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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过圣地，淘沙出贤愚；赤爵化黄玉,爰居遭展禽；高祖过鲁祀圣人,恭王坏宅出儒籍；岸边乱峰倒交错，故水不逝影犹存；落叶无驻浮于水，残花流芳袭绿波。
《水经注》说，西南过鲁县北，泗水又西南流，迳鲁县，分为二流，水侧有一城，为二水之分会也。鲁县曾是春秋时鲁国国都，秦王政23年，即前224年置鲁县，为薛郡治，治所即今山东曲阜东北二里古城村。汉时鲁县为鲁国治，西晋至东魏为鲁郡治，北齐为任城郡治，隋废郡，584年改为汶阳县。泗水又名清水、清泗，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陪尾山，四源并发，故名。“浮于淮泗，达于河”出自《尚书·禹贡》，“泗”即泗水。《水经注疏》也引用《尚书·禹贡》说，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与，与菏合，又东南至睢阳入淮。郭氏所言之“方与”乃春秋时宋邑，战国属楚，在今山东鱼台县北古城集。
《水经注》说，南则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领徒之所也。《礼记·檀弓上》也说，曾子谓子夏曰，吾与女（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间。《水经》说，（洙水）源出今山东省新泰东北，西流至新泰西，折西南至泗水县东与泗水合流，西至曲阜城东北。古时候的洙水和泗水二水自今山东省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弘洙泗之风，阐迦维之化”出自《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洙泗”就成了圣地，唐朝诗人卢象作《赠广川马先生》也说，人归洙泗学，歌盛舞雩风。
《春秋孔演图》说，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衔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以水说史是郦道元著《水经注》之宗，其引用《春秋孔演图》之言，意在以史为托丰富水之内涵。郭守敬著《水经注疏》，“疏”亦是其不变之宗，高于注又忠于注，匡以其误、正其名也。年代久远，水道和地理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再是郦氏引用史料也多出入，郭氏提出异议或质疑自然很有必要，且其注疏无疑提升了史料的价值。只是与水相关的史实，对其理解也会出于重述者所处的时间、观点和立场不同而发生变化，也就不失作文的意义。
《春秋孔演图》是汉代无名氏所撰，属于谶纬类典籍，乃《公羊》一派神化孔子及《春秋》之作，《春秋纬》十四种之一，亦名《春秋纬演孔图》，东汉宋叔庠注。宋朝以后，《春秋孔演图》散佚。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关于谶纬从字面上解释没问题，只是有论者说，谶至汉初，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以谶辅经，以谶释纬”，这种现象肇始于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东汉明、章之后，以白虎通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白虎通》为标志，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而其远源实在汉初，考察谶、纬之发生演变史，实际上有谶而无纬。只是谶纬之说与经学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想和对儒学或儒圣之态度，也反映了儒学自先秦之后的发展状况。
《谶纬论》说，谶纬之言，起源太古。谶纬之说具有浓郁的原始思维色彩，将社会或人的现象与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以建立因果关系，从而演绎成经验行的结论，以至于成为一种指导生存的定式或定理。谶纬之说是汉代流行的神学迷信思想，作为隐语或预言或吉凶的符验或征兆干预人们的生活。至于“纬”，以附会儒家经典成书，也称之为纬书，具有浓郁的政治倾向和强调信仰崇拜的价值观，《后汉书·方术传上·廖扶》就说，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讖纬、风角、推步之术。”只是有论者说，所谓的“纬书”根本不存在，其实就是谶书，即以谶“纬”经之书，之所以以“纬”称之，是后汉图谶学者企图将图谶语“经”相提并论，自我高尚而已。其实，谶纬之说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是非曲直暂且不表，之于儒学的发展和运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此以来，“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以至于“作应法，为赤制”就具有了人力所不能消解的“权威性”。
南北朝江淹作《杂体诗》说，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有人解析《杂体诗》时说，《春秋孔演图》曰：“宵人之世多饥寒。”宋均曰：“宵 犹小也。”宋均是南阳郡安众县，也就是今河南省邓州人，字叔庠，东汉名臣，五官中郎将宋伯之子，系建武初年五官中郎将。《后汉书·钟离宋寒列传》说，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宋均喜好儒学，性格宽和，汉光武帝时凭借父荫选为郎官，调补辰阳县令，兴学广教，移风易俗。《后汉书·钟离宋寒列传》又说，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二十多岁的时候，宋均调补辰阳长，那里的人们迷信巫鬼就建立学校，禁绝不正当的祭祀活动，致使百姓们安居乐业。南宋洪迈作《容斋随笔·注书难》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洪氏之论至情至理也无懈可击，只是依余看来，但凡好者必是兴趣使然，继而必有动力积于内心，又怀有“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中庸之道，再难者亦不难矣。宋均好经通儒，《后汉书·钟离宋寒列传》又说其“以祖母丧去官，客授颍川”，居丧丁忧期间依然不忘授四书五经。“夫送终逾制，失之轻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也出自《后汉书·钟离宋寒列传》，朝廷禁止百姓丧葬奢侈，宋均身为上蔡县令却不予惩罚，而是注重教化民众。周公主张“明德慎罚”，贾谊主张“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董仲舒也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如此以来，宋均主张“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又符合孟子提倡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之思想，好儒、践儒，此谓之儒宗也！
“天子举贤，则景星放于天”出自《春秋孔演图》，景星乃大星、德星、瑞星，古谓之现于有道之国。如此以来，言《春秋孔演图》系谶纬之说就不无道理。《春秋孔演图》又说，（孔子）身长十尺，海口尼首，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均颐辅喉，并齿龙形，脊龙掌，胼协修肱。说圣人用“龙颡”、“龙形”、“龙掌”之类的词语，善用夸张能添文采，也与之后的“鸟化为书”、“赤爵衔书上”、“化为黄玉”之类的谶纬之言合拍。儒宗心怀儒学，自然也不弃儒圣，作为后来者，宋均注《春秋孔演图》也就不足为奇，何况，尚有诸先哲在前，步其后尘宣扬儒圣也在情理之中。
《汉书·董仲舒传》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班固编撰《汉书》记述的是董仲舒之言，强调义不去谋取私利，道不去计较自己的功劳，且说仲尼门下的五岁孩童都羞于谈论春秋五霸，缘于“先诈力而后仁谊”不好。《汉书》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清代皮锡瑞著《经学家法讲义》也说，董子传《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董仲舒对于儒学最大的贡献是天人感应之说，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预示灾祥，且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以警示世人。《尚书·洪范》说，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武王问箕子，其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扰乱了五行，天帝震怒，遂不讲九种治国大法给鲧。箕子之言除了道明治国之道，且对天子提出警告，不仁不义照样遭到天谴。至于天人感应，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董氏学说，正如皮锡瑞所言，其继承《公羊传》中的灾异说，又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从而建构了以“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的儒家学说。先哲们的思想成就了董氏之学说，故《春秋繁露》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尚书》是儒家六经之一，孔子又作《春秋》，言灾异缘于国君失德，且在《礼记·中庸》中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易传·文言传》，国君失德而国王，百姓不积善家亦有殃，所以《论语·八佾》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之说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汉书·五行志》说，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致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至董仲舒发挥阴阳家的思想才使其臻于成熟了。有论者说，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古来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合一。战国时的子思和孟子也提倡“天人合一”，董仲舒就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又有论者说，“天人感应”与“宇宙人类合一”的理论是科学理论，而不是封建迷信。董仲舒主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又主张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董仲舒以气为中介，阐明阴阳变换与人之福祸的关系，进而也有了“阳为德，阴为刑”的结论。如此以来，董仲舒的思想较之于箕子之说的确有极大进步。只是出于时代的局限等因素，人们对宇宙或天体的认识还不可能完全具有科学性，受天地感应思想影响下的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迷信化。董仲舒之学说自然会影响宋叔庠，对其思想的传承，也有助于教导治下百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如此以来，宋均注《春秋孔演图》也应该是“追远”之行。
《春秋孔演图》的作者是汉代无名氏，要是其完成的是一部具有神话色彩的著作，诸如“鸟化为书”之类的细节倒说得过去。只是《春秋孔演图》即便是一部文学作品，也应归为纪实之列。如此以来，言《春秋孔演图》是谶纬之作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好在司马迁作《史记》是冷静的，《孔子世家》说：“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孔子生来头顶上就有凹陷，可缺陷不影响信其成为万世之师，所以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如此以来，圣人被神话也就有情可原了吧？
《水经注》说，《说题辞》曰：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鲁城北，即子贡庐墓处也。《说题辞》也是汉无名氏所撰，亦名《春秋纬说题辞》，清待赵在翰作《七纬·春秋纬叙目》说，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此《春秋》说，终绎训词。只是《水经注疏》对郦氏引言提出异议，“会贞按：《御览》八百四引《说题辞》无卒字、所字”，好在“葬”字不多余，如此以来，那就是“孔子以受黄玉葬鲁城北”。至于庐墓，指服丧期间居住的坟墓旁小屋、房舍和祖墓。古时候，人们在父母或师长去世后，服丧期间在坟墓旁边盖房子居住守墓。《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司马迁所说的“赣”，古同“贡”，也就是说只有子贡在孔子的坟墓前守了六年。《孟子·滕文公》也说，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其实，子贡那么做一点都不奇怪，说其尊师还有个典故。叔孙武叔是鲁国司马、三桓之一，曾经说子贡比仲尼更贤明。子贡以围墙作比喻，说自家的墙只能齐肩，而孔子家的却有几仞高，要是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到宗庙的富丽堂皇，只是能找到的人可不多，此谓之“万仞宫墙”。子贡之说留于史册，《论语·子张第十九》就说，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孔子门下弟子众多，唯子贡学业和政绩突出，且能理财经商，也就是能掌握行情，囤积货物，贱进贵出，家累千金，自然不像颜回那么穷困。《论语·先进》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回”即颜回，孔子说其道德修养很好，却长久穷困，与能“不受命而货殖焉”的子贡相比大不相同。《论语·子路》说，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爱色，纳之以礼。”《论语•里仁》说，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微子篇》又说，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说到贫富贵贱，圣人从君子说到国家，其意很明了，只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圣人如此教诲学生，子贡才被尊为儒商之始祖。
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中出现私商，也就是有别于靠官府经营的官商，私人商业随之兴起。“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出自《韩诗外传》，其中所言之“贾人”就是说子贡是“不受命”的私商。汉刘向作《说苑·杂言》说，万人比非，不可为显士。子贡之所以能成为名士、名流，除了其学问高、政绩突出，还能“废举”而“货赀”。子贡以为“富而无骄”、“贫而无谄”很好，可圣人觉得“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才更好。《论语·子罕》说，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有人解读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只说由美玉而论商贾，其实不然。孔子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生致力于以礼治国，且以天下为己任。子贡喻圣人为美玉，可与“万仞宫墙”对应，“待贾者”的心迹也凸显得淋漓尽致。
圣人与子贡的对话中总也离不开礼，就是师徒二人探讨将一块美玉藏在匣中还是卖掉，都隐含着圣人具有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礼治的强烈愿望。只是有论者说，儒家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的确值得称道，可过于强烈会演变成功利主义，甚至激发其为求名利不择手段的行为。吴起早年曾从师于曾子，妻子是齐国人才得不到鲁穆公的赏识，其急功近利就引出其“杀妻求将”的故事来。《论衡·超奇篇》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汉语词汇往往都具有引申义，儒生原指遵从儒家学说的读书人，后来泛指读书人，只是拙文往下要探讨的依然是原始意义上的儒生。唐代元结作《寄源休》云：天下未偃兵，儒生预戎事。不怀疑儒生投笔从戎全是草包，却也不是所有“能说一经者”的人都能操戈于战场。如此以来，还是郁达夫作《读陈孝威
《水经注》说，泗水自城北，南径鲁城西南，合沂水。《水经注疏》说，会贞按：《左传·昭二十五年》杜《注》，鲁城南有沂水；《地形志》，鲁县有沂水；《元和志》沂水亦名雩水，源出曲阜县东南八里，今曰雩河，出曲阜县东南尼山之麓，即尼邱山也。至于鲁城，其曾为鲁国之国都城，故名，也就是曲阜的别称，《水经注疏》说，守敬按：《地形志》，鲁县有鲁城。《水经注》又说，平地发泉，流迳鲁县故城南，水北东门外，即爰居所止处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环宇记》，古鲁城东有二门，其北名上东门。《左传·定八年》，公歙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注》云，鲁东城之北门，又《国语》，臧文仲祭爰居于鲁东门外，皆此门也。
《国语》也说，海鸟曰爰居，止于鲁城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讥焉。展禽即柳下惠，姬姓，展氏，名获，字季禽，鲁国柳下邑，即今山东济宁邹城人，孔子称其为“被遗落的贤人”，孟子其尊为“和圣”。至于臧文仲，系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姬姓，臧氏，名辰，曲阜，即今山东曲阜人，世袭司寇，事鲁庄公、闵公、僖公和文公四位国君。臧文仲祭鸟受到柳下惠的嘲讽，《国语·鲁语》说，展禽曰：“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礼记·祭法》也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柳下惠讽刺臧文仲的话依照的就是《礼记·祭法》说的意思。努力王事而死、安定国家有功、能防止重大灾害的人才值得祭祀，那臧文仲祭祀落在鲁城门外的海鸟就是“越哉”。好在臧文仲还算明智，《国语·鲁语》又说，信吾过也，季子（季禽）之言不可不法也。
《论语》说，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孔子称柳下惠为贤人不假，只是又说，作为隐居的人，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和叔齐，而季禽和少连也能做到，却也不过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经过考虑罢了。孔子又说，虞仲和夷逸避世隐居，放肆直言，立身清白，弃官合乎权宜，可圣人和他们不一样，即所谓的无可无不可。圣人之言道出了世人立身处世之道，也是大智慧，可仕则仕，可退则退，可久则久，可速则速，成则好，不成亦无怨，实乃不偏不倚、执中用两的中庸之道！如此以来，柳下惠这个贤人是不是就打了折扣呢？非也！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臧文仲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向国君举荐，圣人干脆就批评其是个身居官位而不称职的人。柳下惠曾经任鲁国士师，掌管刑罚狱讼之事，可其“以直道事人”多次被撤职，招来怨恨也就合乎情理了。《孟子·万章章句》说：“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说柳下惠对待品行坏的君主、自己的官职大小、自身的穷富都能心平气和，受其影响的人们也都改变了处事的态度，此亦谓之“无可无不可”。《孟子·万章章句》又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说，圣人中有清白的、负责人的、平和的，孔子却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孟子·万章章句》又说“孔子之谓集大成”，且以青铜镈钟作喻，先敲出条理，再以特磬收束，还说“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所谓的“圣”即圣人。只是《孟子·尽心章句》又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国语·鲁语》又说，夫仁者讲功，而知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知也。柳下惠对于臧文仲祭祀爰居感慨颇多，讲仁、智，或不知者不问是“非知”，也就是无知或无智。柳下惠还说黄帝命百物、帝喾序三辰、尧均刑法、舜勤民事，再是鲧、契、汤、文武二王都是值得祭祀的人，这就牵扯到了周礼。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而奔走，这大概是其奉柳下惠为贤人的根本缘由吧？
《水经注》说，沂水北对稷门。“稷门”非一指，一是齐国城门名，在今山东临淄北古齐城西南首，因在稷山之下而得名；二是鲁南城门名。郦道元所言之“稷门”属于鲁国，《左传·定公五年》说，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魏晋杜预注：鲁南城门。鲁国的稷门很高大，从前有一个养马的人能把车盖投过去，只是说法也不一，东汉经学家服虔说是千金之重的东西，魏晋经学家杜预则说能把架屋顶的木椽反复从城门上掷过去。《春秋·僖公二十年》说，《经》书：春，新作南门。杜预又说，原来叫稷门，只是鲁僖公把门改造得愈加高大，今天此门还是与各门都不相同，改名叫高门。郦道元说，稷门的遗址还在，占地八丈有余，也称之为零门。《水经注》又说，（零）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雩坛是古时祈雨所设的高台，至于曾点，乃孔门弟子，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字皙，又称曾晳、曾晰、曾蒧，春秋时鲁国南武城，即今山东临沂平邑人。《水经注》说，县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左传·定四年》说，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墟。杜预注：曲阜也。《风俗通·山泽》，今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在今曲阜县治东。”其实，郦氏所说的“县”就是曲阜县。周公旦受封于故奄地曲阜，立国为鲁，楚国于前249年灭鲁，始设鲁县，隋是改为曲阜县。宋真宗时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宋高宗恢复县名，清代时期曲阜地方建制与明代基本相同，所以《水经注疏》说“今曲阜县”云云。《水经注》又说，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台，今虽崩夷，犹高数丈。季氏即季武子，也就是季孙宿，春秋时鲁国正卿，鲁国三桓之一。武子台即季武子台，在今山东曲阜东北。《左传》说，定公十二年，即498年，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人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郦氏又说，武子台西北二里有周公台。《清一统志·兖州府》“周公台”条引《府志》说，今文宪王庙，在城北高阜上，世所称鲁太庙旧址者，亦即其地也。
《水经注》又说，（周公）台南四里许，则孔庙，即夫子之故宅也。《水经注》又说，汉高祖十三年，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汉书·高帝纪》在十二年，此三为二之误。《礼记王制第五》说，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至于《礼记王制第五》中的“大”.古通“太”，亦即“太牢”。《大戴礼记·第五十八·曾子天圆》又说，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汉高祖路过鲁地，以太牢之仪祭祀孔子，可见规格之高！只是《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唐司马贞著《史记索隐》说，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有一道高中历史月考测验题：刘邦是一个拿儒生的帽子当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却为什么成为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且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正确答案是“礼”有助于上下尊卑秩序的确立。试题解答没问题，只是刘邦从厌儒到尊孔断然离不开两个人，一是陆贾，一是叔孙通。《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极武、任刑法、行仁义，法先圣是陆贾向汉高祖陈述的要点，刘邦听完之后“不怿而有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汉高祖尊礼祭孔，陆贾可谓功高，所以《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说，案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司马迁记述的是汉高祖七年，也就是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后朝中大臣和各路诸侯参加的一次朝会，按照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行事，刘邦很高兴，且尝到“为皇帝之贵”的滋味。至于叔孙通，后世有诗云：马上成功不喜文，叔孙绵蕞擅经纶。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不管诗作者出于什么样的观点或立场，叔孙通制定礼仪和陆贾“述存亡之征”，将刘邦从一个亭长改造成皇帝都有功可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丘明将礼定义得那么要紧，且不可更变，民行，皇帝自然也无懈怠之理，那刘邦过鲁就没理由以太牢之仪祭奠圣人了。
《水经注》说，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之，希有见者。郭守敬作《水经注疏》，引用《史记》和《汉书》和《论衡》等史籍，说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则坏孔子宅为初徙鲁事在景帝时，可《汉书·艺文志》、《刘歆传》、《移太堂博士书》亦作武帝时，只是“未深考耳”。其实，鲁恭王得《尚书》、《春秋》、《论语》等儒家典籍，于景王时还是武帝时，之于拙文所述都无关紧要。文景之治富强西汉王朝的同时，黄老之术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不只是削弱了封建等级的权威性，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也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而成为施政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障碍。也就是说，董仲舒发展并将儒家思想融入施政纲要、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至于鲁恭王，乃西汉宗室大臣，汉景帝刘启之子，名刘余。景帝前二年，即前15年，立刘余为淮阳王，七国之乱平定后封为鲁王。史料对鲁恭王的记述并不多，一如《史记》说靖王刘胜，也不过说其喜好酒色、有多少儿子罢了。只是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宅”得到诸多儒家典籍，比起刘胜留下那么多儿子倒有价值。所谓的科斗书就是科斗文，科斗文字是我国古代字体之一，也是篆字，包括古、籀手写体的俗称。因以笔蘸墨或漆作书，笔道起笔处粗，收笔处细，状如蝌蚪，故名科斗文，以其书写的书籍是古文经籍。东汉儒学家郑康成作《尚书赞》说，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如此以来，当时之人见到从孔家旧宅里掏出的科斗籍，郦道元说“希有见者”倒也不足为奇，只是也不尽然。《水经注》提到鲁恭王之前说，自秦烧《诗》、《书》，经典沦缺。事实上，郦氏之言有疏漏。汉高祖不喜欢儒生，只是也不绝对排斥儒学，且还有相应的文化开放政策出台。有论者说：“汉兴，改秦之弊，对于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包，楚汉战争刚刚结束，儒家经师就已在各地传业。田何徙杜陵，授《易》，伏胜以《尚书》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高堂伯以《士礼》十七篇教于鲁，楚王刘交聘穆生、白生、申陪为中大夫，在楚地教授《诗经》。”惠帝四年，即前191年正式废除“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天下诸子百家之书纷纷贡献于朝廷，秦王朝焚书时隐藏的书纷纷出世。至文景之时，儒学的传习愈加兴盛了起来。
《水经注》又说，于时闻堂上有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只是《水经注疏》说：“会贞按：《汉书》本传作闻钟磬琴瑟之声。《艺文志》同。《书·序》作金石丝竹，是郦所本。”钟磬是古代礼乐器，至于琴瑟多解，余以为此处释义为琴瑟之声为宜，古人以之为雅乐正声。“琴瑟不改，而清浊殊涂”出自《唐摭言·统序科第》，五代王定保所言之“琴瑟”就是雅乐正声。所谓的雅乐起始于西周，后世王朝也将其作为郊庙、朝会等国家重大典礼的音乐。如此以来，郦氏延用《书·序》之说未尝不可，金石丝竹泛指各种乐器，也形容各种声音，却非随口道来。“金石丝竹”一词出自《庄子·外篇·骈拇》，庄周说：“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庄子以骈拇起文，又以“乱五声”、“淫六律”言明顺人情、任自然之理，却必须提及师旷才行。师旷是先秦音乐大师，古人称之为乐圣，春秋时期晋国晋悼公平公时大臣，太宰，宫廷掌乐太师。庄子以“骈拇”为题，意在阐明“多余”之累，那样就会搅乱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且说师旷就是这样。暂且不表庄周之说，师旷身为乐圣，其可圈可点之为即止亡国之音，也就是正金石丝竹之声。《韩非子·十过》说，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韩非所说的“未终”是卫国乐师师涓当众弹奏的音乐中止，师旷之所以让其止奏，缘于“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也”。师延乃上古乐神，迫于纣王之淫威才作靡靡之音，周武王伐纣之时东走投濮水而亡。师旷阻止师涓的理由也名正言顺，“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如此以来，郦道元以“金石丝竹”作文，当述雅乐之意。至于鲁恭王派人拆孔子家的老宅时，堂上是不是真有金石丝竹之音不得而知，可联想到汉无名氏所作的《春秋孔演图》也顺理成章。圣人究竟是圣人，多一些谶纬之说也无可厚非，再想想于孔子墓前又独守三年的子贡，要是过分地在意真假就没有趣味了吧？
《水经注》说，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迳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漷水又名南沙河，即今山东滕州之郭河。郦氏所言之“薛”，乃古国名，即薛国，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和张汪镇之间，传说是炎帝之后裔。至于上邳，即古邳邑，又称仲虺城，西汉称上邳，在今山东滕州南。《续山东考录》引《晋志》说，奚仲迁于邳，谓之上邳，春秋之薛仍在邳。至于奚仲是帝俊之后代，任姓，奚氏，名仲，薛国人，东夷族，夏朝时期的工匠，被后世尊称为车神，薛姓始祖之一。《水经注》又说，又东过沛县东……黄水注之。《水经注疏》说：“会贞按：《济水注》，济水又东，迳小黄县之故城北，县有黄亭，近济，又谓之黄沟，县故阳武之东黄乡也。小黄县详彼篇。此言黄水出县黄乡黄沟，盖认今陈留之东北，封邱之南，自济出也。”
《水经注》引《国语》说，吴子会诸侯于黄池者也。黄池又名黄池亭，乃春秋时黄池邑，在今河南省封丘西南二十二里三姓庄北，《水经注疏》引《释例》、《元和志》等也说在封丘县西南。至于“吴子”一般认为是对战国卫人吴起的敬称，其实不然。《左传·哀公十三年》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杜预注：“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近济水。夫差欲霸中国，尊天子，自去其僭号而称子，以告令诸侯，故史承而书之。”《史记·吴太伯世家》袭《左传》之言也说，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司马迁所言之“十四年”乃吴王夫差十四年，即前495年，也就是鲁哀公十三年。《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说，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班固记述的是陆贾之言，汉高祖笃信马上得天下而轻视《诗》、《书》，其以商汤、武王“武逆取而以顺守之”劝谏，再说夫差、智伯极武、秦任刑法不变而亡，言明“行仁义、法先圣”为治国之道。陆贾以儒家为本、融入黄老之术，助刘邦制治国之策，所以宋代徐钧有诗云：溺冠骑项不知儒，马上功成习未除。新语见称应有意，当时人未说诗书。《诗》、《书》乃儒学经典，《白虎通义》说：“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遗憾的是，圣人之道于汉武帝之前不是安邦定国之策，好在曾经溺冠凌辱儒生的刘邦听信了陆贾之言，“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只是夫差滥用武力，率大军北上，与诸侯盟会于黄池欲“尊天子”，勾践趁虚而入突袭吴国导致其身死国亡。
《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周太王系公亶父，姬姓，名亶，西伯君主，周文王之祖父。吴太伯又称泰伯，姬姓，吴氏，名泰，吴国第一代君主。周太王传位于季历及其子姬昌，太伯和仲雍避让，迁居江东立勾吴，也就是吴国。周太伯为长，而周太王立幼，所以与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天帝为周兴邦开疆，太伯王季始将功建”出自《诗经·皇矣》，《论语·泰伯篇》也说，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死后传位于仲雍成就两家天下，一是季历的周天下，二是仲雍的吴天下，所以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说，太伯作吴，高让雄图。
《左传·哀公七年》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庄公十九年》说，楚人以为大閽，谓之大伯。孔颖达疏：大伯，伯，长也，为门官之长也。陆德明释文：大伯音泰。至于端委，《左传·昭公元年》说，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杜预注：端委，礼衣。孔颖达疏引服虔曰：礼衣端正无杀，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长，故曰委。《左传·哀公七年》记述的是吴国太宰嚭与子贡的对话，其中说到了大伯，也就是泰伯或吴太伯和其弟仲雍。子贡认为周太伯穿戴齐整推行周礼，而仲雍继承君位后剪断头发、身上刺上花纹作为裸体的装饰不符合礼仪，却又说有原因所以才那么做。只是《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与仲雍二人奔荆，文身断发以“示不可用”，如此以来就与《左传》所言“太伯端委”相悖。其实，司马迁所记述的未必有误，周太伯治理吴国不可能时时都“端委以治周礼”，断发文身也是治国策略之一。《春秋左传正义》说：“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论语·微子》说，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虞仲即仲雍，《史记·周本纪》说，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所谓的“废中权”就是弃官合乎权宜，权者，权宜；废者，放弃也。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都是逸民，也就是遗落于世而没有官位的贤人。《论语·微子》所言可能是仲雍尚未继承君位之时，也就是孔子所言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逸民。待仲雍像太伯治理吴国之后依然断发文身“以治周礼”，所以《善哉行》说：太伯仲雍，王德之仁。《逸周书·世俘解》说，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虞公即仲雍，周武王克殷之后，将几位先祖立为神主祭奠，《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说，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李贤注：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旧唐书·玄宗纪下》也说，时太庙为贼所焚，权移神主于大内长安殿，上皇谒庙请罪。太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说其“至德也已矣”，而仲雍追随太伯成为逸民自然被“民无得而称焉”。
《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季扎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姬姓，吴氏，封于延陵，史称“延陵季子”。诸樊乃吴王寿梦之长子，姬姓，吴氏，名遏，春秋时期吴国国君，是为吴顺王。《孔子家语·正论解》说，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左传》也记载了季扎出使晋国的经历，国君刚死去，大臣孙文子竟然沉溺于靡靡之音就说：“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好在“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孔子赞孙文子知错就改是为善，而季扎责其无礼不端“遂去之”是为正，圣人尚其贤也就不无道理了。除此之外，季扎与泰伯一样让国，也如孔子崇尚周礼，《礼记·檀弓》说，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礼记·檀弓》记述的是孔子大赞延陵季子的话语，所谓“习于礼者也”就是说其通晓周礼。季扎葬子穴不及泉，墓也不高，“骨肉归复于土命也”乃自然使然，即《礼记·郊特牲》所言“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所以孔子大赞其“之于礼也，其合矣乎”。“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出自《礼记•曲礼》，此谓之君子，延陵季子义正、习礼，是君子也是圣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说，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伍子胥系吴国大夫，以封于申，也称申胥。夫差听信太宰嚭的谗言令伍子胥自裁，可《史记索隐》依据王劭考证《孔子家语》和《越绝书》说“是时子胥未死”。只是伍子胥究竟死于什么时候，之于拙文来说还不要紧，论夫差当之为要。吴国层依仗伍子胥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等国成为诸侯一霸，太宰嚭“顺君之过以安其私”的确是残国之道。如此以来当发问，夫差究竟有何过哉？且听细说端详。猛暴是其一，也就是《弘明集·正诬论》所言之“不苟婬刑极武”；数战是其二，不顾国力衰败而四处征伐以争霸中原；信谗是其三，忠言逆耳才排斥伍子胥，而太宰嚭“顺君之过”的目的是“以安其私”，，管仲曾故为三归之家，也就是娶三姓女子以掩桓公之过，可齐桓公既贤不失王道。僭越是其四，去吴王而称吴子会诸侯于黄池，按司马氏所言是“欲霸中国以全周室”，此之为大过也，较之于三让天下的太伯和仲雍相去甚远矣。《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司马迁记述的是子贡劝谏吴王夫差的话语，吴王听罢十分高兴，可其也未能“立其义”。子贡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至于十哲，《论语·先进》说，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子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赵简子曾问子贡，孔子为人怎么样，子贡说，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圣人无所不知，道德高深，只是子贡劝谏吴王夫差论勇者、仁者、智者和王者，其得圣人之道亦如江海一样宽阔也深邃！
《水经注》说，黄水东流，迳外黄县故城南。秦时置外黄县，属砀郡，治所在今河南民权县内黄集。西汉置内黄县，属魏郡，治所在今河南汤阴东北故城村，《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曰：“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如此以来，有内、外黄县之名就顺理成章了。只是《水经注疏》提及外黄县说：“会贞按：秦县，汉属陈留郡，后汉因，魏、晋属陈留国，后魏废。《地形志》，济阳有外黄城，在今杞县东北六十里。”民权建县前，境域分属考城县、睢县、杞县，如此以来，《地形志》所言只是地名之间的差异。至于陈留郡，在今河南开封陈留镇，西汉始置，隋初废。至于济阳，属战国魏邑，西汉始置县，治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属陈留郡。至于外黄城，也就是外黄县之故城。《水经注》又说，圈称《陈留风俗传》曰：县南有渠水，于《春秋》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别都矣。东汉圈称是陈留郡人，与同时期的应劭对地名渊源的研究都颇有建树。《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春秋》杜《注》，陈留外黄县城中有曲棘里，宋地；《公羊》，曲棘，宋之邑也。吴王夫差于黄池会各路诸侯的时候，很可能不会在意黄水的流向，可其到了外黄县就流进宋国的疆域。蒙地，即今商丘蒙县故城有庄子；商丘，即宋国都城有惠施和墨翟；相邑，即今淮北相城区有圣人的高徒闵子；栗邑，即今河南省夏邑是孔子的祖籍地。行文至此当有诗：岸边乱峰倒交错，故水不逝影犹存。落叶无驻浮于水，残花流芳袭绿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