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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有音亦作乐，响彻古今无停波；寒水不去见风骨，泱泱河川自分流；唐水细微通沧海，曲流蜿蜒见春秋；悠悠我思空忧古，听取东流易水声。
《水经注》说，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径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渐离城在现在的河北易县西南，也就是燕太子丹设馆安顿高渐离的地方。《史记·刺客列传》说，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就是在司马迁说的“明年”，即公元前222年，带着灌了铅的筑去刺杀始皇帝未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千古绝唱，高渐离紧步荆轲之后尘，只身闯入秦宫，慷慨赴死以反暴秦。之后，张良为报国破家亡之恨刺杀秦始皇。再之后，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起了平民抗争的浪潮。刘邦又紧步陈吴的后尘斩蛇起义，至楚汉争霸，大秦帝国也寿终正寝。
筑似琴，起源于楚地，其声悲怆而激越，先秦时广为流传。高渐离善击筑，荆轲死后藏匿于宋子，即今河北赵县宋城村充庸保，也就是受雇于人当酒保干杂工。“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出自《史记·刺客列传》，高渐离当众击筑博得美誉，也找到了刺秦的时机。司马迁又说，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始皇帝闻听宋子城人说高渐离会击筑就发出了邀请，大概缘于筑声与秦声能产生共鸣吧？
《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当年，李斯说珠宝说良驹说音乐，意在劝谏秦嬴政收回成命，以达到客卿强国的目的，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也的确是真秦之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听《秦风》极其宏大，以为是周朝旧地的乐歌。西晋杜预说，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也说，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者谓之夏。“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出自《诗经·国风·秦风》，诗以律为歌，除了有周乐之雅，还不失粗犷的戎狄之音，大气磅礴之势呈现出秦人强悍劲健之风。《史记》说，（高渐离）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 高渐离举筑欲击打秦始皇之时，筑声也戛然而止，悲怆而激越之声却未必只绕梁三日。
乐府是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之官署，汉承秦制依然沿袭其名。嬴政称帝之后，书同文、车同轨，又焚书坑儒，再与匈奴展开一次次较量，至于秦之声，的确没太大的发展，可秦朝设立乐府机构，致使西汉之后的音乐文化得以繁荣。只是音乐不过是秦文化的一部分，“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出自《郭偃之法》，这是秦文化的精髓，也是秦能攻克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
始皇二十五年，秦大将王贪率大军攻燕，燕王喜被俘，国亡。秦沿袭燕国旧制，依然实行郡县制。之后，秦始皇开始利用地方郡县官吏推行、传播秦文化。《史记》说，秦始皇二十七年治驰道。《汉书·贾山传》也说，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东汉应劭说，驰道，天子道也。“治驰道”只是秦国光扬秦文化的外在表现，能将其精髓植入华夏文化之沃土才是终极目的！
秦孝公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商鞅奔秦，要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目的之前，秦孝公的立场还不是那么坚定。只是秦国偏居雍州，各路诸侯视之为蛮夷之邦，甚至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理秦国，也难怪秦孝公愤而发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商鞅变法最终变成现实，政治与世俗脱离，功利与国家意识结合，以建立大一统的封建政权，也是始皇帝光扬的秦文化精神！商鞅变法之前，秦承袭的还是简单、质朴的部族文化，可自由、奔放的人性化文化精神被取代之后，除了保持彪悍、劲健之遗风，自秦始皇之后又开创了文化专制之先河。秦国政治专治和文化专治势必激起民众的反抗，尤其是朝代更迭之初，那王侯将相就真的无种乎了。高渐离追随荆轲再次刺杀秦嬴政，之后反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除了侠义天下之心，还不该忽视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邹鲁文化、楚越文化和齐文化在秦大一统之后并未消亡，何况，燕赵风骨一直渗透在华夏文化之中。“燕山北起高峨峨，东流易水无停波”出自明朝王恭的《赋易水送人使燕》。精神流变在西汉之前也是跌宕起伏，可泱泱华夏，海纳百川，最终凝结的就是万世不衰之精华！
《水经注》说，易水又东与濡水合，水出故安县西北穷独山南谷。濡水又东南径樊于期馆西，是其授首于荆轲处也。穷独山在今河北易县北二十里马头，又名马头山。樊于期是秦国将领，公元前233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率兵秦攻赵大败，畏罪叛逃燕国，拜大将军。秦王大怒，将樊于期的父母、宗族全部杀害。樊于期知道荆轲去刺杀秦王除了带着督亢图，还要他的首级，为报家仇干脆自刎。《水经注》说，濡水又东南流径荆轲馆北，昔燕丹纳田生之言，尊轲上卿，馆之于此。荆轲是卫国人，喜读书、好击剑，遇燕国处士田光才效力燕太子丹。《史记·刺客列传》说，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史记·刺客列传》又说，其后秦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燕太子丹与秦嬴政除了个人恩怨，还有亡国之忧，那他请人刺秦就合乎情理了。
《水经注》说，易水又东径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北魏阚駰称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与宾客知谋者，祖道于易水上。郦道元则说荆轲与燕太子丹诀别于武阳城南，却依然没离开易水。《战国策·燕策》说，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淮南子·地形训》说，变徽为商，盖悲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古代音乐的七个音节，以变徵为主调的音乐悲怆也极其苍凉。《水经注》说，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皆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战国时期，变徵之音本是宫廷礼乐的基本阶名，可连高渐离操筑之术都如此娴熟，可见于燕国士人和民众中早就流传之广。
《乐毅报燕王书》说，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史记正义》说，大吕，周庙大钟。燕昭王二十八年，乐毅联秦、韩、赵和魏四国共同伐齐，激战于济西，大败齐军。乐悬是将钟磬之类的乐器悬挂起来，能形成一种制度缘于周礼，依据不同的政治内涵依次排列，也就有了严格的等级化乐悬制度。燕昭王将从齐国缴获的大吕置于元英殿上，且在“故鼎”、“齐器”之前，无疑将之视为国之重器。大吕又是古代乐律之名，分十二律，阴阳各六，六阴皆称为吕，其四为大吕。《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乃奏黄鐘，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周公制礼，发儒学之先声，可自春秋之始礼崩乐坏之后，儒学在百家争鸣中一直没独占鳌头。只是除了偏居西陲的秦国轻礼，称霸诸侯的齐国也淡化了礼之约束，与尊礼的鲁国自然有了区别。至于燕国，置大吕于显耀位置，不过予以政治上的考量。燕太子丹一心刺秦，却悲叹“国小、力不能”，除了地域和国力的原因，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心理极其复杂，也是燕最终被秦国取代不可忽视的因素。
《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寡人蛮夷辟处”出自《战国策·燕策一》，这是燕王对张仪说的话，含有自谦的意思，却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孔子周游列国唯独对燕国不齿，史书上也没留下圣人踏进燕地的足迹；春秋时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放异彩，却只有燕国没本土学说。燕国偏居北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生产方式决定文化方式，置身在苦寒之地，与蛮夷部族发生冲突又不可避免，文化落后于诸国也不足为奇。地域和生存方式决定了燕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的接触，发生碰撞后也有了自然而然的融合。有人说，商起源于幽燕，燕人崇武、尚鬼应该是殷商遗风。《诗经·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人不讲究“德”性，对先王的歌颂也不言其德，而是颂其武力功业。至于礼，殷商时期的礼乐文化也只是处于萌芽期，不过是崇武、尚鬼的外在表现形式。殷商遗风直接影响了燕地文化，崇武造就了燕人侠人性格，慷慨赴死才有了一曲曲悲歌！只是燕文化又具有不可回避的矛盾性，武王兴周致使礼乐文化盛行，燕地又在周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传播开来。周文化以“礼”和“德”为价值核心，“惟德是辅”出自《尚书·蔡仲之命》，礼和德互为因果，修德、崇礼才会达到完美统一。只是受封于燕地的周王室贵族，作为周文化之传播者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致使燕国的君主们一直持有矛盾也复杂的心态，维护周文化的同时，却又不得不照顾本地文化。如此说来，较之于强悍的秦文化来说，燕文化之“优柔”就不能不说是致命的缺陷。关键是秦文化之强悍具有群体性，燕人崇武却是个体性。荆轲以“不复返”之誓言西行刺秦、樊于期献首级成人之美、高渐离瞽目掷筑直逼嬴政，的确都“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只是荆轲、樊于期和高渐离与攻六国成一大统的秦人相比，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差异就显而易见了。好在一种文化不会轻易被另一种文化消灭，何况，暴秦之寿数又极其短暂，燕赵相邻，两种基调一致的文化也丰富了泱泱华夏之文明！
《水经注》说，滱水又东径唐县故城南，此二城俱在滱水之阳，故曰滱水径其南。城西又有一水，导源县之西北平地，泉涌而出，俗亦谓之为唐水也。其水南入小沟，下注滱水。“中山治卢奴，唐县故城在国北七十五里”出自《十三州志》，郦道元却对阚駰之说予以否认。《史记》说，帝喾氏没，帝尧氏作，始封于唐。《水经注》又说，考古知今，事义全违，俗名望都故城则八十许里，距中山城则七十里，验途推邑，宜为唐城。郦道元说，唐城即中山城，是武公的国都，武公与周王同姓。住在唐城里的武公是中山文公之子、中山国第二任君主。周王室衰微，赤狄侵扰，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派管仲前去抗击，且筑城以巩固边防。《水经注》说，其后，桓公不恤国政，周王问太史余曰：今之诸侯，孰先亡乎？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所以异禽兽也。今中山淫昏康乐，逞欲无度，其先亡矣。中山武公淫昏康乐，果然被赵武灵王于公元前296年灭国。齐桓公晚年昏庸，死后究竟还有诸多姜齐君主继位。只是齐桓公与以“胡服骑射”强国的赵武灵王一样，心怀不凡之术才称霸诸侯，尤其是拜管仲为相后，内整顿朝政、例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存亡续绝。如此以来，齐国与近在咫尺的邹鲁之地就拉开了距离。百度汉语对“邹鲁”有多种解释，最值得在意的是，借指文化昌盛之地、礼义之邦。依照对邹鲁的解释，齐国作为姜子牙的封国就不是礼仪之邦了，如此结论似乎于理不合、于情也不通，却又似乎于理合、于情也通，这样自然矛盾了。只是凡事正是处于矛盾之中才大有文章，却必须暂时离开唐水走近济水才行。
春秋战国是重要的转型期，新的伦理观念与旧习俗形成难以协调的对立，社会学家把那种留恋过去的行为称作遗蜕。《史记·滑稽列传》说，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三。淳于髡用来当作反面教材劝谏齐威王，还说出“言不可极、极之而衰”的道理。男女同席失去分寸不说，损伤仪表又伤风化，与大讲男女有别的邹鲁相比，的确与齐国大不一样。
《汉书·地理志》说，（齐）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姜子牙助武王伐纣有功封地于齐，司马迁说，（姜太公）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也是司马迁所言，可国富强了是不是就不讲礼仪了？非也。《史记》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姜太公简礼而不是去礼，营荡以礼乱齐被诛，有子而溺爱，不是仁；“妻长而夫拜之”坏男尊之序，不是义。姜太公讲究仁礼义和道德不只是延续了周礼，还成就了儒学，尤其是齐鲁只有一射之地。姜子牙死后，后世君主继承其遗志强国兴邦，其精神流变却逐步发生了逆转。大灾之年，管仲曾对问计的齐桓公说，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商兴而国兴是管仲能富齐的有效举措，“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倒也符合市场规律，只是“靡”之愈烈结果就越不好。《管子·小匡》说，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游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宠，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梁肉，衣必纹绣。管仲说的是齐襄公在位时极度奢靡，只是其本人又如何呢？《列子·杨朱》说，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从，道行国霸。列子说管仲“淫”不是和君主一样淫荡，齐桓公不是好君主，作为相只能过分地顺应，连孔子都佩服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其实，管仲也不能不那么做，“富者靡之”本来就是口号，齐桓公富有一国，糜就是自然，可越糜越让贫者起劲地为之。只是问题又来了，齐威王是田齐君主，任用淳于髡为政卿大夫，暂且不说群臣是否志合言从，“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到底不成体统，如此说来又是谁之过呢？似乎也没必要非找出一个人来承受过之罪，齐国重商而富，可“为之”者们未必不受影响，何况，“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至理名言。“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出自《诗经·齐风·东方之日》，《毛诗序》说，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只是《诗切》说：刺不亲迎者，言有美女光艳照人，不知何自而来，如东方初出之日也。对《东方之日》这首诗历来褒贬不一，可要是邹鲁人必定会含蓄一些。齐襄公与文姜兄妹乱伦也有争议，可鲁桓公到底因夫人不检点丧了命，再说“上有好者”就没意思了，可不说又能说什么呢？只是齐襄公在位时孔子还没出生，可姜太公人去其音声还在呀？好在战国时期，孟子、荀子都极力促使齐、鲁文化融合，儒学也影响了齐人，精神流变再次发生了逆转。齐鲁融合似乎是好事，却似乎又不是，不过，是与不是汤汤济水自有声，也就没必要多言多语了吧？
至于中山武公，中山国本身就是白狄建立的小国。白狄属狄人，居西部，起初受赤狄人奴使，待向东扩张有了实力就不断地与华夏邻国发生冲突。只是白狄人与华夏族打打合合，一时难以融于一体。如此说来，中山武公就不会受礼之约束，所谓的“淫昏康乐、逞欲无度”也应该顺理成章。只是魏国灭掉中山国后，中山桓公又复国，且国力鼎盛，却终究被赵国所灭。唐水有独源，可最终注入滱水，滱水又至长城注入易水。其实，天下川流莫不如是，只是精神之流又何尝不是如此曲折、变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