：清波碧水出颍川，先哲遗痕留箕山。莫道颍水多屈曲，乱流合聚终归一。
《水经注》说，颍水自堨东径阳翟县故城北。秦置阳翟县，并为颍川郡治，西汉时封韩王信于此，次年复为颍川郡，属豫州刺史部。曹魏时期将颍川郡治迁至许昌县，阳翟县划归司州河南尹管辖。《水经注》又说，《春秋经》书，秋，郑伯突入于栎。《左传》桓公十五年，突杀檀伯而居之。《水经注疏》又说，（《左传》曰），戴删曰字。（桓公十五年），守敬按：此五字当移于上句《春秋》之下。《春秋经》和《左传》记述的事情发生在同一年，郑伯秋九月入栎之后杀檀伯，前者没有说结果，郭氏可能觉得郦氏应该先点名年数为好。
《郑伯克段于鄢》说，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郑伯这个称谓指的不是一个人，左丘明说的是郑庄公。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前722年，郑庄公与共叔段为争夺君位欲擒故纵，两个人是一奶同胞，可母亲武姜偏向他的兄弟，干脆任其行为再讨伐。待郑庄公坐上君位倒是与母亲和好了，却被后世称为“郑伯”，以讥讽他对弟弟失教，赶走共叔段也是出于本意，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出自《左传·桓公十五年》，此处的郑伯是郑厉公。郑庄公去世之后，郑昭公，也就是其长子忽即位，宋庄公威逼利诱祭仲帮公子突，即其次子夺位，是为郑厉公。郑昭公知情之后流亡到卫国，可祭仲身为卿大夫专权，郑厉公图谋杀之不成，这才迫使郑伯入栎杀檀伯。
《水经注》说，服虔曰：檀伯，郑守栎大夫；栎，郑之大都。宋忠曰：今阳翟也。服虔是东汉经学家，宋忠是东汉末年大儒。栎是春秋时郑国的别都，即今河南禹州，也就是秦置的阳翟县。经历了频繁的政权更迭，郑厉公到底复位又坐上了君位。前675年，燕、卫联合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颓攻周，周惠王逃到温邑后拥立王子颓为王。前673年，郑厉公与人合兵攻周朝都城。周惠王复位之后，念郑厉公勤王有功，赐其虎牢以东的土地，周朝的领土再度缩小，郑国却因此复兴。
《水经注》说，夏禹始封子此，为夏国，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周公营洛，制礼乐，以佐宗伯，后礼乐文化兴盛。郑庄公在位期间早进入了春秋，周室衰微，各路诸侯谋霸于天下，可其励精图治富国强民，首先称霸于诸侯，史称“庄公小霸”。子产是郑国的卿，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治国有方呈一时盛世，《史记》说，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郑国短暂的强盛成就了《列子》，作为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其思想与道家接近，被道教奉为经典。至开元二十五年，即737年，李隆基设立玄学博士，指定《老子》、《列子》、《庄子》和《文子》为必读之书，时号四玄。只是春秋是学术思想的活跃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道家文化兴起的同时，法家思想也随之产生。到春秋中期，郑国国势已渐衰、国内矛盾重重，失去昔日的辉煌。春秋中后期，齐晋秦楚实力渐厚，遂觊觎霸主地位逐鹿中原，却演变成晋楚争霸。失去“小霸”地位，又经历受凌辱的“介居”期，为了复兴，郑国开始了法治治国。子产“铸刑书”、邓析“私铸竹刑”被视为法家文化之源，两位先驱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人认为，礼在于“别”，而法在于“齐”，所谓“别”是指贵贱，而“齐”则是在某种标准下实现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平等。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土地所有制和阶级成分发生变化，法治治国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郑国经历了“庄公小霸”之后，必须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稳固并发展自身的立足之地。《左传·昭公六年》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羊舌肸，字叔向，春秋时期晋国大夫，与子产、晏婴齐名。昭公六年，也就是前536年，子产公布刑书。叔向写信派人送给子产，除了说夏商周因刑而衰，还强调“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而郑国出刑书必将重蹈覆辙。子产回复说，铸刑书意在福延后世，且希望拯救当世，其与叔向之争实则是“礼”与“法”之间的博弈。如此以来，子产真如叔向所说的“弃礼而征于书”？非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吉是子太叔的名，春秋时郑国正卿，是子产死后的继任。清姜炳璋称，管仲和子产都是救时之相，可“管仲死而齐乱，以贤才不用，而小人得志也；子产死而郑治，以犹用子太叔也”。
《荀子》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之《非十二子》对邓析不赞成礼仪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且以说得有条有理以欺骗蒙蔽民众。子产执政时邓析任郑国大夫，同样是法家思想的先驱，却率先反对礼治，且反对子产铸刑书，私造“竹刑”。《左传·定公九年》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魏晋杜预注：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暂且不表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只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执政大夫驷歂杀邓析而存竹刑是不悖的史实。
《吕氏春秋》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邓析为难子产缘于彼此持有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前者代表旧的奴隶主贵族和继承周礼的新贵族，而后者以馈赠“大狱一衣，小狱襦裤”的方式传授法律知识于普通民众。“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该是邓析法学思想的灵魂，也决定了是非曲直具有重心偏移后的相对性。“两可说”是对针“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最好的诠释，只是之于正统观点来说，邓析的法学思想是诡辩、模棱两可或混淆是非。继邓析之后，晋国的赵盾、赵鞅也同样反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同时，提出“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同罪异罚，非刑也”等主张，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之法学思想的发展。
法家的雏形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至春秋战国时期有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等人的努力成为一个学派。郑国作为法学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尤其是子产提出的“宽猛相济”是对儒学“以宽服民”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其不废除乡学，难怪孔子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至于邓析，其法学思想的确具有革命性的平民思想，可其死后私制竹刑依然被当时的统治者所用，那取之所需就是必然。好在子产在先，抛开周礼或儒学之糟粕不说，法、儒相互融合，也为后世之思想者营造了未来宽泛的发展空间。有论者说，尽管儒家文化是主流，法家文化却从未退出历史舞台，凭借着巨大的生命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以来，提到法家思想或文化，郑国就是不可忽视的一笔，尤其是子产兴法而不弃儒值得称道。只是郑襄公之后，七穆轮流执政，掌控国家大权，而郑国国君则势力大衰。子产兴法致使郑国复兴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待其死后国势衰败到势不可为的地步，以致于亡国。细究起来，郑国之灭亡有外部因素，可内因也不可小觑。
《史记·郑世家》说，（郑繻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郑繻公是郑国的君主，姬姓，郑氏，名骀，在位27年，郑幽公之弟，有关其身份有争议，此处不提。《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黄帝以姬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氏是上古贵族表明宗族的称号、系姓的分支。如此说来，黄帝的儿子们分别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自然顺理成章了。《史记》又说，尧立后稷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后稷承继姬姓，是周朝之始祖。郑氏源于姬姓，以国号为氏，出自周宣王之弟姬友，也就是郑桓公的封地郑国，其被奉为远祖。之于郑氏还有源自子姓、姜姓等说法，可郑繻公与郑桓公一脉相承，被称为姬姓、郑氏也理所应当。
驷子阳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相邦，姬姓，驷氏，字子阳。《郑通志·氏族略》说，姬姓，郑穆公子子驷之后也，公子騑字子驷，其孙驷带、驷乞以王父字为氏。据《中国姓氏大全》载录，驷氏的起源还有“鲁国驷赤之后”的说法，不过，郑国“七穆”中就有驷氏，是郑穆公的后代，其当权历经郑襄公至郑声公八个君主，前后长达一百五十年。如此说来，驷子阳系驷氏自然与鲁国无涉了，只是与郑繻公依然同出一脉。
至于郑繻公为什么杀驷子阳，《史记》只说其死之前，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伐韩却败韩兵于负黍，只是郑韩之争并不是君王杀相的原因。《淮南子·氾论训》说，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刘安的确是个人才，不只是发明了豆腐，还将郑国的狂暴之徒杀驷子阳之事载入史册，可能其承袭了《庄子·让王》、《列子·说符篇》之言。只是《韩非子》说，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暂且不说周威公如何，韩非认为郑王孙申，即郑穆公的孙子、公子挥的儿子，与陈公孙宁和仪行父等一样“皆思小利而忘法义”，”有这样的臣子，“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系年》说，楚师围之于蔑，尽逾（降）郑师与其四将军，以归于郢。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郑子阳用灭，无后于郑。“蔑”是春秋时鲁国地名，也就是姑蔑，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四十五里。至于太宰欣，《韩非子》有“太宰欣取郑”的记述，只是年代久远，文献语焉不详，难以考证，不过联系到《系年》所述，此人不虚。有史料说，前400年，郑国攻韩国首邑阳翟获胜，可楚又伐郑，郑败，繻公为媚楚而杀子阳，此说应与太宰欣有关，且和《系年》所言同出一辙。如此说来，驷子阳就死于内乱，何况，之后，子阳的党羽不杀猘狗之徒而杀繻公立姬乙为君，史称“子阳之乱”，可见太史公之言可信矣！只是驷子阳步子产之后尘，触怒猘狗之徒，也很可能招惹郑王孙申、太宰欣之流，那刘安等著《淮南子》未必全是信口道来。
“郑伯克段于鄢”缘于郑庄公与胞弟为争夺君位大动干戈，宋庄公阴谋诱骗祭仲干预郑政是令人不齿，可郑厉公杀檀伯，依然缘于“废嫡立庶”。上有周幽王废黜太子立姬伯服，再是子朝发动的周王室庶孽之乱，而“郑伯突入于栎”不过是覆辙重蹈。郑厉公倒是靠扶“危室”瓜分周域而兴郑，之后到底因国衰、内乱亡于韩，联想到所谓的“子阳之乱”也就有了意味。“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出自《旧唐书·贾曾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行文至此不觉又起诗兴：颍水过栎不复返，浪花闪现不见踪。新水未必叹旧水，夏地洛邑却留痕。
《水经注》说，洧水又东，为洧渊水。洧水就是今双洎河，源出今河南登封阳城山，自长葛县以下，故道原经鄢陵﹑扶沟两县南，至西华县西入颍水。《水经注》又说，《春秋传》曰：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即此潭也。《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此《左传昭十九年》文。杜《注》但云，时门，郑城门。顾栋高云，洧水在郑城南，知是城南门也。洧渊位于今河南新郑县东，《水经注》引用《帝王世纪》的话说，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御览》百五十五引《世纪》历代之都，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此钞变其辞。其实，解读郭氏之言也不难，传说有熊氏是黄帝部族的称号，立熊国，那有“熊氏之墟”就顺理成章了。《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因先封西都畿内之郑，故称郑氏。自郑东徙此，而施旧号于新邑，谓之新郑。读《水经注》离不开水，却也离不开岸边，故事也就有了。洧水从郑城西北流入，往东南流经郑城南边，从前外蛇与内蛇曾在这里相斗，内蛇被斗死，却是一种征兆。郑子婴十四年，也就是前680年，郑厉公从栎邑率兵攻打郑国国都，俘虏了郑国大夫傅瑕。傅瑕受到郑厉公的要挟和利诱杀死郑子婴，郑国易主。“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是何许人也？自然是郑厉公，其仿效谁？自然是郑庄公。
《水经注》说，（洧）水南有郑庄公望母台，用伸在心之思，感叔之言，忻大隧之赋：泄泄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兄弟相斗致使郑庄公和母亲庄姜生发了嫌隙，且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究竟有母子情，郑庄公就建了望母台。考叔见郑庄公心生悔意，又十分思念母亲，干脆提议挖一条地道，母子相见才其乐融融。考叔是郑国大夫，管理颍地，又称颍考叔。《左传·隐公元年》说，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郑庄公被孝顺母亲的考叔感化，身为一国之君其行自然具有典范的作用。《礼记》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畜应该是养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上》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西汉戴圣编著《礼记》记述了先前之礼制，以宣扬儒家之说。孟轲率众弟子著《孟子》以宣扬性善论，主张德治，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礼记》说孝言及道，《孟子》说畜也有了“仰事俯畜”这个成语，再与“仰事俯育”联系在一起就牵扯到“伦”，即戴圣所言“不逆于伦”，那郑庄公当然不能例外。
孝行生孝德，孝德成孝道，最终上升为孝治，孝文化由个体行为演变成帝王的治国纲领。虞夏殷商谓之孝行，尧帝不计较“父顽、母嚣、弟傲”依然“克谐，以孝烝烝”；商王武丁遭后母之嫉恨，却依然如舜一样施于孝心，说是个体行为，却影响了后世，孝文化也由此发端。至西周，孝升之为德，周人提倡孝行，且躬身垂范，因此《诗经》说，成王之孚，下士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春秋乱世，王纲解纽，乱象四起，孝也上升为道，以至于为治所用。《举贤良对策一》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董仲舒向汉武帝陈述“举贤良对策”，仁义礼乐中就包括孝，也由此发展成孝治。
《史记·孔子世家》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去陈国过郑国时遭恶语中伤，尧、禹、皋陶和子产都是贤达之人，可见圣人的形象在郑国人心中实在糟糕至极，只是圣人不以为然。孔子出生之时，郑庄公早去世一百多年，其掘地见母的孝行相信依然是美谈，可郑国民风自由开放，也有了被圣人嫌恶的郑音。“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出自《诗经·郑风·野有蔓草》，大胆、直白、率真也奔放。诗本来就是唱的，何况，郑国的音乐与诗同出一脉，细腻也美妙。遗憾的是，子夏曾劝阻沉迷于郑声的魏文侯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上承孔子、下启荀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也的确是孔子的好学生，《论语》说，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风和郑音如此不堪，罪魁祸首就是郑庄公。郑庄公重弄兴商的确是富国强民之举，可商贸发展促进了诸侯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造就了郑国特有的文化气质，也形成不拘泥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的民风。
“凤鸟再至、河又出图”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大也是最强之动力，更是其行为的核心纲领。孔子对郑音口诛笔伐，倒是没提到孝道，只是《周礼》中有亲亲、尊尊之说，强调的就是孝与忠，何况，圣人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好在郑简公时期，子产举不逾等，铸刑书兴法却知礼、守礼。《论语·公冶长篇》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如此以来，孔子也该心安了吧？行文至此依然有诗兴：洧水涛去激细浪，蛇僵不见望母台。韩灭郑室兴几日，秦并天下夜更寒。
《水经注》说，承水又东北入黄瓮涧，北径中阳城西。承水在今河南郑州南，《山海经·中山经 ·中次七经》说，太山承水出于其阴，而东北流注于役。“役”指的是役水，在今河南新郑市中牟县境内。《清一统志》说，（古役水）在新郑县北，流经中牟县南，今湮。《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太）山在今郑州南四十里。《水经注》说，乱流东径中牟宰鲁恭祠南。郦氏言“乱流”是说清沟水不循常道。《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名胜志》引《东京赋注》，以青阳沟为九沟之一，据上文此水流径清阳亭，故清沟又有清阳沟之名，指是水也。《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宋史·真宗纪》，景德中，幸西京，经汉司徒鲁恭庙，赠太师。今鲁公祠在中牟县三异坊。鲁恭是陕西扶风平陵，即今咸阳人，字仲康，于东汉章帝建初年间任中牟县令，以德教化民众，不用刑律，被广为传颂。《水经注》说，虫不入境，一异；化及鸟兽，二异；竖子怀仁，三异。百姓们敬仰县令，蝗虫不入境；世风良好，鸟兽受到感化不惧人，缘于就是个孩子也怀有仁爱之心，是为鲁恭三异。《后汉书》说，（鲁恭）十五，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出自《论语》，鲁恭心怀圣人之言才如郦氏所说：故能遗爱自古，祠享来今矣。
刘秀建东汉捡起汉武帝的衣钵，儒学无疑遇到了春天。汉光帝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至汉章帝继位后，政宽刑疏、禁除酷刑，最突出的成就是于建初八年，《白虎通》问世。鲁恭就是在东汉浓厚的儒学氛围中阻止蝗虫、感化鸟兽，可见德之力量被神话到多么高的地步。班固作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被称为儒客大家，除了彪炳史册的史学巨著《汉书》，还参与了《白虎通》的编写。《白虎通·辟雍》说，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辟雍本是周天子设立的大学，东汉以后，历代皆有，以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有诏令有理论，且有宣扬、传播儒学的场所，尊儒扬德的气氛自然越发浓烈。有论者说，《白虎通》对人伦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并皇帝钦定、颁布，成为指导全社会的行为准则，标志着萌芽于周代的礼教正式形成。“命之所遭，义无离贰”出自《后汉书·列女传》，此语缘于文中说“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东汉人吕荣恪守妇道，感化了好赌博的丈夫，之后寻师远学，得以成名。《白虎通》说，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吕荣之行也符合《白虎通》之教义，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只是依然不够，班昭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除了续写《汉书》，又善作赋、颂、铭、诔，可被时人称颂的还是《女诫》。为教导班家的女性，班昭才写了一篇不准备公开的文章，可其行止庄正、文名远扬，《女诫》到底被人竞相传抄，且风靡当时。“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出自《女诫》，这就是德了。行文至此亦当有诗，只是诗思倏然不畅，也罢也罢！
其实，诗思就是通畅未必能作出好的来，《水经注》说，（清沟水）又北分为二水，枝津东注清水。《荀子·劝学篇》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荀子说的中声是五音中之商声，商声是商音，商音是旋律以商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悲凉哀怨。《梦溪笔谈》也说，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荀子注》说，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唐人杨倞说《诗经》是醇正悦耳的乐章，要有节制，该止就止。只是诗也该如杨氏所言，何况，河水渺绵，的确如瓜蔓一样泱泱汤汤，水流惹诗思，河道多流变，今人空怀古，何必徒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