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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浊水下清上浊，似乎泾渭分明，岂不知清中有浊、浊中有清；侠义当褒亦有贬，濮音遭斥未断弦，儒仁有矩行方步，缥缈虚无假亦真；水中有水混无迹，济水自清亦自浊。
“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出自唐代诗人李颀的《杂兴》，诗意明了，却也委婉含蓄。周公辅佐武王伐纣、制作礼乐才被尊为元圣。陆通剪头佯狂不仕，躬耕食而养性，也不负楚狂接舆之名。李颀怀才不遇才悲叹世间苍凉，一生两隐各滋味，不羡周公慕舆狂！只是济水与黄河本是一脉，且也有多条枝津注入，水中有水，浊清相混，清清浊浊又如何辨明呢？
《水经注》说，濮渠又东北径酸枣县故城南，韩国矣。濮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郦道元说，水上承济水于封丘县，即《地理志》所谓濮渠水首受济者也。杜预说，廪延，郑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酸枣县因境内多棘而得名，自秦置县，至宋改为延津。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县域自然划入了韩国的版图。《寰宇记》说酸枣县故城里有韩王台，《汉官仪》则说那是韩王望气台。《水经注》说，城北韩之市地也。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韩相侠累，遂皮面而死，其姊哭之于此。与韩侠累争权失败，严仲子离开韩国结识了聂政。聂政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意在报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却又怕连累妹妹才毁面、挖眼、剖腹自杀。市地无非是酸枣城内的商贾辐辏之街衢，妹妹伏尸痛哭，悲哀之极死在了聂政身边。
清·赵翼说，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司马迁也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除此之外，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还提到了“彰弟哭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韩人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干脆“暴其尸而县之千金”。妹妹认定被暴尸的人就是哥哥，不顾旁人劝阻，伏尸痛哭以彰显聂政之侠名！
严仲子结交聂政不外乎一个仁字，而聂政以义回报还不惜搭上性命。儒行仁囿于方圆，侠行义无拘无束。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且说出自己的欲念，聂政却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为由拒之。严仲子也不介意，临别之前还“卒备宾主之礼”。只是聂政视严仲子为知己，还感叹“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也难怪待母亲去世之后舍生“为知己者用”！昔日读《史记》就感怀聂政之侠肝义胆，今日又读《水经注》不免嗟叹，仁与义其分其合意味之深邃！龚自珍说，任也者，侠之先声也，古亦谓之任侠。侠起先秦间，任则三代有之。侠尚意气，恩怨分明，儒者或不肯为；任则周公与曾子之道也。周公制礼发儒之先声，任却当首，曾子也坦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两位先哲成就了聂政，也难怪南宋大学者徐钧有诗云：为母辞金义且仁，却甘为盗忍轻生。只是韩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春秋乱世，礼崩乐坏，百家发声，各抒己见，侠诚然承周公、曾子之道，却依然被视为不道之为。只是豫让、聂政之流千古流芳为后世敬仰，且成就一种文化因子在对抗与交融中延续至今！
《水经注》说，濮水北积成陂，陂方五里，号曰同池陂。又东径胙亭东注。濮水离开酸枣县往北留下一个大池塘又往东流去，奔腾巨浪却带不走重重旅痕。孔子适陈遇难在匡城、楚子囊伐陈公会于城棣、聂政刺韩相侠累在酸枣县，却都在濮水岸边，那谁清谁浊或水清水浊？濮中有济，济中有濮，水水相混却自有清浊！
《水经注》说，濮水又东径濮阳县故城南。昔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师延投水而死缘于其为纣王作靡靡之音，至此时水清还是浊？师延是上古时期的乐圣，“拊弦琴，则地祢皆升；吹玉律，由天神俱降；听众国音乐，以审兴亡之兆”。师延所做之乐应该与后来的礼乐合拍，偏遇到一个纣王，无奈才作靡靡之音，那谁清谁浊自然明了。《水经注》又说，后卫灵公将之晋，而设舍于濮水之上，夜闻新声，召师涓受之于是水也。郦道元记述的有故弄玄虚之嫌，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乐师，师涓又喜欢搜集民间音乐，为卫灵公弹奏一曲靡靡之音应该没问题，却必须说得乐曲于濮水之上。司马迁说，桑闲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汉书·地理志》也说，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如此以来，濮上就有了有别于雅乐的郑卫之音，也难怪连阮籍都说：“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武王兴周也兴礼，只是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郑卫之音就是罪魁祸首。遗憾的是，桑间濮上从来没少过郑卫之音，“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出自《诗经·桑中》，这是诗是歌也是舞。只是司马迁说，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淇水离濮水不近，可濮水之上有师涓的影子，也有师延留下的余音，关键是郑卫之音非靡靡，只不过硬被人归于一类罢了，至此时水究竟清还是浊？
《水经注》说，济水故渎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巨野薛训渚，历泽西北又北径阚乡城西。阚乡城是春秋鲁邑，在今山东省汶上县。据《皇览》记载，阚乡城中有蚩尤冢，七尺高，十月祭祀时有赤色雾气从墓中冒出来，像深红色的飘带，人们都说那是蚩尤旗。蚩尤战炎黄时还没有“伯禹腹鲧”的神话，却是必不可少的铺垫，只是女娲的神话或传奇并没有失色。九黎部族以牛为图腾，曾经生活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地区，与炎、黄部落并存还没有谁是蛮夷之说。只是蚩尤妄想独霸天下，与炎帝分裂后，两个人就变成了对手。炎帝被蚩尤打败之后干脆归于黄帝，龙图腾最终取代了牛图腾。《皇览》说，山阳巨野县有肩髀冢，重聚大小，与髀冢等。传言蚩尤与黄帝战，克之于涿鹿之野，身体异处，故别葬焉。蚩尤与黄帝大战于逐鹿之野，肢体被割裂后分散在各处，难怪巨野县还有肩髀冢。巨野县北邻黄河，流过阚乡城的济水又上承巨野薛训渚，与黄河一脉自然能分得出清浊来，只是蚩尤、黄帝远去了，清浊还那么分明吗？
《水经注》说，濮渠又东径蒲城北，故卫之蒲邑。蒲城就是如今的河南长垣县，郦道元用“故卫”二字，缘于卫国被魏国兼并后就变成了首垣邑。孔子与学生交锋的时候，子路还在卫国的蒲城当蒲宰。见子路舍私粟分给为鲁国修沟渠的民工们，孔子干脆让子贡砸了他的器皿。只是郦道元读了《孔氏家语》后，说子路在蒲城当官时的确舍死粟分给了民工们，文中却没提到鲁国，还说孔子去卫国多次称赞他的政绩。闲读《水经注》到此也觉得不通，那是不是韩子的误笔呢？唐代赵蕤所著的《反经》中也记载了子路的事迹，却说他是邵宰。邵是春秋晋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山西省垣曲县东。《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戌郫邵。郫邵又名郫、邵亭，在今河南济源西，春秋时属晋，与赵蕤提到的邵应该是一个地方。粗看起来倒没什么，子路能去卫国当官，那人家去晋国也未尝不可，却依然不通。《反经》中也说在鲁国修长渠，可鲁邑中好像没邵这个地方，或是字误或是音误亦未可知。《反经》中记录了子路与老师的一段对话，也留下了“子路侵官”的典故。孔子之所以让子贡用暴烈的方式阻止子路，缘于圣人认为“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濮水流到蒲城就离酸枣县很远了，可聂政和妹妹留下的水之“清”依然不去。严仲子以仁结交聂政，聂政以义回报严仲子。子路用自己的粮食馈赠民工也在行仁，却不需要回报，只是孔子责怪他“过其所爱”也不是没道理。儒倡导仁，孔子才主张“天下爱天下”，那是礼是制，就是爱也要有个尺度，不能超越行仁的范围，这也反映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髓！儒以仁行天下，侠以义施仁，手段不一才有高下之分。只是子路之仁、聂政之义都不过，汤汤河水有无数条枝津，河水为源、济与濮相依，清浊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水经注》说，济水又北径梁山东，河东岸有石桥，桥本当河，河移，故厕岸也。古老言，此桥东海吕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吕母宅，宅东三里即济水。《后汉书·刘盆子传》中也记录了吕母起兵的事情，缘于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之孙城阳景王刘章之后，曾被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拥立为帝。吕母的儿子被县宰枉杀，以义聚众三千杀向海曲城，破城后杀了昏官名声大振。之后，起义军遭到王莽的镇压未果，可吕母因病去世大部分人归顺了赤眉军。无独有偶，东汉年间，交阯郡也发生了由征侧和征贰两姊妹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之前，还有个长安女子公开讨伐王莽，让他交出政权，结果遭到捕杀。吕母起兵以义字当头，名义上替子报仇，却是为了大众不再受污吏的欺压。较之于为一人之利献身的聂政，吕母、征侧和征贰等被称为女杰自然当之无愧。东汉时期，女性的生存环境不再宽松，除了钦定、颁布的《白虎通》，还有班昭著的《女诫》。遗憾的是，东汉末年，政治愈加黑暗，朝政颓废，儒家传统价值观遭到怀疑，吕母等人反抗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义字了。濮水上承济水，汶水再注入济水，而清河水，就是戴延之说的清口水又与汶水会合，待济水流过梁山也到了吕母的家门前。吕母看得出济水的清浊，郦道元也分得清，只是谁的眼睛都是一把尺子，尺子不一样测量的结果也自然各有不同。
《水经注》说，济水又北径鱼山东，左合马颊水。水首受济，西北流，历安民山北又西流，赵沟出焉，东北注于济。鱼山有两座，一在河南永城，是芒砀山群的一座山；一在山东东阿县，也就是吾山，《鬼方昆吾玁狁考》中说，古鱼、吾同音。柳舒城在鱼山上，也叫留舒城，郦道元说，魏东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终焉之志，及其终也，葬山西，西去东阿城四十里。东阿城在阳谷县阿城镇西北，春秋时属齐，称柯邑，又称阿邑，秦改东阿，设置东阿县，北魏时是曹植的封地。曹植徙封东阿之后，除了潜心研究儒典，还在抑郁中吟诗作赋。“登鱼山，临东阿，谓然有终焉之心”出自《三国志·曹植传》，曹子建希望终焉于此之前于缥缈中与渔姑相遇，一座渔姑庙似乎为证，再想想《洛神赋》却又虚无得那么真实！
提到曹植不能不说他的诗赋，《七步诗》之睿智、《洛神赋》之幽美，《白马篇》之飘逸，却只是子建登鱼山、临东阿时的追忆。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说诗中的马上少年有聂政之勇之忠，倒不如说曹植有“视死忽如归”之愿！有人说，游侠进入诗歌，当属汉魏之际，使游侠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却应首推曹植。文学高于生活又源于生活是老话，可曹植的游侠诗也的确反映了春秋之后、北魏之前游侠文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韩子说侠以武犯禁，司马迁偏说已诺必诚。遗憾的是，侠起于先秦，经历春秋战国和暴秦后，其成分也变得极其复杂、良莠不齐了，难怪司马迁又说，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只是司马迁不以其丑一概而论，“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不幸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对游侠展开了围剿。郭解行侠仗义，兼有儒家之风，却终究被斩杀，之后汉武帝又趁机诛杀了一大批游侠。处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被儒化的时代，游侠被围剿也是一种必然，只是汉武帝并没彻底消灭游侠文化。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曹植塑造的马上少年不输给荆轲，也不让侯嬴，征战于万里沙场上、穿梭于血雨腥风中！曹子建作《白马篇》时一定也意气风发，又何谈于鱼山上终焉乎？
《水经注》说，其水又东注于济，谓之马颊口也。济水自鱼山北径清亭东。曹植在东阿待的时间不长就去了陈地，也就是今河南淮阳县为王，可他死后还是长眠于鱼山之上。济水离开鱼山往北流去经过清亭，之所以叫清亭缘于济水下游的水又清又深。如此说来，东阿王站在鱼山上看到的就是浊济了。“吾闻齐有清济、浊河以为固”出自燕王之口，也就是说，燕国可以打齐国，可清济和浊河难以攻破！济水源于河水清浊自分，流至清亭又分出清济和浊济，可水清未必无浊，水浊未必无清，无浊无所谓清，无清也无所谓浊，水流无语勿自诩，济水清浊自分明！
